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鲁迅博物馆收藏的鲁迅所用过的物品中，有一个用“大同十一年砖”制成的砚台。据有关人士回忆，这个砚台当时就常放在鲁迅西三条住所的“老虎尾巴”书房中的书桌右上方。作为鲁迅收藏、使用的物品，这个砚台在1962年被定为一级文物。
“大同十一年砖”砚 鲁迅博物馆藏
根据文物档案的记录，这个用古砖制成的砚台长21.5厘米，宽17厘米，高8厘米；砖的上、下方分别嵌有紫檀木的盖和托，砖的一侧刻有文字“大同十一年作”，另两侧分别刻有花纹。“大同十一年”是指南朝梁武帝大同十一年，即公元545年。
“大同十一年砖”砚侧面拓片
鲁迅在1918年7月14日的日记中记：“拓大同砖二分（份）。”后来，鲁迅又把这个“大同十一年砖”的拓片收录进他在1924年编辑的《俟堂专文杂集》之中，并在该书稿的目录中注：“大同十一年专 已制为砚 商契衡持来 盖剡中物。”商契衡是鲁迅的学生，浙江嵊县（今嵊州）人，他知道鲁迅喜欢收集古砖，所以就把从故乡得来的这个古砖制成的砚台送给鲁迅，鲁迅也因此判断这个古砖出土于浙江嵊县。鲁迅文中所说的“剡”，是西汉时期设立的一个县的名称，位置在今浙江嵊州西南，鲁迅在这里用“剡”来指代浙江嵊县。另外，有研究者用近年出版的《古剡汉六朝画像砖》一书中所收录的刻有“大同十一年作”的古砖与鲁迅收藏的这个古砖比对，发现两者几乎完全一样，由此也可以确认这个古砖确实是从浙江嵊县出土的。
除此之外，这个砖砚还有一番不平凡的经历。
1923年7月，鲁迅和周作人失和，并搬出位于八道湾的家，在砖塔胡同赁屋居住。1924年5月25日，鲁迅搬到新买的西三条新居之中，并在1924年6月11日返回八道湾的家中准备取出个人的一些图书和物品，不料却遭到周作人夫妇的谩骂和殴打。鲁迅在当天的日记中有“然终取书、器而出”的记载，鲁迅当天所带出的少量图书和物品中，就包括这个“大同十一年砖”砚。但是，鲁迅当时收藏的其他古砖都遗留在八道湾的家中，没有能够带出。
鲁迅后来整理多年所收藏的古砖拓片，编成《俟堂专文杂集》一书，并在1924年9月21日夜写下了《俟堂专文杂集·题记》：
“曩尝欲著《越中专录》，颇锐意蒐集乡邦专甓及拓本，而资力薄劣，俱不易致，以十余年之勤，所得仅古专二十余及朾本少许而已。迁徙以后，忽遭寇劫，孑身逭遁，止携大同十一年者一枚出，余悉委盗窟中。日月除矣，意兴亦尽，纂述之事，渺焉何期？聊集燹余，以为永念哉！甲子八月廿三日，宴之敖者手记。”
鲁迅在这篇“题记”中使用了隐语来写他在返回八道湾家中搬个人物品时的遭遇：“俟堂”是鲁迅自取的别号；“寇劫”是指周作人夫妇的谩骂和殴打；“盗窟”是指八道湾的周作人的家；“宴之敖者”是鲁迅的笔名，是指被家中的日本女人（即周作人的日本籍妻子羽太信子）逐出的人。据许广平在《欣慰的纪念》一文中回忆：“先生说：‘宴从宀（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说文》作公式，游也，从出从放）；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从这篇“题记”中可以看出鲁迅对周作人夫妇的愤怒和对遗留在八道湾周作人家中的20多块古砖的痛惜。
