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4月18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文，点赞达州市播发的明朝廉吏卫承芳的家规家风专题片《清忠正直，淇竹家风》：“被誉为三朝元老一代醇儒，他的传家密码和竹子有关”。“卫承芳”、“淇竹”，好熟悉的名字，这不都是罗浮山“砚台岩”摩崖石刻上的关键词吗？“砚台岩”，值得一探。
罗浮明代“砚台岩”摩崖石刻
永嘉罗浮章山南麓，有一块巨大而独立的绛色火山岩块，高约5米，长约8米，在其右端平整的节理面上，有一处明代的摩崖石刻，上有“砚台岩”三个大大的篆字和三行楷书小字：“万历甲申孟夏同潘司理过访华源林大夫游此巴东淇竹卫承芳题”。描红的油漆，多已脱落、淡化，周边晾晒着发出恶臭的鹅毛和废弃的猪圈，面对面立着的永嘉县文保单位的石碑，似乎只能无奈的默默叹息，而我望着文保石碑上的多处文字差错，也只有一声叹息。清光绪《永嘉县志·卷二·舆地·叙山》引明万历志曰：“合山相近之章山，有襟江亭，山下水潴处有石高三仞，明郡守卫承芳篆镌‘砚台岩’三字”。《卷二十四·古迹·金石》又有“卫承芳罗浮山题字”条：“砚台岩，万历甲申大夫卫承芳淇水囗巴东游此”；“罗浮山下南畔有湖，湖中屹立一石，高可二三仞，镌砚台岩三大字，篆书。旧志称镜台者，误也”。由此推知，明清时期，砚台岩被湖水包围，且明代的水域面积比清代要大，以致明人只能看见“砚台岩”三个篆字，乃至误为“镜台岩”。而清人则能连猜带蒙地看到部分落款的小字。岁月荏苒，沧“湖”桑田，如今可以靠近砚台岩，看清并抚摸每一个落款的小字而不致误读漏识。罗浮山，位于楠溪江与瓯江交汇处，有一高一低两座小山，彼此最近处相距180米。靠近楠溪江的低山称罗山，亦叫章山、蛇山；靠近瓯江的高山叫合山，也叫龟山，古称浮山，如永嘉学派集大成者叶适：“浮山昔飞至，与罗合其巅”（《自罗浮行田宿华严寺》）。罗山“襟江亭”，源出唐初王勃《滕王阁序》：“襟三江而带五湖”。如今，三江地名犹在，但唐代的“襟江亭”早在宋时就已倾毁。如宋《太平寰宇记》 载:罗浮山“半浸江中，麓有亭台故址，与孤屿相望”。清永嘉陈遇春《罗浮山下》亦称：“至今败础与颓垣，弹指光阴空叹息”。 万历十二年（1584）初夏时节，任期将半的温州知府卫承芳与同僚潘司理，一起到罗浮“过访华源林大夫”。林华源，名宗教，罗浮人，嘉靖三十七年（1558）中举，授永福知县，“廉洁如冰，介节似竹”，后升贵阳通判，不忿官场黑暗，毅然辞职回罗浮。潘司理，即潘士藻，字去华，号雪松，婺源桃溪人，师从耿定向、李贽。万历十一年（1583）进士，授温州推官，后擢南京吏部主事，仍为卫承芳下属。所撰《闇然堂类纂》六卷内有涉温州内容。 “砚台岩”摩崖石刻是一处名胜古迹，如清末“永嘉先生”徐定超（字班侯）《合山诗钞序》：“罗浮临瓯江之北，别名合山，东有砚台岩，邑之名胜也。宋朱聱隐此，作《合山游》诗，曾筑隐清亭于其上，是山乃益有声。余友陆君菊眠世居其麓，自额其庐，曰合山草堂”。朱聱，字合甫，永嘉隐士，在罗浮穴岩以居，作《合山游》数千言。世居罗浮的陆菊眠，曾《陪徐农部班侯游合山观砚台崖篆记并访文阁遗址》：“古砚何年剩有台，莓苔封后为谁开。风流太守留题笔，知是临池洗墨来”。显然，“砚台岩”与永嘉太守王羲之的华严石砚有关。 罗浮山与华严石砚
永嘉本有“砚溪一源，中多石砚”（《永嘉郡记》）。北宋米芾的《砚史》和南宋杜绾的《云林石谱》明确这种石砚就是华严石砚。苏东坡长媳的爷爷、秘阁校理石扬休以重金购藏书圣王羲之用过的华严石砚的史实，在宋代的《砚史》、《砚谱》、《砚笺》、《砚录》、《砚林》中都有记载。日本古砚鉴赏大家北畠兄弟藏有一方唐代赤色风字形华严石砚，并作《风字砚铭》：“昔王羲之有一风字砚而谓温州石，此砚亦系温州之产者也，其式由，四直风字，极古，必是唐时物，历代宝之，至今凡一千百年”，从而以文物为文献作了注脚。 日本古砚名家收藏的唐代华严石砚明弘治、嘉靖府志，都有华严石砚的记载。如弘治《温州府志》：“华严山，在郡城北8里，有岩可为砚，《王羲之贴》云：‘近得华严石砚颇佳’”。嘉靖《温州府志》在援引前说后，又加了一句：去城北五里的罗浮山，也“有石可为砚”。“浮图七级列其前，龟蛇两山峙其侧”（陈遇春） 邵度摄
