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哦，那真是个难题。大脑是个精密的信息处理系统，但却无法解释我们如何以及为何产生主观体验、情绪感觉、“内心活动”。
我们需要一种会思考的媒介，来呈现某些特殊情况的各种特性。
科学家正试图解释大脑的运作，这是一个跨学科的挑战，本书希望找到新的解释角度。我想从图像的认知功能入手，来回答这个问题。量子物理学家正在宇宙虚空中探测变幻莫测的不同模式，纳米技术专家下沉至物质的基本原子层面——物质的基本粒子，神经学家正在探究与我们生存的宇宙相伴的那个幽灵般的宇宙。这些激动人心的新进展给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提供了新的知识，让我们可以重新想象从自创生（autopoiesis）到心理意象（mental imagery）的所有现象。正是这些成果迫使我重新思考毕生的事业重心。我不断向那些研究“思维如何产生，从何处产生”的领域学习，并调整我的观点，以适应这些领域的发展。
然而，持续发展的认知革命依然面临一个问题：艺术史家、文化史家、文学史家在考虑各种人工印记和建筑立面的生物学基础时总是“极度勉强”。新观念确实很难在不同语境间传播。但我仍想说，正因为有这样的困境，根据神经学家提出的议题来审视艺术领域的核心概念就显得更有意义了。随着医学、进化论生物学和脑科学的各项重大发现，我们这些研究自我塑造（self-fashioning）的学者，也能有效扩展、甚至改变对文化的人文理解。换言之，文化不应站在一边批判科学，科学也并不是外在地影响着文化。确切地讲，我们正在2探索的层面极其复杂，我们各自的研究都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图：本书作者 芭芭拉·玛丽亚·斯塔福德
当然，要构建跨学科的共同研究主题，需要双方的合作。让我震惊的是：神经解剖学家、认知学家和研究心灵的哲学家也时常援引视觉和感官艺术，但难得有人相信，艺术不光能阐释直觉、推断、联想、幻觉、情感唤醒和分类等基本心理活动，而且是由这些心理活动构成的。还需指出的是：在讨论注意力或意识等复杂现象时，需要借助更多的视觉材料。当然，材料的范围也不是不受限制的。约翰·约尔顿（John Yolton）将个体称为“主体”（the perceiver），这种主体会被遍布神经传递素的神经细胞吞噬，消失于突触电路，主体的消失意味着我们无法对其进行比较，眼下对大脑运作过程的讨论必须解决这一难题。
［借用斯坦利·卡维尔（Stanley Cavell）的话］我希望艺术在被神经科学谈及时，能发挥概念性的作用。同时，我也想说明神经科学是如何使我们对艺术的理解变得更丰富，更全面的。事实上，脑科学的研究成果使我们迫切需要解决很多过去只有文化史家才会思考的古老问题，比如主体的属性及主体间的关系、模仿、情感、错觉、自动化与意志、各种不确定性。
这些问题成为本书的主题实非巧合。我想，我们若能分享不同研究的共性，便有望突破古往今来的寓言化哲学对绝对差异的理解，确定参与相似研究领域时的立场。我的方法表明了此一抱负。我想借助神经科学、认知科学和精神哲学来说明人文学科的关注要点：图像的认知意义、视觉程式的控制（力）、模仿的吸引力、对空间的触觉感知、流水式叙述和浓缩式叙述之间的紧张关系、自我设计或自我组织的多样性。以第二章的讨论为例，我将镶嵌工艺作为手艺和理论的典范。在一幅镶嵌图像中，把当代艺术与历史图像并置在一起。多亏神经美学提供的全新视角，镶嵌图像不但能让我们重新审视整个视觉记录，还能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各种再现类型——从抽象的几何再现到面部识别的情感再现——的影响力和持久性。
需要说明的是：我要研究的是那些自现代初期以来使艺术、科学、哲学与技术产生联系的图像所具有的复杂功能。我认为本书在认知上的探索推动是对我个人早前人体研究的合理与必要扩展。涉及范围从深层的（de profundis）解剖直至记录情感的皮肤。而且，本书将延续《身体批评》（Body Criticism）和《神奇的设备》（以及两者期间的所有研究），继续从我的视角探究艺术如何让不可见的成为可见这一重要问题。
大概在6年前，我意识到自己必须学习一些新的知识，但这些知识无法仅凭阅读掌握。无奈之下，我离开芝加哥大学人文中心，来到计算神经科学研习班。从单细胞模型到神经网络的同步活动，所有学习都令人气馁。理解了大脑的运作后，我深切地意识到，感受艺术的复杂模式既属于现象学范畴，也属于认识论范畴，这两大体系有助于我们区分并构建个人体验的方方面面。一旦大脑注意到周围环境的独特之处，这些特征就会变得容易识别，持久而令人难忘。
