郑孝胥，名士抑或政客

“名士”与“政客”并不矛盾，“通脱、狂狷”之文人、名士，自然“也不妨为能员干吏”（赵园：《制度·言论·心态———〈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续编》，第13 页）。在儒家政治文化传统内，文人、名士凭借科举，一步而入居宦者的殿堂，身份转换间的那一种默契，已毋须多言。然在各代，名士之特点仍各有侧重。

杨国强教授认为，名士之嬗蜕，至清末，已经显示出一种政治化。与旧日的名士相比，清末名士之能够得名，“全都源自于他们之直入时务和标张时务，其间的嬗蜕正显示了一种名士的政治化”，“除了张謇和康有为，当日汤寿潜以'中式文字，竟破程式，放言时事，海内诵之’；郑孝胥以'平日留心时务’而识见迈出时流，被目为'名士之冠冕也’。皆肯用功夫于大题目，而后出人丛而为一世所注目的。这些人立起于庙堂之外，已经明显地不同于清流。然而溯其渊源，则后起的名士大半都与清流一脉曾相延接”（杨国强：《晚清的士人与世相》，第194—195 页）。“与梁启超在海外做文章相比，时论举郑孝胥、张謇、汤寿潜为一类，统称'郑、张、汤三君在今日号能做事者’，或者'张汤郑当时’”（杨国强：《晚清的士人与世相》，第204页），他们“在士议鼓荡中穿走呼应，并各以长才而为人望所归。官界之敬视之与畏视之，犹在报馆名士之上”（杨国强：《晚清的士人与世相》，第204页）。

清末名士政治化的时流，使“二三名士坐而论道，从容调度国事和外事”，而“总督、尚书、亲贵心悦诚服地一路跟着走”，“士议鼓荡各据学理，而后学理不仅有说明力，而且有劫持力”，“名士伸手进入政事”成为“理所应有和势所当然”（杨国强：《晚清的士人与世相》，第205—206页）。郑孝胥身在其中，正是如此情形。

察观郑孝胥的人生状貌，应注意“文”、“政”二质的交错表现，看到他作为“名士” 与“政客”，分别具有的两种人生面相。就他一生言，“士” 与“政”，二者的表现，并不均衡，在不同的时期里，二者的主次、轻重也有变化。

1931 年《北洋画报》刊登之《盛传随溥仪离津之名书家郑孝胥》

游幕初期，郑孝胥以“衙官屈宋”（《郑孝胥日记》，第448 页）入幕，自标高格，颇有以“文”干进之迹。如他初到李鸿章幕时，以文呈阅，获得李鸿章的高度赞扬：“此岂非二甲高等卷乎，我平生不以鼎甲许人，为其系于运气；可以二甲，即可以鼎甲矣。”（《郑孝胥日记》，第71页）随后，他得以随员的身份，跟从李鸿章入京。郑孝胥赴日后，李鸿章还向李经方提起他“文笔入古，人且清挺”（《郑孝胥日记》，第221页）。在张之洞幕，郑孝胥更是拿出擅长手艺，他与张之洞以诗相鸣，政务之外，谈诗论道，风雅的情景，在郑孝胥日记里多有记述：

光绪二十五年（1899）正月二十日：昧爽，渡江至武备学堂。久之，梁星海亦至。……闻南皮已至姚家园，在山后，遂与星海同往。……园殊狭陋，有小坐落，亦浅隘，梅花半开者约十数株。南皮自踏湿泥，四向觅看。午刻而食，坐中谈诗甚欢。日斜乃散，即返局。夜，作七律一首。月上横江，影如玉塔，倚阑久之乃寝。

二十一日：寄诗于制军。……看遍官梅爱野梅，自麾驺从踏莓苔。入春风色连林觉，过雨山园一半开。赏会未妨饶胜事，忧勤终是靳深杯。寻花士女成围处，竞指元戎小队回。

八月初三日：以小轮渡江诣南皮贺并献诗为寿；……园中桂盛花，香甚，坐小亭中谈诗至曛黑。……南皮极称余诗沉雄宕逸，簿书旁午中而不损其高雅之趣，此为无匹也。又询余北洋调办海军营务处之说确否，且曰：“子之才笼罩一切，无施不可。海军事难速效，又滞于一端，可毋应也。”（《郑孝胥日记》，第715、716、734—735页）

