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论“文人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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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享有世界盛誉的学者李泽厚于美国科罗拉多当地时间2日晨7时逝世，享年91岁。李泽厚，湖南宁乡人，生于1930年，195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在上世纪80年代的“美学热”中，李泽厚被青年人尊为“精神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思想史和哲学、美学研究，其代表作有《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美学论集》《美的历程》《批判哲学的批判》等。

李泽厚先生摄于2005年

所谓“文人画”，当然有其基本特征。这首先是文学趣味的异常突出。上述第二种意境可说是形似与神似、写实与诗意的融合统一，矛盾双方处在和谐状态之中。但形与神、对象(境)与主观(意)这对矛盾的继续发展，在元代这种社会氛围和文人心理的条件下，便使后者绝对压倒前者而直接表露，走到与北宋恰好相反的境地：形似与写实迅速被放在次要地位，更强调和重视的是主观的意兴心绪。中国绘画中一贯讲求的“气韵生动”的美学基本原则，到这里不再放在客体对象上，而完全是放在主观意兴上。这个本是作为表达人的精神面貌的人物画的标准，从此以后倒反而成了表达人的主观意兴情绪的山水画的标准(而这些文人画家也大多不再画人物了)。《艺苑后言》说，“人物以形模为先，气韵超乎其表；山水以气韵为主，形模寓乎其中。”这就不但完全忘怀了历史的来由，而且也把“形模”在山水画中的地位和意义放在非常次要以至附属的地位，与北宋初年那样讲究写真、形似，成了鲜明对比。倪云林一再说：“仆之所谓画者，不过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余之竹聊以为写胸中之逸气耳，岂复较其似与非。”吴镇也说：“墨戏之作，盖士大夫词翰之余，适一时之兴趣”(见《铁网珊瑚》，转引自陈衡恪：《文人画之价值》)。这样一种美学指导思想，是宋画主流(无论北宋或南宋)所没有的。

徐渭  芭蕉

与文学趣味相平行，并具体体现这一趣味构成元画特色的是，对笔墨的突出强调。这是中国绘画艺术又一次创造性的发展，元画也因此才获得了它所独有的审美成就。就是说，在文人画家看来，绘画的美不仅在于描绘自然，而且在于或更在于描画本身的线条、色彩亦即所谓笔墨本身。笔墨可以具有不依存于表现对象(景物)的相对独立的美。它不仅是种形式美、结构美，而且在这形式结构中传达出人的种种主观精神境界、“气韵”、“兴味”。这样，就把中国的线的艺术传统推上了它的最高阶段。本来，自原始陶器纹饰青铜礼器和金文(大篆)小篆以来，线始终是中国造型艺术的主要审美因素。在人物画中有所谓“铁线描”、“莼菜描”、“曹衣出水”“吴带当风”.…都是说的线条的美。中国独有的书法艺术，便是这种高度发达了的线条美(详本书第三、七章)。正是这时，书法与绘画密切结合起来。从元画开始，强调笔墨趣味，重视书法趣味，成为一大特色。这不能简单斥之为形式主义，恰好相反，它表现了一种净化了的审美趣味和美的理想。线条自身的流动转折，墨色自身的浓淡、位置，它们所传达出来的情感、力量、意兴、气势、时空感①，构成了重要的美的境界。这本身也正是一种净化了的“有意味的形式”。任何逼真的摄影所以不能替代绘画，其实正在于后者有笔墨本身的审美意义在。它是自然界所不具有，而是经由人们长期提炼、概括、创造出来的美。中国艺术这一民族特征非常鲜明而重要，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元代名画家名书法家赵孟頫说：“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应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须知书画本来同。”(《郁逢庆书画题跋记》)画师、书家兼诗人，一身三任焉，自兹成为对中国山水画的一种基本要求和理想。

徐渭  葡萄

与此相辅而行，从元画开始的另一中国画的独有现象，是画上题字作诗，以诗文来直接配合画面，.相互补充和结合。这是唐宋和外国都没有和不可能有的。唐人题款常藏于石隙树根处(与外国同)，宋人开始写一线细楷，但决不使之过份侵占画面，影响对画面自然风景的欣赏。元人则大不同，画面上的题诗写字有时多达百字十数行，占据了很大画面，有意识地使它成为整个构图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方面既是使书、画两者以同样的线条美来彼此配合呼应，另一面又是通过文字所明确表述的含义来加重画面的文学趣味和诗情画意。因之“元人工书，虽侵画位，弥觉其隽雅。”这种用书法文字和朱红印章来配合补充画面，成了中国艺术的独特传统，它们或平衡布局，或弥补散漫，或增加气氛，或强化变换，不大的红色印章在一片水墨中更增添了沉着、鲜明和力量。所有这些都极为深刻而灵活地加强了绘画艺术的审美因素。

（即选自李泽厚《美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