不只是空间艺术的隐喻结构，就连其物质形式和构成形态都能证明原始的感知规则，证明大脑是进化了的器官，能对不断变化的环境做出回应。导论开篇的引文表明，鲁道夫·阿恩海姆早就注意到大脑固有的系统性和可塑性。我想沿着他的思路来解释空间化的媒介是如何越来越“有思想”的。重要的是：阿恩海姆认为，在充分引发关注之前，一开始成为“有思想的”并且越来越“有思想的”它们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令人遗憾又颇为讽刺的是：社会艺术史领域有过一段漫长的排外期，它抹杀了前辈学者关心的重要问题——图像如何整合信息，并让我们意识到这点。这使社会艺术史研究在面对新的认知转向时，竟有点措手不及。借用高更（Gauguin）的著名疑问，我们或许可以问一问，是谁或是什么统一了各种意识经验？思维与图像为何会互相结合？视觉信息如何转化成行为？若在他人身上反思自我，并让他人的行为感染自身，又会产生怎样的“回响”（echoic power）？
大卫·豪斯（David Howes）曾提醒我们，将感官视为纯粹的能量传感器是不够的。不断演变或“具有生命力的”艺术作品不能只证明对信息的收集和模块化处理。让皮埃尔·尚热（Jean-Pierre Changeux）、安东尼奥·达马西奥和杰拉尔德·埃德尔曼（Gerald Edelman）都解释过客体如何形成心智。但神经科学［想一想史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或特伦斯·迪肯（Terrence Deacon）的重要研究］常常过度依赖从自我意识到符号制作的一切事物的语言模式。但我仍想对不同时空中的主要图像进行辨认和分析，这些图像中蕴含着各种知识。比如空间化的或可感知的思维“组块”——可见于从巫术到技术的所有社会实践——可以说明图形生成与图形识别的相互依存。
人类学家格雷戈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结合两大领域的资料，提出“理解力的附加意义”（the bonus of understanding）。受此启发，我想弄清楚视觉交流的各种模式，了解视觉如何通过注视、对焦与校正，使我们的注意力机制与动态世界相协调，从而获得各个层面的知觉。文化信息可以深化生物学信息，反之亦然，我相信这会使研究对象变得更加复杂，甚至发生转换。我所追求的正是学科的融合，特定学科的信息一旦不再只是本学科内的要素，它们的作用将成倍增长（而不只是附加的）。
接下去的各章主要探讨思维的6种具体表现。每种表现都能证明人是分布于世界各地的主体，其思维是有“界限”的（a boundary for the mind）——受限于无意识或自发的大脑固有活动。从理论上讲，我选择的问题对人文主义者和科学家具有同样的吸引力。
所有对从示意图到符号的一切图像深感兴趣的人都可能成为本书的读者。但本书也是学术论著：我希望自己在讨论神经科学这一特定领域时，在援引分析哲学和大陆哲学时，也能像谈论图像史或艺术理论时那样，做到尽可能准确、清晰。为了避免过于抽象，也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些棘手的材料与人文学科、社会科学中长期存在的问题有何关联，我必须借助神经科学、认知科学以及精神哲学领域的实际案例和具体著作。虽然我坚持在文中给出某些关键术语的定义，但若想了解更完整的内容，还需读一些专著。我想重点推荐拉玛钱德兰（V. S. Ramachandran）为BBC举办的里斯（Reith）讲座，苏珊·布莱克莫尔（Susan Blackmore）对重要神经学家和神经哲学家的采访。这些采访坦率而启人心智，丝毫没有掩盖各种悬而未决的分歧。
我想，本书的独特在于我始终平等地收集文化中的生物证据和生物学中的文化证据。我努力在不降低任何一方成就的前提下，将科学“转译”成以图像为基础的文化资料，将文化“转译”成科学资料。我想证明科学与文化都是具有启发性。文化资料可以让科学家和哲学家从新的角度思考认知问题，科学证明也能刺激历史研究。因为我想让这些独立的学术调查围绕大家都深感兴趣的重要问题展开，所以我并未研究不同领域的文献。当然，我更希望由此激发类似的议题，而不是得出最终的结论。
我同意亚历山大·马萨克（Alexander Marshack）的观点，他认为传统的符号都是认知形式，无论是教会用的符号还是世俗符号，解释性符号还是助记符号。我的意思是：符号是概念单位，人们可以用各种方式让它们与各种实体产生联系。我们可以视这类图像为文化符号，是它们让人类成为生物意义上的自我。它们还能告诉我们，游移的独立精神如何才能找到身体与周围世界的显著联系。
本书每章阐释一种主要的知觉组织活动，这些知觉既是视觉艺术的基础，也是所有文化和科学产物的基础。重申一下，我的目的是说明神经科学、认知科学、新兴的精神哲学如何重塑这些基本功能，人文学科又在这个重新评估的过程中发挥什么作用。所涉话题如下：形式——因为它能为普遍原则之所以适用于不同文化中的相似环境提供依据；拼合式组合——因为它们可以体现共生起源与神经同步性；镜像神经元、同情、社会认知的反射功能；意识对“深度”的感受和投射错觉；可疑的人格解体和思维“剧场”的反成像（de-imaging）；定向注意力和自创生的局限。