这样的交流，无疑有益于感情的沟通。同时期亦在张幕的陈衍称，张之洞不喜江西诗派，但独推重郑诗，对郑诗“实有偏嗜，极称赏者甚多”（陈衍：《石遗室诗话》，第282页），而郑孝胥亦“生平诗为南皮作者独多”（王揖唐著，张金耀校点：《今传是楼诗话》，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69页）。王揖唐称，“挽南皮诗多矣，余终推海藏之作”，“海藏与南皮固有谭艺之雅者”（王揖唐著，张金耀校点：《今传是楼诗话》，第268、269页）。这一时期，郑孝胥“文”质胜于“政”质，“名士”、“诗人”身份，是他的立身根本，同时，亦是他自标高格的手段和致誉的方法。

郑孝胥画松

随着郑孝胥谋才展显，其“政”质特点逐渐显过“文”质。这个时间，大致在1897、1898年间。1897年，郑孝胥以盛宣怀一见之下，“极相倾倒”，获得奏保，在上海铁路总公司办事，并由此重新获得张之洞的关注。1898年７月，张之洞以“才识坚定，学问湛深，办事沉挚有力”，“于东、西洋形势、政术均能得其要领，确有见地”[《保荐使才折》（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初一日），《张之洞全集》第二册，第1317页]，保荐郑孝胥。８ 月，郑孝胥以张之洞特保入京，被光绪皇帝召见。这时，“郑当时”之名，广泛流传，他的“政”质开始显现。1899年，郑孝胥主办京汉铁路南段总办，兼办汉口铁路学堂，并入张之洞幕府，得到张之洞的倚重，成为他的核心幕僚，“于清季政事之起伏”，“数数预谋”。不久，督办广西边防，更有“郑龙州”的称谓。这一段时间，可谓郑孝胥“政”质大发展阶段，由诗人而为能员干吏，他的“政治”人生面貌，渐趋成熟。

1906年，郑孝胥在上海创办预备立宪公会，鼓呼立宪，长袖当舞。1907年，发生丁未政潮，郑孝胥先居间为岑春煊设计，后入端方幕府，辗转两方，并以官位为进退，两度辞官，是时，他的“政”质充分表现，臻于成熟。以后，他更着意搞好与要员大吏的关系。1909年冬，应东三省总督锡良邀请，赴奉天主持锦瑷铁路，并任葫芦岛开埠事。1911年，盛宣怀入掌邮传部，郑孝胥宿主借外债筑铁路，与盛宣怀计议，遂有“铁路国有”之说。端方督办汉粤川铁路，力荐郑孝胥出任湖南布政使，并有擢任巡抚之承诺。这一时期，郑孝胥的政治取舍，全在个人仕宦经营，全面展示出一个老到“政客”的形象。

民国建立后，郑孝胥的政治发展戛然而止，却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诗歌、书法成就斐然。郑孝胥在晚清诗坛即为闽派魁垒，与新江西诗派首领陈三立并称，二人“屹为二宗，如禅家之有能秀”（王揖唐著，张金耀校点：《今传是楼诗话》，第255页）。近人钱仲联不屑郑孝胥，然论诗，亦承认“近代为宋者，散原、海藏为二大宗”，“迩来风气多趋于散原、海藏二派，二家自有卓绝千古处”，而“近代为海藏一派诗者最多”[钱仲联：《梦苕庵诗话》，见《海藏楼诗集》（增订本），第578页]。

而无论如何转换，我们可以看到，在转换中，“变”的是身外的时代环境，以及相应的社会身份、政治生活、人生结局；“不变”的是内在的价值观、作为儒家士大夫的政治文化价值观与人生价值观，以及在价值观指导下的儒家士大夫的政治、人生追求。