鲁迅对这个从“盗库”中携出的“大同十一年砖”砚颇为珍惜，一直放在书桌上。从1924年5月25日移居西三条新居之后，到1926年8月26日离开北京，他可能就是用常用的绍兴“金不换”毛笔，在这个砚台上蘸墨，创作出了小说集《彷徨》、散文诗集《野草》和杂文集《华盖集》及《华盖集续编》中的大部分文章。
离开北平时，鲁迅并没有携带这个“大同十一年砖”砚。幸运的是，虽然历经战火，这个砖砚被亲友保存了下来，并在北平解放后，连同西三条房屋和鲁迅藏书以及鲁迅个人物品等，一起被许广平捐献给了国家，目前完好地保存在北京鲁迅博物馆。
（载于《人民日报》收藏副刊 作者：葛涛）
文人雅士在书房案头摆上一两方古砖砚，古香古色，顿使一室生辉。望着砖上的文字图案，凝思遐想，让人仿佛穿越历史的时空隧道，望见2000多年前，一群泥瓦工匠正在辛勤劳作，秦砖汉瓦的泥坯正从他们手中制成，宫殿寺庙一座座地崛起……忽而大厦倾覆，一切都埋入地下……而俯首而拭，却已化作笔耕砚田，卧于案头。
砚，是文房四宝之一，“传万古而不朽，历劫难而如常，流千年而永存”。它集文学、历史、书法、绘画、雕刻与金石为一体，浓缩了我国历代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地域风情、民风习俗、审美情趣等信息，具有历史、艺术、使用、欣赏、研究、收藏诸方面的价值。它见证了中华文明文化发展的历史，承载中华民族的智慧，不但是艺术珍品、国之瑰宝，也是华夏文化艺术殿堂中一朵绚丽夺目的奇葩。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20世纪初钢笔、铅笔和圆珠笔相继出现，以及当代电脑的普及应用，使砚台这个为人类服务几千年的文房之宝逐步退出了实用的历史舞台。人们对砚文化也渐渐淡漠遗忘，越发陌生了。
中国的金石学肇始于宋代，在清代乾嘉之际形成学派，并于清代晚期达到高峰。唐、宋、明时期的拓本多以唐碑和宋明刻帖为多，金文拓片占有一定数量，其他若砖文、陶文则十分罕见。到了清代后期文人书画篆刻家十分重视新出的金石资料，因此除了金铜碑石拓片以外也开始搜集瓦当、砖铭、陶文、封泥等文字的拓本。古会稽地区的汉晋砖铭由于承载着历史、书法、篆刻等重要信息，并因其数量庞大，而受到清代文人书家乃至当代书家的青睐，因此砖铭资料有着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
“砖”在我国古称为“甓”，南方地区的古砖外形多为长条形。在考古工作中这些古砖由于较为常见，多没有被予以重视。其实古砖上各种字体皆备，是古代书法遗存中活的“演变发展史”，其铭文、画像真实还原了古代民间的一些社会风俗、宗教信仰，是宝贵的实物研究资料。
以古砖制砚，借金石为书画服务，可谓“传万古而不朽，历劫难而如常，流千古而永存”。历史上曾作为进献皇帝赏玩的贡品。能古为今用，弘扬文化；陶冶情操，保值升值，藏家珍宝。
传世古砖砚多为秦、汉和晋砖。因年代久远，上多有图案文字，构成独特的古朴美和装饰美。其两侧或背面多模印纪年文字，记述制造年代、地点、制作者姓名；吉语铭文，寓意子孙后代吉祥如意；还有人物图像等，纹饰古朴简约。所以古砖砚历史信息丰富厚重，极具观赏和收藏价值。
