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公英烈气，千古海南潮”。大凡有点历史文化知识的人，来到海口，几乎都会不约而同地打探五公祠的有关情况，有条件的，还会亲自去拜谒一番，从中领略五公文化形成的历史轨迹，探求五公文化的现实意义及对海南未来走向的昭示和影响。
五公祠位于今天的海口市琼山区，是明万历年间，人们为纪念唐宋两朝被贬谪流放到海南的五位朝廷重臣李德裕、李纲、李光、赵鼎、胡铨而修建的一组古建筑群，其中包括观稼堂、学圃堂、东斋等，并和苏公祠、两伏波祠等相连，因而，显得更有历史纵深感和文化品位。其核心建筑主祠堂虽高不过十二米多，却一直被誉为“海南第一楼”。这除了因为楼在修建时，可能是海南的最高建筑外，更因为这座楼标志着五公在海南人民心中的历史地位和对海南的深远影响。人们胸中之楼，早已不是现实之楼，“第一”二字，早已被历史定格于斯。对“第一楼”的景仰，也早已成为海南人民的历史记忆和文化寄托，融入了海南人民的精神血脉。如今，海口市尽管高楼林立，但这“海南第一楼”的地位是永远也改变不了的。
2012年以来，我曾先后5次拜谒、考察过五公祠。且每次都写一首七言律诗以纪行：
其一
新正凭吊五公祠，碧草无言雨若丝。
雕像存犹弘凛冽，遗踪隐渐辨依稀。
弄权岂止媚皇帝，许国皆因念困危。
细数忠良多命舛，堪伤耿介不逢时。
其二
五公鹄立雪霜姿，缄口凝神若所思。
俊骨有冤遭放逐，忠魂无憾近戎夷。
投荒万里家山远，建岛千秋业绩垂。
窃喜北辰今共仰，清风已向海隅吹。
其三
遭贬原多为尽忠，江山异代此因同。
皇天恩寡轻三本，琼岛情深重五公。
身后农兴留富裕，生前文盛衍昌隆。
而今凭吊先贤处，新政随心送好风。
其四
候车顺访五公祠，再谒前贤敬赋诗。
报国忠孤明主弃，投荒才大小人欺。
几番奸党横行日，数度文星耀眼时。
信是上苍怜宝岛，故将福祉惠琼黎。
其五
重来依旧感沧桑，难遣诗情话短长。
奸佞害人偏受宠，忠良报国却投荒。
铭文载史苔痕老，雕像含威侠骨香。
终是前贤行未远，琼州有幸续华章。
确实，五公祠的每一处园林、每一座建筑、每一尊雕像、每一副楹联、每一首诗词，每一通碑刻，都有很深的历史渊源，有很厚重的文化积淀，都会让你驻足良久，品味再三。其中最醒目的，当是庭中巍然屹立着的大理石五公雕像。虽然五公生前可能高矮胖瘦各异，但雕像一律两米多高，且个个英姿俊骨，目光忧郁，表情凝重，隐隐中透出一股凛不可犯的浩然之气，看了就让人肃然起敬。
排在第一位的是李德裕（787——850），他也是五公中来海南最早、在海南影响最大的人物。李德裕在唐武宗时曾两度为相，刚正忠贞，力主削藩抑宦，兴利除弊，使处于内忧外患之中的唐王朝，有了喘息甚至中兴的机会。但唐武宗病故后，继位的唐宣宗起用了与李德裕对立的牛党人士为相，李德裕连遭贬谪，最后万里投荒，来到海南崖州。李德裕很不简单，他不仅是著名的政治家，还是著名诗人，身后有《会昌一品集》20卷传世，《全唐诗》中也编有一卷。当年他在流放海南途中，过汨罗江时，曾写一首七律《汨罗》：
远谪南荒一病身，停舟暂吊汨罗人。
都缘靳尚图专国，岂是怀王厌直臣。
万里碧潭秋景静，四时愁色野花新。
不劳渔父重相问，自有招魂拭泪巾。
诗的表面是凭吊屈原，贬斥奸臣，但实际是借古喻今，抒发心中的忧国忧民之思和愤懑不平之情。不过，作为忠臣和良相，虽遭排斥和贬谪，诗中却无一字表示对君王的不满，忠贞品格，可见一斑。更为人称道的是，他被贬崖州后，写下了一首感人至深的七绝《登崖州城作》：