万历十年，卫承芳出守温州，越二年，擅长篆书的卫守借探望退休老干部林华源之机，过江去罗浮访石，且不虚此行，故兴奋地手书“砚台岩”三字，命人在罗浮山麓刻石为纪，竟成永嘉华严石砚的“国家地理标志”和文化胜迹，令无数华严石砚的追寻者和探索者接踵寻迹而至，至今未绝。2000年，云南师大李杰森教授觅得一方椭圆形紫色明式古砚，背有阳刻金文砚铭和阴刻楷书“卫承芳篆”的款识。2017年，李教授在网上发现“砚台岩”照片，见彼此有着类似的篆、楷布局，欣然命笔撰文《万历卫承芳篆砚考译及其书法意义》。前日李教授告知我说，此砚“色赤而多有白沙点”，当是华严石砚，并非常向往到永嘉“砚台岩”“朝圣”。若此砚确系卫承芳的遗物，实为华严砚之幸，永嘉之幸，并很有可能是卫守过访罗浮之所得。想来也应该有所得，不然也不会在罗浮篆镌“砚台岩”了。差不多与卫承芳同龄的永嘉姜准，在其完稿于万历四十一年（1613）之后的笔记体著作《岐海琐谈》中，提到“罗浮石”：“嘉靖乙卯（1555），永嘉周永岱升任主事，尽取罗浮石镶嵌什器等物，满载而归。时人夏仲鱼用前意赋诗云：‘秋峰尚不载江山，只写临行入画间。今日江山移得去，罗浮石出水中山’”。文中（陆）秋峰是指刮地皮的温州知府，而“罗浮石出水中山”，则源自罗浮山是“秦时从海上浮来”（《永嘉郡记》）之说。遗憾的是，《岐海琐谈》似未记下卫守的罗浮之行和镌岩“壮举”。华严石砚，是永嘉耕读文化之滥觞和“圣”物，不但有书圣王羲之的背书、加持，而且宣扬“吾乡古有华严石”（《与客品茶》）的陆菊眠，坚信永嘉太守谢灵运也曾到此寻石：“近接华严胜，登临足遣怀。白云遮不断，沧海望无涯。风卷潮声起，阳斜塔影排。谢公游迹在，得石便为佳”（《登华严山》）。陆菊眠的先祖陆润，是明代弘、德年间的温州知府，为官清正，江心屿曾建有陆公祠，与罗浮山相望。陆润的五世孙陆问礼于万历三十二年到三十七年间任永嘉县令，其《拜谒先祖陆公祠》诗：当年作牧著循良，祠卜江心流泽长。碑近砚山常堕泪，草生孤屿尚飞香。“循良”，谓官吏奉公守法，卫承芳就告诫后人“史传备记循良，要以所居民富，所去民思为实效……忧在民穷，勤在民事，兴在民利，除在民害”。陆令诗中的“砚山”，即指罗浮山。永嘉华严山出华严石，已得证实。前不久，温州青年书法家伍文泽等于无意中，在罗浮山找到华严砚石，拟于国庆节期间举办名为“千年一石”的华严砚展，这正应了清末民初藏书家丁立中所论：“此地曾经逸少过，华严石磈至今多。试从砚谱求佳品，歙砚端溪胜若何”（《华严山》）。逸少，东晋永嘉太守王羲之也。 一代醇儒卫承芳
“巴东淇竹卫承芳题”，此“巴东”，非今鄂省巴东，乃“巴人故里”、川东达州。淇竹，亦非地名，乃卫承芳的号，源出《诗经·国风·卫风》：“瞻彼淇奥，绿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这首《诗经》中的名篇，“美武公之德也”（《毛诗序》）。诗中借物起兴，以淇河两岸之竹喻人，赞美卫氏先祖、第十一任卫国国君卫武公的美德。卫承芳因此自号淇竹，以志不忘卫氏淇竹家风。卫承芳（1542-1615），字君大，隆庆二年26岁中进士，在温主政六年，政绩斐然，并以公正廉明，善抚百姓之清名累官南京户部尚书、吏部尚书。逝后“归葬之日，子孙至鬻田宅，以毕丧事”。万历皇帝赐建牌坊，并于内额御书“一代醇儒”，追赠太子太保，清嘉庆十二年在牌坊外额增题“三朝元老”。
《达州日报》曾连续发文宣传卫承芳在温期间的政绩，如颁布厉禁赈济灾民、智破洞头灭门案、顶风筹建鹿城书院等。卫氏后人把卫承芳的事迹、道德品行提炼总结成家风家训，写进《卫氏宗谱》：“先祖芳辉，清忠正直”；“耕读为业，勤善醇德”。卫承芳的言传身教及其清白家风，颇得中纪委国家监委推崇。本文2020年8月14日刊发于《楠溪江周末》“永嘉风物”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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