这些古砖所用泥土经精心淘洗，用澄泥法造砖瓦，始于秦汉，兴于三国，历经两晋南北朝，连绵不绝。秦汉时期，帝王大兴土木，所用砖瓦，由官府督办，专门加工烧造。采用澄泥工艺所制，烧制出的砖质地坚密细润，宜于雕刻，是制砚的好材料。魏晋南北朝制作的砖瓦更加精细，如三国时魏国曹操建造铜雀台，所用砖瓦、土料经过澄滤，加拌胡桃油、黄丹、铅、锡等添加剂烧制，质地非常致密，坚实如铁，不易破裂。用之为砚，细腻光洁，不渗水，发墨好，胜于当时陶砚。唐宋时期，秦砖、汉砖、晋砖大量出土，文人雅士看到这些砖块古意盎然，坚细耐磨又取材方便，稍加雕琢，即成佳砚，于是砖砚开始出现。清中晚期直至民国初年，金石考据之风盛行，许多文人对与铜器铭文、石刻文字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古砖铭文情有独钟。文人雅士不惜重金搜购，磨刻成砚，竟成风气。如阮元、张廷济各蓄汉晋八砖，即以之名其斋馆曰“八砖吟馆”、“八砖精舍”。近代书画大师吴昌硕十分喜欢砖砚，其书斋收藏砖砚甚多，曾作诗曰：“缶庐长物唯砖砚，古隶分明宜子孙。卖字年来生计拙，商量改作水仙盆。”
民国时期世称海内藏砚第一人的徐世昌，八方收集古砖砚，还雇请砚工，将其所藏古砖瓦琢为砚台。乾隆帝《西清砚谱》将古砖瓦砚列为砚林精品。卷一列的是汉瓦砚，卷二列的就是汉砖砚，共四方。砖砚刻铭后具有更丰富的人文内涵，可以反映文化追求和艺术修养，书画金石家都乐于此道。
去年由绍兴金石博物馆举办的“会稽甓社《古质今研——古砖砚、诗词题跋展》”上，一枚纪年为“大同十一年”的砖砚惊艳亮相，其古砖砚收藏鉴赏被推上一个新的高潮。和它同模的砖砚，鲁迅也曾有收藏，据鲁迅日记记载，1924年，正在编写绍兴地区古砖拓本集《越中专录》的鲁迅先生，因与弟弟周作人夫妇发生矛盾，被迫移居别处。6月11日下午他回到旧宅取书及物品时，受到周作人和其妻的谩骂殴打，紧急中“止携大同十一年者一枚出”。现在作为国家一级文物，保存于北京鲁迅纪念馆。
这枚“大同十一年”同模砖也收集自嵊州，在百年后的绍兴，同出一枚和大文豪鲁迅珍爱的宝物，这岂非一段金石奇缘哉！
庄子曰：“道在瓦甓”。绍兴金石博物馆下属的会稽甓社成立于2011年，是民政局批准的国内首家金石砖瓦研究学术团体。它一直致力于金石瓦甓文化的收藏、研究、传承与弘扬。其会稽甓社藏制古砖砚，比照清乾嘉、民国之佳品，研参诸家砚谱，追师阮元、端方、张廷济、吴昌硕、陆增祥、周作人等名贤巨匠所遗精品砖砚，禅精竭虑，由西泠印社名家把关，汇集苏杭制砚名家精选名贵古砖瓦之名品，手工精镂砚池而成，得“纪年书法、传承有绪、发墨细腻、案头雅玩”十六字真意。无论在古时还是当代，古砖砚都引得书画名家、文人雅士们爱不释手，谓之为良田佳器。其砚侧之砚铭，尤为历代书坛诸名豪大家们所极致发挥，藏家得之，往往奉为至宝，获超一流之青睐。
山东四大名砚和临沂四大名砚、兰陵四大名砚
（1）
中国有四大名砚，那么山东的四大名砚是哪四种砚台？
山东的砚台品种众多，多达几十种，统称鲁砚。这以至于全国的砚台品种几乎都可以在山东找到近似的品种。
我们都知道，中国的四大名砚是端砚、歙砚、洮河砚和澄泥砚，那么山东的四大名砚呢？
山东这么多砚台，有的历史悠久，有的制作精良，有的出处独特，那么该怎么排名呢？
笔者以为，应该以市场占有率来排名，而市场占有率跟从业人数有关。
虽然我没有去过青州，但是知道红丝砚是有个大市场的，红丝砚一条街非常出名；徐公店有个岭上博物馆，道路两旁加工砚台的小作坊林立；在寺口村，做金星砚的也有十几家，其他地方也有；紫金砚虽然历来有争议，但是做的老师也不少。