独上高楼望帝京，鸟飞犹是半年程。
青山似欲留人住，百匝千遭绕郡城。
他用这首诗，表达了他忠于朝廷，初心不改，盼望回归的复杂心情，也成了他生命中的最后呼喊。不过，说“青山似欲留人住”，实在有些牵强和无奈，若说是朝廷不肯重新启用，当地官员百姓多有不舍，倒还算是能说得过去。“功成北阙，骨葬南溟”，命运最终没有眷顾他，63岁时，李德裕壮志未酬，客死崖州，想来不能不令人唏嘘。
五公雕像中排在第二位的是李纲（1083——1140），虽排位靠前，但他在海南时间却最短。李纲系福建邵武人，是北宋末年一位刚直、忠贞，敢于力挽狂澜，抵御外侮的名相和民族英雄。因受奸臣排挤，被贬海南。但幸运的是，到海南第三天，便遇赦北还。李纲在海南时间虽然短暂，但他还不忘到位于海口龙岐村的伏波庙祭祀汉朝两位伏波将军，并留下了《伏波将军庙碑阴记》，除记录自己的行程外，也表达了对平伏海内，一统中华历史人物的景仰之情，也算难能可贵。
依次瞻仰，排在第三位的雕像是李光（1078——1159），他也是五公中流居海南时间最长的一位。据史料记载，光乃南宋越州人，进士出身，官至参政知事（副宰相）。他忧国忧民，秉公持正，一生羞与奸佞为伍，且诗文俱佳，是难得的人才。因极力主战，反对主和，得罪了秦桧，屡遭贬黜。最为严重的一次，是遭秦桧同党、奸臣杨愿诬告，被定为“作诗讽刺时政，纵横倾险，子弟宾客，往来吴越，诱人上书，动摇国是”的罪名，险些丢了性命，被贬到琼州。期间，曾借住金粟庵，即现在的五公祠旧址。陪同他来的儿子孟博不幸病死庵中，这无疑是雪上加霜，李光悲痛至极，挥泪成诗，痛悼爱子：“恩深父子情难割，泪滴千行到九泉。”读了令人泪目。李光的惨痛经历，实在令人扼腕。我想起京剧《二进宫》中有一句唱词：“哪一个忠良又有下场”，说的虽有些绝对，但忠良遭受迫害，命运多舛的事，也确实是屡见不鲜。唐朝的韩愈当年就因谏迎佛骨，得罪当朝，结果，“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在辗转途中，十二岁的爱女不幸夭折，令韩愈痛不欲生。无奈王程紧迫，只好将女儿草草葬于道旁，继续赶路。一年后，韩愈遇赦还朝，才有机会凭吊女儿，并留下了一首“百年惨痛”的心灵祭歌：
数条藤束木皮棺，草殡荒山白骨寒。
惊恐入心身已病，扶舁沿路众知难。
绕坟不暇号三匝，设祭惟闻饭一盘。
致汝无辜由我罪，百年惨痛泪阑干。
每当重读这首诗，我的心都在颤栗，感到脊背一阵阵发凉，很难想象韩愈写这首诗时，是怎样一种痛彻心扉，愧不欲生的情感。
不过，李光的遭遇还算是幸运的。当他被再贬昌化军（今海南儋州市）编管时，遇到了后半生的知己。那里的军守陈适十分仰慕李光的为人和才情，将其待为上宾，推心置腹地和他交往，给他创造和提供了比较优裕的生活条件。自此，李光得以安下心来，考察海南的历史人文，领略海南的自然风光，体会海南的独特生活。海南虽条件艰苦，但李光却能自得其乐，经常喝喝小酒，宴宴宾客，同当地学子吟诗唱和，日子也过得有滋有味。他有一首七言绝句：
颜乐箪瓢孔饭蔬，先生休叹食无鱼。
小兵知我须招客，市上今晨报有猪。