另外，从郑孝胥的自我角色定位和时人舆论，亦可观其“文”、“政”侧重。郑孝胥一生都以“诗人”自称，如他常以“诗人”二字入诗：“谁念诗人渐消瘦，麹町馆里送归鸿”[《麹町》，《海藏楼诗集》（增订本），第16页]、“秋月遂如此，诗人胡不归”[《十三夜对月》，《海藏楼诗集》（增订本），第89页]、“老去诗人似残菊，经霜被酒不成红”[《残菊》，《海藏楼诗集》（增订本），第261页]，等等。龚鹏程先生称他“以诗人为标榜”，讽其“甲辰年间，以道员官四品京堂，率湖北武建军，督办广西边防，方顾盼自雄，函友人乃又曰'以诗人而为边帅’，何其好为诗人乃尔”（龚鹏程：《中国诗歌史论》，第311页）！不过他的诗，也确实卓然而有成就，“诗卷行江南，佳语万口熟”[樊增祥：《暮春苏堪见过作》，《樊樊山诗集》（下册），第2099页]，所谓“沉挚之思、廉悍之笔，一时殆无与抗手”（陈衍：《石遗室诗话》，第8页）。

但中国文化里，向有“世之为诗者，不必皆诗人”（郑孝胥：《盋山诗录序》，顾云《盋山诗录》，《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759，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661页）的观念。这一特色观念，自与儒家士大夫的讲求经世有关。郑孝胥早期在幕，以谋士张良、范增自比，渐后服膺王安石，自称“前身疑幼安”[《决壁施窗豁然见海题之曰无闷》，《海藏楼诗集》（增订本），第34页]，“对王安石尤持满腔感服与敬意，是以终生奉之而不懈，故其作品在可能范围内，要由形神两肖方面而使之幽峭奇警”（叶参、陈邦直、党庠周合编：《郑孝胥传》，第140页）。陈衍论诗时，曾经说：郑孝胥“三十以后，乃肆力于七言，自谓为吴融、韩偓、唐彦谦、梅圣俞、王荆公，而多与荆公相近，亦怀抱使然”（陈衍：《石遗室诗话》，第8页），可谓知言。郑孝胥“最喜荆公”，实“最喜荆公”之怀抱也。

时人舆论，亦不以“诗人”视之。早在广西督边时期，孟森就评价郑孝胥：“将之良者，恒兼宰相器。”（孟森：《广西边事旁记》，第43页）严复对这句评价，亦发出感慨，“呜呼，二语尽之矣。”（严复：《〈广西边事旁记〉跋》，见孟森著《广西边事旁记》）陈灨一则直言，郑孝胥“实一政客也”[陈灨一：《郑孝胥》，《睇向斋逞臆谈》，《睇向斋秘录（附二种）》，第115页]。即使进入民国后，郑孝胥杜门绝俗，亦以其隐蔽的抱负，为世人有所寄望者，如侯官诗人周景涛诗称：“子有千载诗，不官能自尊。使子以诗昌，天意良未敦。”（周景涛：《寄郑苏堪》，徐世昌编《晚晴簃诗汇》，中华书局，1990年，第7794页）话中最有深意者，莫过于他的老前辈陈宝琛：“君（郑孝胥）何所需于世，而世之待君者或犹无穷也。今海之内外皆知有海藏楼，即予之夙心，亦岂望君老于诗人？然君诗，年谱也，语录也，亦史料也，可以鼓人才、厚人道、正人纪。盖必如是始可以为诗人，夫亦有所受之也，请以质诸世之知苏龛者。”[陈宝琛：《郑苏龛布政六十寿序》，《沧趣楼诗文集》（上册），第340页]

当然，郑孝胥的外国同事庄士敦也说过，“郑孝胥不是一个政客”，在他眼中，郑孝胥在“民国建立时”，“辞官而去，献身文学和书法”，“是当时中国同代人中最有学问和成就的一个，可能是一位中国当代最优秀的诗人和书法家，是一位真正的儒士”，“他不看重高官厚禄、也不玩弄权术”，“一次又一次地拒绝到他不承认的政府内任职”（庄士敦：《紫禁城的黄昏》，第274页）。郑孝胥确是“一位真正的儒士”，但中国的文人儒士，是以经世为志业的，庄士敦的话，自然不乏一个外国人对中国政治及中国士大夫的天真想象与简单判断。

