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张一彤
清华美院艺术史论系2019届本科毕业生
指导教师：陈岸瑛副教授
在蓝色和玫瑰红时期，乐器已成为毕加索青睐的绘画题材。1910年后，毕加索的立体主义创作逐步成熟，乐器成为独立的描摹对象，出现频率急剧增加，而且在画面中扮演的角色和意义也发生了显著变化。此时，毕加索将多维度空间拆分重组的分析立体主义技巧愈加成熟。
例如艺术家同年创作的《吉他手》（Guitar Player）（图1）呈现出对空间与实体的进一步分解，人物与乐器的物理形态被概括为交叠错落的色块，轮廓则抽象成几段平直的线条，整幅画面依稀可分辨出一人低头怀抱某物的形态，但更多的细节不见了。而在之后的两年里，毕加索继续着他“弹琴的人”这一题材的创作，但此类作品变得愈加抽象，人物与乐器早已混在在无数个几何图形之中难以分辨，只能依靠作品名称实现对内容的解读（图2、图3）。1912年，毕加索开始了名为“吉他”系列的创作。在此之后，单独的乐器越来越多地代替“弹琴的人”这一形象，成为了毕加索静物画中的连续性元素。理解这一阶段乐器题材的演变可以从以下三个角度展开。
（1）对乐器的偏爱可以视为毕加索立体主义艺术思想的一层缩影。毕加索认为，立体主义所包含的原则是可以通过最原始的材料和最基础的艺术手段获得的。当我们观察毕加索立体主义静物画中的常见题材，以及1912年后拼贴作品所使用的材料，就会发现艺术家所表现的乐器、咖啡桌、酒瓶，拼贴画中所使用的包装纸、金属、绳子、商标标签、乐谱、报纸等等不过是日常生活中普通且广泛的媒材。
在立体主义之前，这种对现实场景的青睐可以是库尔贝笔下的劳工或印象派画面中的湖光山色，到了毕加索，立体主义对日常生活关注的写照直接呈现为对乐器、日常容器等静物的表现，而用沙子、木屑，连同铅笔、油彩一同作画则显示着艺术家对任何手法与材料的接纳。正是这些题材与材料上的特征成为了立体主义现代性的一面镜子。在后期众多以综合材料制作的拼贴作品中，材料的堆砌一方面使作品打破了二维平面，另一方面，这些拼贴堆砌而成的日常静物同时象征性地代表了城市中真实的街道、咖啡厅中的现代生活与大众文化。
图1
毕加索，吉他手（Guitar Player）
100cm x 73cm，布面油画，1910
图2 毕加索，曼陀铃（The Mandolinist），布面油画，1911 | 图3 毕加索，键盘式手风琴手（The Piano Carnival at the Bistro），130cm x 89cm，布面油画，1911 |
图2 毕加索，曼陀铃（The Mandolinist），布面油画，1911 | 图3 毕加索，键盘式手风琴手（The Piano Carnival at the Bistro），130cm x 89cm，布面油画，1911 |
（2）从艺术语言的角度来看，乐器的结构特点成为毕加索探索空间的天然载体；而小提琴、吉他鲜明的外形特征有助于毕加索在自己的作品中建立起一套象征和符号系统，比如有时仅仅是一小段曲线就可以表达出小提琴的整体含义。类似的表达方式在毕加索立体主义时期比比皆是，这种借喻式的手法是理解毕加索立体主义发展的要点之一。1909年《桌上的静物》（Bread and Fruit Dish on a Table）的构图沿用了同年习作《酒馆的狂欢》（Carnival at the Bistro），桌上的面包与水果并非真正的景物，而象征了小酒馆中狂欢畅饮的人群（图4、图5）。
看似抽象的立体主义作品实则也并非无章可循，画面中的形状与现实中的物象存在着一种并不恒定的对应关系。比如吉他的曲线在某作品中代表了男人的耳朵（图6），而在另一处代表了人头；圆圈有时代表吉他的音孔，有时则表达瓶子的底面。1912年毕加索早期的拼贴画《吉他、乐谱与酒杯》（Sheet music and Wine glass）（图7）运用了印花墙纸、报纸、彩色纸板、手稿等形形色色的材料进行创作，左下角水平放置的报纸实暗示了现实中的桌面，“桌面”上的吉他由四张彩色纸板构成了大致轮廓，左侧纸板的木质纹理表达出吉他的材质。右侧的酒杯以立体主义手法绘制，杯子左面的曲线与左侧吉他的轮廓遥相呼应。右上方乐谱中的五线谱强化了吉他的指板和琴弦。
