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回答一个网友诗词的意见，无意间写了一篇《我的诗词观》。没想到，竟然陷入诗词纷争。口诛笔伐者有之，赞成我的意见的人有之，当然，也有耐心帮我改正错误的。本来，我就不会写格律诗，还不能用七律、绝句说我的诗了。下面我就谈谈我反对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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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在《答司马谏议书》一文中，这样说'盖儒者所争，尤在于名实，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
名实，'名'等同于现代逻辑学上'定义'概念，'实'等同于现代逻辑学的'外延'概念。
何为定义？就是用语言文字表达某一事物概念本质的行为。概念是事物的本质，定义是用语言文字表达出本质。因为语言文字本身的局限性，导致事物的本质和文字表达出来的'本质'之间存在一定差别，就像照镜子的'人'和镜子里的'影像'之间的关系一样。正是如此，语言文字表意的多样性，更是导致定义的多样性，即'名'的本质和'名'的定义之间存在差别，甚至南辕北辙。
谏议大夫司马光是一个非常注意'名'与'实'关系人，其关于名与实之间的关系论述，可见其编著的《周纪一》'臣光曰'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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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逻辑学角度看，事物的概念和外延是本质和现象的关系；事物的定义和外延是语言文字表述下的'本质'和外延的关系。其实，司马光的这种逻辑上的错误，我们古人并不知道。他们把语言表述下的概念认定成为了事物的实际概念，忽略了语言本身的有限性，何况，古文言文同一词语的外延又是歧义产生的根源之一。
3.
在此情况下，我们的古人们偷了一个懒，在编撰相关的事物的名与是实，把这个语言文字下与该事物的相联系的所有全部纳入，外延全部纳入。由后人自行选择。引起了一桩又一桩的学术争议。
这当然与古人逻辑学不完善导致，但是，我们不能埋怨古人。尽管在如今的情况下，依然，有人不懂逻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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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诗词的概念和表述上同样存在以上情况。比如对于'格'，'律'，'平仄'，'韵'等等定义和外延上理解，自唐一降，争论从未停止。
可以这样说，对于什么是格律诗，格为何？律为何？平仄为何？对仗为何？等等这些概念的本质和内涵，可以说众说纷纭。在讲解这些概念时，唯一方法就是举例。用类比法解释演绎法形成的东西，类比法本身的特点就是不可靠性，用一个不可靠性的东西去证明一个确定性的东西，不知道会是什么结果，似是而非。
所以，那些认为这些定义已经很准确的遗老遗少们往往开首就是说，这些定义是很清楚的，就是预设立场。
好吧，就算准确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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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运动时，为了推广白话文，中国的几个文学巨匠如鲁迅、陈独秀，等等，不仅是亲力亲为的写文章用白话文，而且，用白话文办报刊杂志让大家也用白话文，同时，将文言文批判的一塌糊涂，口诛笔伐。其实，这些巨匠们，他们都是从入门开始，就是私塾老师给断句的文言文，他们难道不知道文言文和白话文的优劣之处？何止于这样痛打落水狗，还要拉上岸边踩一脚？
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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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他们懂得一个基本的道理，推广一个新生事物必须采用矫枉过正的方式。
矫枉过正之后，原来遭到批判的事物，因为其固有的回弹张力，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地回归到正常的位置，而新事物也会利用这段时间得到大家的认识和认可，从而推广出来。
正如现在，文言文与白话文并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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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
否定格律诗的陈规陋习，就是给诗词发展带来新的机会；
否定格律诗的必要性，就可能祛除大家对于格律、平仄的畏惧感；
否定格律诗的危害性，就能让那些想写几句诗的普通知识分子写诗时不用怕这怕那，畅所欲言。
否定格律诗的少数性，才可能将诗词普遍走向人民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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矫枉过正不是贬义词，不过正不足以矫枉。是方法论，更是事物的基本规律，这就是道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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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运动，让我们历史记住了辜鸿铭的小辫子，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三境界，也记下了鲁迅的辛辣杂文，更记住了陈独秀的《新青年》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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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领先，不单单是需要科技，更需要每个人，每个人的思想意识改变，这是哲学上得知和行的关系。
我是一只小鸟，因为我心向蓝天，因为我希望看到白云，还有那绚丽的晚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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