陈宝琛像

1921年，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到中国游历，在上海，他拜访了郑孝胥，为我们留下了这位老名士的政客形象：海藏楼是一座“气派的”“深灰色的三层建筑”，“门内从庭院里延伸出来的微微泛黄的竹林前，雪球花散发着清香”，后院“漂亮的草坪的四周，种着特意从日本带来的樱花和白皮松”。客厅里，“除了墙上悬挂的几幅挂轴之外，几乎没有任何装饰。壁炉上，一对陶制的花瓶摆放在左右两侧，花瓶中垂着小小的黄龙旗”，“个子高高”的郑孝胥“气色红润，完全不像一个上了年纪的老人。眼睛像青年人一样，闪着清澈的光芒。特别是他那挺着腰板频频做着手势的神态，显得甚至比郑垂氏还要年轻许多。黑色的马褂儿下面罩着的是一件偏蓝的浅灰的大褂，显得神采奕奕、风度翩翩，真不愧为当年的才子”。芥川感慨，郑“如今早已悠闲度日尚且有如此风采，不难想像，在以康有为氏为中心的戏剧般的戊戌之变中大显身手时，该是何等的意气风发”（[日]芥川龙之介著，秦刚译：《中国游记》，中华书局，2007年，第31—33页）。

1921 年芥川龙之介（左二）拜访郑孝胥（右二）

芥川记录了他与郑孝胥的谈话。他称：“郑孝胥氏在政治方面，对现代的中国非常绝望。中国只要实行共和制，就永远摆脱不了混乱的局面。然而，即使是施行王政，要克服当前的困难局面，也只有等待英雄的出现。而那位英雄，又不得不同时身处利害关系错综复杂的现代国际关系之中。这样看来，等待英雄的出现也就无异于等待奇迹一般。”（[日]芥川龙之介著，秦刚译：《中国游记》，第３２—３３ 页）

欲创大业，则尚英雄，刘劭论英雄，“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刘劭著，刘昞注，杨新平、张锴生注译：《人物志》，中州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７ 年，第136 页），有聪明而无胆力，主张不行，有胆力而无聪明，则事不成，“是故英以其聪谋始，以其明见机，待雄之胆行之。雄以其力服众，以其勇排难，待英之智成之。然后乃能各济其所长也”（刘劭著，刘昞注，杨新平、张锴生注译：《人物志》，第137—138页）。郑孝胥多半生以豪杰、英雄自任，其聪可谋，其勇可行，胆亦能决，惟失于明能见机，正是汪国垣言“急功名而昧于去就”之一“昧”字。郑抱持“待时”思想，本极重事机，观时变，但“静中别有吞天意，最爱奔涛日夜声”[《涛声》，《海藏楼诗集》（增订本），第406页]，结果却是“楼中候潮日再至，潮声动天破吾寐”[《星浦》，《海藏楼诗集》（增订本），第408页]，一局棋枰，梦终醒。英雄者，明胆兼备，然成大业，尤需明多于胆矣。

由一介士子，发展而为诗人、诗书魁垒，为谋士、能员干吏、负时望者，以及所谓的“中兴”宰辅，郑孝胥一生历程，被赋予了“文”、“政”两重特质，在不同的时期内，呈现出不同的表象，并一路演变，此消彼长，直接导致他人生角色的变化，形成他行于世上的两种面相：一为自标高格、俊逸超拔之名士，一为秉道赴义、兴不可遏之政客。而究其实，又概以其老年追求为根本，“谁惜英雄袖中手，枉教弄笔掣长鲸”（《答周梅泉》，《郑孝胥日记》，第1854页），如识者所言，“初不欲以诗人老也。非无树立，际时势之变，不克尽副其志略之所期”[杨钟義：《〈硕果亭诗〉序》，《海藏楼诗集》（增订本），第578页]，“抱才不偶俗，乃以能诗名”[樊增祥：《次韵答苏庵见赠三首》，《樊樊山诗集》（下册），第1754页]。但无论为何，“平生幽兴端难遏，投老名场暗自惊”[《呈栗兄》，《海藏楼诗集》（增订本），第１０２ 页]，从一汲汲幕客，成一跃跃欲试的实缺官，乃其趋行之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