下述话题不只是知识性的概念，还是对物质实体和空间模式的回应：浪漫主义者的线条和色彩简化普遍性“原则”；古老的巫术符号及其在巴洛克时期的派生——镶嵌纹章；联想主义及英国经验主义围绕相关经历的重要宣言；对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洞穴壁画，到澳大利亚土著的岩石艺术，再到汉娜·达波文（Hanne Darboven）和奥拉维尔·埃利亚松的幻觉装置的各类艺术都万分痴迷的现象；根据对主题的表现或“情节”的构建重新评价意识流电影；自组织美学（土木工程、生物艺术）对“家中无人”（no one is at home）或心智责任论的影响。
如此安排并非为了构建图像的认知史，而是为了阐明这一庞大议题的前景和关键因素。这完全是受高等研究院的同侪汉斯·正德尔（Hans Zender）的启发。这位富有实验精神的作曲家特别善于利用等同节奏和残音（Nachklang），我希望自己也能像他那样，写一本整合而非协调各种现象的“多元”著作。我希望读者明白，以及我的主题（topics）并不仅仅是特殊的单元；而是因为这些问题由来已久，且在不同领域被一再提及，所以不必担心这是“无效拼凑”（weak collage）——把不同时期、不同领域的相似现象拼凑在一起。这些话题引起的共鸣足以让我们用它们来例证各种重要问题，这些问题今后也不会消失，它们在人文学科和生物科学中同样重要。
认知科学虽算不得家喻户晓，但确实正在不断发展。比如，科学史越来越喜欢以三维模型为研究工具。如上文所述，这类“认知客体”（epistemic object）是制作/构成知识（的媒介）。科学研究越来越关注“认知存在”（epistemic things），即构成实验调查对象的物质实体和过程。所有这些尝试是为了在艾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和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的双重影响下重新定义“技术对象”（technical object）和“技术”（technics）（从而构建完整的机械理论）。近来的观点认为认知是一个不断进化的机械过程，这种看法既吸收了怀特海将心智放回自然中看待的生物哲学，也吸收了拉图尔对物质世界如何以可辨认的形式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复杂分析。
“历史认识论”（historical epistemology）正忙着用当下的流行词汇对应19世纪大众文化中以图像润色花边的词汇。眼下，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的长期争论渗透到了神经美学，这说明分析哲学已经注意到图画实在论（pictorial realism）。由此出现了一些重要研究，文学研究致力于认知的虚构，文化研究侧重于现代自我创造/被创造前探究身份的种种概念。
全书力图说明五大感官的作用和交流的重要性。在社会学领域，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的影响日益凸显。就连精神分析也得到了新的评价，成了“研究个人生活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这或多或少是因为以下两个假说的提出：心理活动源于神经过程；病人可通过皮质重组系统地改变自己的大脑。
在政治学领域，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和安东尼奥·内格里（Antonio Negri）以“生命权力”（biopower）为新的范例：从福柯对外在或公共行为的影响转向对内心活动的约束。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Zizek）拓展了哈特和内格里关于情感转移的消极看法，强调在真实的感观体验与脑科学对这种体验的解释之间存在着科学的“视差”（parallax）或“绝对差距”［absolute gap，他专门提到了托马斯·梅岑格（Thomas Metzinger）的著作］。而本书面临的挑战正是这种不可抗拒的唯信仰论。
以上种种发现确实振奋人心。我希望在此基础上展开论述。但我不得不承认，我正朝着其他方向前进。在巫术镜（sorcière mirror）的多倍镜头下，那些分散的客体也会变得鲜活，所以，我也想捕捉脑科学赋予文化——从象形文字到科学技术——的额外活力。我想，这种在不同领域产生巨大反响的能力正是共鸣体的属性。它们既是古老的，也是现代的，因为它们可以反复凝聚观者的目光。正如最初的后视镜——克劳德玻璃（Claude Glass）那样，那些人文学科与科学同时重视的人工制品，会让人们重新关注某个逐渐被淡化，或从来不受关注的议题。
陈潇玉，就职于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院，宁波大学翻译硕士研究生兼职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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