像李光这样有显赫经历和旷世文采的人物，写出这样乍看起来似乎很俗的诗句，有点儿令人不解。其实不然。要知道，宋朝宫廷中和达官显贵们，多是吃牛羊肉的。贬到了海南，失去了吃牛羊肉的身份和条件，偶尔能吃上猪肉，自然心情也很愉悦，兴高采烈一下，用俗言俚句以记之，也是很自然的事。就连苏东坡到海南后，也因吃不惯海南的猪肉，又不得不吃，才冥思苦想出调配作料，文火慢炖的办法，为后人留下了东坡肉这道名菜。看来，饮食也是确实需要文化的。倘若没有先贤们的流放生活，没有苏东坡和李光们的苦中取乐，我们今天还真不知道要少享受多少道美味呢。
李光雕像的底部，刻着他的一首诗作：
三载藤江守药炉，身轻哪复羡飞凫。
琼山万里乘风便，始觉惊涛异坦途。
读着这首诗，我们会感到，李光真的有点喜欢上了海南。你看，三年服药，不仅治好了自己的病，身轻体健，连飞凫都不值得艳羡了，还因为经受了风云变幻、宦海沉浮，使自己对人生有了更深一层的感悟，这就是在“万里乘风”后，才知道惊涛异于坦途，甚至比坦途更有价值。这种面对逆境，乐观向上的豁达胸怀，在古代贤达中也是不多见的。
绍兴二十九年（1159），流放18年之久垂垂已老的李光，遇赦奉诏还京，病死途中，享年82岁。死后虽尽享哀荣，但毕竟为时已晚，实在是国家和民族的不幸和损失。
“身骑箕尾归天上，气作山河壮本朝。”这是五公中命运最悲惨、死得最壮烈的赵鼎（1085——1147）死前为自己手书的出丧铭旌。仅从这里就能看出他的忠烈。他的雕像虽排在第四位，但他本人却被后人推崇，认为中兴贤明宰相，当推赵鼎为首。
赵鼎是山西运城人，南宋进士及第，宋高宗时曾也两度任宰相，一生忠勇，主张抗金复国，力荐岳飞、韩世忠兴兵抗战，惹恼秦桧，屡遭构陷，1144年被贬海南吉阳军。《宋史·赵鼎传》说，他在给皇帝的谢表中写道：“白首何归，怅余生之无几；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秦桧见后说：“这个老头还像以往那样倔强。”于是派人监视赵鼎，使其学生和友人都不敢和他来往，让赵鼎生活在孤独、惶恐和困顿中。赵鼎派人告诉他的儿子赵汾说：“秦桧一定要杀掉我，我死了，你们没有忧患；不然，祸及一家。”遗言嘱咐他的儿子请求归葬，于是绝食而死，天下人听说后莫不悲痛。第二年，得旨归葬。后孝宗登基，追赐谥号为忠简，追封为丰国公。
胡铨（1102——1180），他的雕像排在最后，他也是五公中最后一位被贬海南的。胡铨是江西吉安人，博学多才，擅诗文，有抱负，先后担任过知县、枢密院编修官、资政学士等职。他不仅力主抗金，还冒死上书讫斩王伦、秦桧、孙近等投降派头目，还敢指责高宗，被秦桧参为“狂妄凶悖”，连遭贬黜，1148年谪吉阳军，居8年，秦桧死，徙移衡州，境况略好。孝宗即位，复被朝廷启用，官至兵部侍郎，后急流勇退，归隐庐陵，专门做起了学问，有《澹庵集》传世。胡铨的结局，也算是不错的了。
“横看成岭侧成峰”。五公祠里，有许多历代名人留下的诗、联和墨宝，以不同形式，从不同侧面，记述着五公的生平、业绩，表达着人们对五公的不同层次的看法和评价。读着这些东西，你会隐隐约约产生一种历史穿越感，产生一种要与古人对话的冲动。古往今来，不同的人，由于文化背景、生活阅历、方位视角等方面的差异，对五公祠和五公的认知也是千差万别的。在五公祠现存的文物和史料记载中，既有为朝廷开脱的，也有谴责奸佞的；既有为五公叫屈的，也有歌颂五公忠烈和奉献的；既有记述海南瘴疠凶险、投荒艰苦的，也有颂扬海南人民爱护贤才、善待五公的，林林总总，读了令人感慨万千。其中有一副佚名楹联，颇引人瞩目，这便是五公祠二楼大柱子上刻着的：“唐宋君王非寡德，琼崖人士有奇缘”。