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小上学的时候，老师经常会让我们说每个人的理想，就是问你长大以后想干什么？同学们回答的大同小异，女生基本上都是什么人民教师了，工人了，营业员了等等，男生基本上都是去当解放军。诸如此类没什么新意。有个别同学大胆的提出来自己长大要当科学家。大伙都很敬佩他脸皮如此之厚，居然有这样的非分之想。该因为这位学生学习成绩实在太差了。我分析他有这种远大的非分志向，估计是爱因斯坦做小板凳的故事看多了。
长大以后，绝大部分同学都没有实现自己的理想，甚至连当初自己是什么理想都记不清了。相反，我倒是佩服班里几个从小立志当流氓的同学，他们比我们执着多了，我知道的几个基本都坚持实现了自己的理想，走上了被人民专政道路。
而我的理想呢？实现了么？现在看来也没有。我和大多数男孩子一样，长大要当个关荣的解放军，复原了还能分配工作。实际上我真实的想法并不是这样，我就想当一名铁路巡道工，就是拿个小锤子，每天沿着铁道敲敲打打那种。喜欢这个工作的原因无非有三个：第一、不用和人交流，从小就一直认为和人交流是一件很麻烦的事，到现在也这么认为，不是因为害怕，而是懒。第二、工作简单不用动脑子，没人监督我，我只要做好自己的事就可以。第三、两根铁轨一直通向远方看不见的，那里有许多未知的东西，可以充分发挥我的想象力，边走边发呆，还没人打扰。
当然，最终我也没能当上巡道工，人家是铁路局的正式编制，这么简单拿工资活自然轮不上我。而且我还是个别有用心的巡道工。
毕业了以后，我干过很多工作，当过工人，摆过小吃摊，当过推销员，参加过干部考试。可是命运偏偏捉弄人，我这个从心底里不愿意和人打交道的人，最终还是做上了销售工作，而且一做就是好多年。
从高中开始，每年寒暑假期都去食品厂打零工，挣点零花钱。 九十年代我市的市场经济还属于刚刚起步阶段，除了定向分配的工作，自己去找份工作是很困难的。但是国营食品厂是个例外，每年我们的寒暑假正好赶上春节和中秋，两个中国人传统的大节日。食品厂异常忙碌，需要补充大批的临时工，我们去一方面去挣些零花钱，一方面可以乘机补补营养不良身子，在那里天天和各种的糕点打交道，你就是不吃，闻上个把月，也能胖个三斤。
我能长这么大的个子一是感谢我妈，二就是要感谢食品厂了，感谢老妈没让我饿死，感谢食品厂让我茁长成长。但连续几年的食品厂零工，在心里也烙下了个阴影，吃够了，也闻够了。到至今为止，都不怎么吃糕点甜食，不过这几年突然又迷恋上了五仁月饼。
现在回过头来想想，其实也挺对不住食品厂的。一去就给人添了不少的麻烦，干活没得说，和农村大牲口一模一样。那个年代的孩子都比较实诚，干活不太会偷奸耍滑。坏也坏在实诚上面，干了两个月不到，煽动了了两次罢工，搞得厂方非常头疼，党教给我们的那点东西，全都用到党领导的工厂上了。
第一次是厂子要求我们每人必须办健康证，本来到食品厂上班，要求有健康证持证上岗也无可厚非，这是对老百姓健康负责。坏就坏在厂方招我们进厂时并没有要求办健康证。这干了快一个月了，才通知我们。而且要求自己出钱办理，有人一打听，办一个健康证要七十多元，这一下炸了锅了，要知道干满一个月整三十天才94元工资。我们也只能干一个多月。
这下大伙都不愿意了，许多人站在院子里停下了手中活计。几个个子大的包括，被大家选为代表，去劳资科和他们交涉。谁知劳资科一个姓裘的女科长态度非常蛮横，一副高高在上的模样，说什么办不上就不要来上班了，工资也不发。这一下激怒了我们，那时候都年轻气盛，有几个当场就要上去抽她，被我给拦住了。这方面我还算理智的，知道打人解决不了问题。对那位满脸横肉的婆娘说：那我们不干了。后果你自负，说完把大家都劝下了楼。
估计她压根就看不起我们这几个毛头学生，倒要看看我们能翻多大的浪起来！事实证明她妇人之见。错误的低估了学生的能量和号召力。下了楼以后让大家分别去各车间通知所有的零时工停下手中的活，到院子来。厂子是个封闭五层环形楼，中间院子刚好是个天井。我把大家集中到院子里，几个代表站在二楼的凉台上，不知谁还找了个铁皮喇叭筒递给了我，当时站在那里手持喇叭筒，心情激动，觉得自己颇有几分旧社会工人领袖的风采。望着院子里，黑压压攒动的人头，脑子里顿时涌现出许多工人领袖形象，苏兆征、邓中夏、林祥歉，还有闻自立。