所以，纵观鲁砚领域，从事红丝砚制作的人数最多，其次是徐公砚，第三是金星砚，第四是紫金砚。
因而，鲁之揅文房认为，鲁砚砚四大名砚应该是大唐红丝砚、沂州徐公砚、羲之金星砚、琅琊紫金砚。
至于尼山砚、淄砚、田横砚、砣矶砚等，只能算是小砚种了。
（2）
山东的砚台品种在鲁南尤其是临郯苍一带能够找到大部分品种。
所以临沂的砚台在中国砚台领域占有重要的地位。
临沂的各种砚台在古籍上有记载的大概也有近十种，新开发的又有十几种，因为临沂古称琅琊，所以临沂的砚台又合称琅琊砚。
我们都知道，中国有四大名砚（端砚、歙砚、洮河砚和澄泥砚），山东也有四大名砚（大唐红丝砚、沂州徐公砚、羲之金星砚、琅琊紫金砚），那么临沂四大名砚是哪四种呢？
根据从业人数，生产数量，历史声名，鲁之揅文房认为，临沂的四大名砚应该是沂南徐公砚、费县金星砚、兰山紫金砚、兰陵薛山砚。
徐公砚久负盛名，只是近年来少有佳作，产量倒是不少，某宝上九块九包邮，逐渐走向粗制滥造了；金星砚一直不温不火，近年来送礼之风式微，销售也受到影响；紫金砚大家都在研究，推广还需要时日；薛山砚，也很尴尬，本地人不重视，外地人很少见之……
琅琊四大名砚这样排名，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意见吗？
（3）
中国有四大名砚，山东有四大名砚。
山东的砚台品种众多，多大几十种，统称鲁砚。这以至于全国的砚台品种几乎都可以在山东找到近似的品种。山东的砚台品种在鲁南尤其是临郯苍一带能够找到大部分品种。所以临沂的砚台在中国砚台领域占有重要的地位。临沂的各种砚台在古籍上有记载的大概也有近十种，新开发的又有十几种，因为临沂古称琅琊，所以临沂的砚台又合称琅琊砚。
而临沂的砚台品种，乃至山东的砚台品种，几乎都能在兰陵找到类似砚石。
兰陵，华夏古县。曾用名赵镈县，苍山县。
可能很多人知道李白和兰陵美酒，知道赵镈和大小苍山，知道冉闵和兰陵大蒜，知道荀子和兰陵研学，知道《金瓶梅》和兰陵笑笑生，可能很少人知道兰陵的四大名砚。
兰陵多处出紫金石，从矿坑到大冶，从鲁成匡山到石城崮，各种品质的紫金石储量丰富，目测有900万吨，按照现在匠人生产量，足够用三千年。匡山之所以叫匡山，是因为匡衡家乡是这里，他曾在此凿壁偷光。
薛山石地面几乎枯竭了，但是地下还有不少，虽然目前不能开采，但是未来大有可为。薛山脚下曾经有座紫金庙，紫金庙西南是一大片开阔的平地，曹操当年南下攻打东吴，曾在此点将练兵。
薛山南是大宗山，大宗山的石材近似薛山石，但是又有所不同，可谓独树一帜！大宗山之南就是转经山，它们之间有座朗公寺，建于东晋，当年是北方较大的名寺。
而在大宗山西南，有座宝山，当年李白经此前往东鲁，就路过宝山，见此山如同一个放倒的宝葫芦，所以为命名宝山。
经过鲁之揅文房的考据和衡量，决定将款坑薛山砚（因曹操之故又名曹公砚）、鲁城紫金砚（又名匡衡砚）、冢村宗山砚（又名朗公砚）、车辋宝山砚（又名太白砚）评为兰陵四大名砚。
这样排名，不知道大家是否有不同意见？欢迎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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