而吉他的构造，其面与面的关系为立体主义理念的实行提供了绝佳的场所。上述作品中背景上的印花墙纸消除了景深，使物体压缩为一个平面，吉他的各个部分亦偏离本身应处的位置。吉他的音孔——一个空间意义上的凹陷，被额外用白色圆形表达出来，（而不是用通常意义上代表“洞”的黑色），从而在逻辑上使音孔成为了最突出的结构。在毕加索1912年年底所做的吉他装置中（图8），音孔的位置被按上了一根突出吉他面板的圆管，再次显示出空间上的错位与互换。
图4
毕加索，桌上的静物
（Bread and Fruit Dish on a Table）
164cm x 123.5cm，布面油画，1909
藏于巴塞尔美术馆
图5
毕加索，酒馆的狂欢
（Carnival at the Bistro）
素描，1909
图6
毕加索，Student with a Pipe
综合材料拼贴，1913-1914
藏于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
图7
毕加索，吉他、乐谱与酒杯
（Sheet music and Wine glass）
综合材料拼贴，1912
藏于McNay Art Museum
图8
毕加索，吉他（Guitar），1912
藏于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
毕加索1912年另一件拼贴作品《小提琴》（图9）以风格化的琴头，解构式的线条表达出小提琴的主体。两侧拼贴的报纸仍然字迹可辨，却已失去了其原本的意义。在对物象陌生化处理之外，报纸的剩余部分被贴在画面右侧，作为了画面的背景，从而使这件平面设计拥有了空间意义。
（3）在象征体系之下，毕加索作品中对性与情色话题的关注暗示出如小提琴这类乐器的曲线可能代表的女性身体与情爱色彩。毕加索常常以拟人化的方式对待创作中的乐器的元素。1913年的拼贴中，吉他圆弧形的边缘与底部的矩形背景暗示着两性之间的融合。1911年末，继费尔南多以后，毕加索开始了与新情人伊娃（Eva Goeul，又名Marcelle Humbert）的恋情。
毕加索一生身边女伴众多，而这些女人都或多或少地影响着艺术家的创作。与伊娃的恋情正处毕加索分析立体主义的成熟时期，毕加索对立体主义拼贴的创新也恰始于此。此时艺术家所探索的图像与文字的互文、不同媒材之间的互动，与作品中“Ma Jolie”（我的美人）、“J’aime Eva”（我爱伊娃）（图10、图11）一类的文字元素形成微妙的呼应。而在上述1912年带有吉他与酒杯的拼贴画中，右上角的曲谱源于一首爱情流行歌，画中桌上的乐器、酒杯与爱情歌曲一同构成了爱欲的主题。
此外，毕加索对文字入画的热情亦显示出种种暗示。例如毕加索不少立体主义拼贴中都出现了“JOU”的字样，它们或剪裁于印刷物或直接手绘。而这三个字母恰好能够引申出不同含义的单词，如“journal”（报纸；图5.6）、“jouer”（玩）、“joueur”（玩家），亦或是“jouissance”（性高潮）。文字字面含义的模糊为作品创造了另一层解读空间。
图9
毕加索，小提琴（Violin）
62cm x 46cm，综合材料拼贴，1912
藏于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
图10
毕加索，我爱伊娃
（J’aime Eva），1912
图11
我的美人（Ma Jolie），1912
* 本内容节选自作者的学士学位论文《毕加索早期作品中的乐器题材研究》
作者张一彤与导师陈岸瑛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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