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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协名誉主席韩启德:今后中国科技的发展,非常需要文化支撑

问答

Q&A

神州

2021.08.27

高校作为教育主阵地之一

到底应当做到怎样的科学研究?

培养怎样的各类人才?

才能够支撑中国社会持续的进步发展?

在即将到来的九月,《问答神州》节目特别推出《问答返校季》系列节目,聆听中国顶尖的教育学家们,以不同的角度、领域,谈他们对于教育的心声与理想。第一站,先随我们到访中国顶尖学府之一的北京大学。

《问答返校季》 特别节目--专访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科协-北京大学(联合)科学文化研究院创始院长

首任北大医学部主任 韩启德

如今,中国正在迈向世界科技强国,但同时,关于中国缺乏创新实力的质疑声仍不绝于耳,中国的公民科学素养也与发达国家存在着较大差距。正因如此,今天,科学文化作为科学技术发展与创新的精神土壤,被摆在了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上。2018年,中国科协-北京大学(联合)科学文化研究院正式成立。

韩启德:一个高校,如果从大方面划分,就是理科、文科,理科里边包括工科。目前,如果要建设“双一流”高校,那各方面需要强大。你不能满足于在现有的知识上增砖添瓦,你必须提出自己的思想、科学发展的思想、原创的思想。就像牛顿、爱因斯坦,他们整个改变了人类文明进程,改变了科学这件事。如果作为世界一流大学,按照现在的态势,文章发得再多,也成不了真正的“一流”。我们必须要把科学文化的推动作用再发挥起来,然后把人文文化去跟它融合起来。

现在在人文和理工科分离的状态下面,中间用科学史做桥梁是最好的办法。实际上,哈佛大学上个世纪的经验也值得我们吸取,他们就把科学史作为人文和理工科当中的一个桥梁,全校所有的学生,不管哪个专业,必须学科学史,我觉得这个经验非常值得我们借鉴。

韩启德我们国家科学技术的发展,到了非常需要文化支撑的阶段。现在大家强烈地感受到,我们国家科学技术是大起来了,但是不够强,特别是原始创新成果非常少。从世界形势来讲,我们也面临着一个很大的挑战:科学技术发展越来越快,大家已经需要考虑,将来,人工智能再发展下去,会不会对我们的就业,乃至对人类的进化、地球上的物种存在都发生影响?我们生物技术发展那么快,现在都可以进行基因编辑了,那将来可以做到什么程度?它会发生什么样的后果?这些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不能等,等就晚了。在北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成立的时候,我讲:我们的科学技术就像一辆车,我们人文就像车上的刹车和方向盘,要掌控方向,走过头了要及时刹车。

吴小莉:如果没有文化支撑,可能会走成什么样?会有什么结果?

韩启德:首先,人人能够感受到,在科学技术领域中,有一些浮躁的、急功近利的做法。包括在高校里边、在科学院,大家都感受到评价体系对人的驾驭,这种评价体系让你不由自主地偏离了真正创造的路、让你沉不下心来做研究。每个人没有把科学研究当作自己真正的目标,往往只是成了敲门砖,这样是不可能把科学技术搞好的。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实际上,2002年底至2003年春夏,非典肆虐中国,这场突如其来的传染病灾难已经改变了中国“重治疗、轻防疫”的观念,而后经费紧缺、反应迟缓的卫生防疫体制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与发展。

正是在那一年,因为非典,从医近三十年的韩启德,第一次开始研究传染病史以及医学史。

吴小莉:您开始学医学史之后,对您的医学工作或者教学工作,产生了什么影响?

韩启德:我们老师现在给学生讲课,不能满足于像以前那样“满堂灌”。知识不用你教,他上网查就行,关键是要教给他们方法。我们现在的研究是历史的延续,我们原来走过多少冤枉路,不能再走了,不仅要想到现在,甚至想象到将来。我看自己的研究过程,我从1979年当研究生开始,就从事医学科学研究了,当然我是具体在一个领域,怎么从病理生理学到分子药理学,一步步走过来,我才幡然醒悟,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原来都是盲目的。

上个世纪七十到八十年代,韩启德曾经在陕西农村一间公社卫生院苦干十年的全科医生;而后来又在留美期间,完成了a-1肾上腺素受体亚型的研究,攻克了基础医学当中的一道世界性的难题。

韩启德:我一直从事着细胞受体的研究,而且是跨膜的受体,有关最经典的肾上腺素受体。我当时在美国进修,也在《自然》发表过文章,受到了认可。当时我知道这个领域该做什么,我又肯下功夫,所以做得会好一点,但是再发展下去怎么做,我是要拓展的,不能光做受体这个事情。90年代中,我已经提出要研究细胞的复杂体系研究、要研究所有的基因表达,几百个联合的变化。那时候我申请国家项目,第一轮就被淘汰了,他们说你这不可能。

吴小莉:为什么?

韩启德:因为他们没有这种视野。很传统地说,这不可能,是很难的,当时就算把北大所有的计算机力量都加一起,储存量都不够。但是你看,现在人工智能、大数据都做起来了。我为什么能够比较早看到这点,我觉得还是因为,如果从整个科学的思路、从历史、从科学史,再研究更深入的、文化层面的东西以后,你的创造力会比别人稍微广一点。

在2018年的第二届中国医学人文大会上,韩启德建议推动“叙事医学”,让医学人文走向临床。自2012年起,北大医学部规定学生在最后两年的实习中,必须学会写“平行病历”,也就是在写临床标准病历的同时,还要用非技术性的语言去记录病人的疾苦与体验。韩启德认为:医学人文的传递其实就是文化传承,上级大夫如何看诊,学生自然耳濡目染。

吴小莉:让学生写“平行病历”,效果如何?

韩启德:说句实在的话,效果不怎么显著,学生什么都不会,哪来得及深入病人的内心、跟病患共情?这个要求有点过高,但他们至少经历了这么个过程。体会看病,不光是技术,医生首要跟病人能沟通。说实在的,不光是学生,我们的大夫们也要补课。对于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最近成立了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我们把这个系升格成了一个学院,重点是把医学人文能够推得更高。

吴小莉:2018年,在第二届中国医学人文大会中,您说”推动叙事医学,让医学人文走向临床”。但您刚提到,在北医学生中推行“平行病例”都有困难,那临床医生真的可以做到吗?

韩启德:平行病历到现在没有普遍地推行的原因,是医生重视不够、压力太大、精力不够,实在忙不过来。“平行病历”只是叙事医学里的一种方式,叙事医学包含的面很广,叙事本身是个文学概念,也是医学世界最新出的一个概念。

对医生来讲,要靠技术解决问题,但是如果不了解叙事的原理,那就丢失了一个很好的概念:要理解病人的心理、情感。为什么有的大夫做得那么好?即使他实际上也很紧张,可是因为他会说话,病人就喜欢跟他多交流。当然“会说话“不光是个形式,医生的内心是真的要对病人有感情的共情,对病患有人文的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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