咳嗽一下。赶忙稳定了一下情绪，收回了思路。把刚才和劳资科交涉的情况，和大家说了一下，院子下面顿时炸了锅了，七嘴八舌说不干了，有的把工作服一脱往地下一扔，有的扔了手中的工具。纷纷作势要走！我挥了挥手让大家安静下来。说要走：也得拿了工资走，干一天就得给一天的钱。其实本意并不想让大家走，毕竟大家都是暑期打工挣些学费啊，零花钱的。只是借此向厂方施压，放弃办健康证或者厂里出钱来办。大伙一听工资的事都不走了，也不上去干活。站在院子里乱吵吵。
一会各车间吃不住劲了，食品厂平时正式员工才四十多人，而雇佣的零时工有一两百多号人，这一停下来可不乱了套了！熬得糖浆也没人管、烤炉里的月饼也没起、锅炉也没人烧了。这要真停工一天，厂子损失的多大呀！许多厂子里的正式员工知道事情的原委，纷纷破口大骂，说这个女人简直是猪脑子。
于是乎有人就报告给厂长了，厂长匆忙忙赶回厂子，把那位裘科长叫出来，当着我们面劈头盖脸臭骂了一通，又好言安抚了一番我们，承诺健康解证的事，厂子来解决！得到了他的承诺，我用铁皮喇叭告诉大伙，这才散了回到自己岗位上去，我呢过了一把工人领袖瘾，又撅着沟子去库房扛面粉去了，结束了我短暂的工人领袖生涯。不过从这以后，人气倒是很旺，包装班的姑娘们抢着去给我热饭（午饭都是用铝饭盒从家带，外面饭吃不起），饭盒里经常多出几片肉呀，饺子什么的！让其他哥几个很是眼红。
第二次罢工是因为工资的事，一个哥们不从哪打听到，其他国营糕点厂的零时工的统一工资都是四元钱一天，而我们却是三块八一天，少了两毛钱，一个月少六元钱呢。这怎么能行，克扣工人血汗钱，性质太恶劣了。为了维护广大劳动人民权益，夺回我们的血汗钱，我决定再次煽动零时工罢工，扬言若不答应，立马跳槽从清真糕点二厂去清真糕点一厂（糕点二厂在公园街，糕点一厂在立交桥，现在的乌鲁木齐大厦）。
这个季节正是各食品厂用工高峰期！不愁找不到活干，经过和厂方艰苦卓绝谈判，十分钟后，厂方勉强的答应了我们的要求。罢工又一次取得了伟大的胜利，院子里响彻团结就是力量歌声（食品厂喇叭自己放的）。为大伙争取来每天两毛钱的工资和两次罢工的胜利，让我在厂子里威望达到了顶点，这会如果选厂长都能选上。
若干年以后糕点厂改制，改成金磨坊糕点坊，我和公司同事去他们的直营店买蛋糕，有个大姐还认出了我来，大声喊；你不是那个挑头闹事的小家伙么！我赶紧纠正是罢工领袖好不。
大姐搞得我在公司同事面前很是尴尬，内心也有一点小自豪。不过有所得必有所失，厂子一大群男男女女的零时工，肯定不会让这么好的资源闲置。哥几个下了班都忙着约女同事逛夜市去了，我顶着一顶高大上的工人领袖的帽子，心里应该装着大众的利益，自然不好意思给自己谋私利了。看着别人卿卿我我的，只好悻悻然的拉着几个落了单的哥们，从厂里偷出来点报废饼干去换酒喝去。
本来是要写个序，结果东拉西扯写了这么多，这大概和我的写作水平有关系，其实上学时就没正经好好读过书，我们那那个厂办子校，学习氛围确实不怎么样，学生基本分成三三制，想好好学习的、无所谓的、兼着学生和小流氓两种身份的。我算是介于前两者之间吧，偶尔发起神经来，成绩还能混个前五名。凭点小聪明，大部分时间都不上不下的。放暑假的时候也会混到小流氓队伍里去乐呵乐呵。到了初中好学生基本都考到市里面有前途的学校去了，剩下的可想而知了，中学六年基本没教过作业，尤其是语文作业，作文之类的就从没写过。所以应该原谅我的写作水品，底子就没打好么！
从小养成看书的习惯一直到现在还保留着，记得我看的第一本小说是从老妈柜子翻出来的姚雪垠的（李自成）。小学一年级，许多字不认识，只能猜着看。不知为什么老妈对我看小说这件事，表现的深恶痛绝，为此不知道挨了多少顿揍！她认定除了课本，其他一切书对我来说都是牛鬼神蛇，会把人往邪路上领。这种焚书坑儒的精神，颇有些先秦始皇的遗骨遗风！
当然，书是给我烧了不少，人是没舍得坑。毕竟是他儿子，她是不舍得坑我的。所谓物极必反吧！她越是不让我看，我还越是对看书的兴趣越来越浓厚，想办法找着看，天天和她斗智斗勇。上高中时达到如饥似渴地步，天天泡在学校的小图书馆里，纠正一下，我上的是职业高中，职业高中就是给我们这些考大学无望，又不愿意把我们放任到社会上去，成为彻底的流氓，而办的学校。利用父母这个机械厂的天然优势，让我们学个一技之长！以后当个工人什么的。你别说，我还真考了个有水份的中级技术等级证书，毕业了去一家工厂干了一段时间。看看现在的高中生，还真有点可怜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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