余秋雨先生在《海南“五公”》一文中曾写道：这副联“意思是，这些气节学识都很高的人杰被流放到海南岛，并不是唐代和宋代的统治者缺德，而是我们海南岛的一种缘分，要不然我们怎么结交得了这样的大人物呢？这番意思，这番语句，出于海南人民之手，真是憨厚之至，我仰头一读就十分感动。”对此，我也颇有同感。但同感之余，往深了一想，觉得这联中的说法，也还有些值得商榷之处。应当说“琼崖人士有奇缘”，这既是独特的历史视角，也是不争的历史事实，当无异议。但若硬说“唐宋君王非寡德”，则不尽然，这多少有些罔顾事实，为尊者讳的味道了。试想，唐宋君王若非寡德，怎能会干出那么多宠幸奸佞，迫害忠良，祸国殃民之事呢？当然，由于受当时历史条件的局限，做出些许不堪之事，也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今天也没必要再去苛求古人。
历史唯物主义者在看待历史人物和评价历史事件时，是动机与效果相统一论者，既注重对主观动机的分析，更注重对客观效果的考察和认定。如此说来，则唐宋君王实际是以主观上的“寡德”之举，成就了客观上的琼崖“奇缘”之遇。这可能就是历史的吊诡之处，寡德在客观上的积极效果，可能也是君王们自己所始料不及的。
当时，大规模的、连续不断的向边远地区、荒蛮之地贬谪、放逐朝廷大员，客观上对这些国家治理末梢和薄弱环节，起到了宣誓国家主权，强化中央治权的作用。这些地方留下的历史遗迹，今天有的已成为我们捍卫和声索领土主权的有力佐证。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凝聚力，主要取决于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根子是对民族文化的认同。万里投荒，带来了高端人才的大流动和中原先进文化向边远落后地区的转移。据史料记载，唐代以后，岭南一度成为最重要的流放地。唐朝仅贬流广东有史籍可考者，流人近300人（次），左迁近200人。其中，皇亲国戚37人（户），宰相49人。宋朝有记载的就高达400人，未记入史书的更是不计其数。这些人，特别是五公，在广东、广西，包括海南，“道契前贤，教兴后学”，著书立说，吟诗作赋，传播科学文化，对海南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文化教育事业做出了特殊的历史性贡献。正如海南省委党校王建国教授说的那样：“没有五公等人在海南大力传播中原文化，就不会有海南现代文明。”这话说的还是很有见地的。
还应说及的是，一些官员，特别是朝廷重臣，贬谪到海南，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轨迹，使他们有了走近下层社会，结交少数民族朋友，接触贫苦百姓的机会，既促进了民族团结，也丰富了自己的人生阅历，有的日后遇赦还朝，自觉不自觉地将这些东西渗透到施政行为中，对改良、改善封建统治的手段和方式，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琼崖人士有奇缘”，这是海南之幸。但幸运并非只是海南一个方面。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五公来到海南，也是他们的一种千载难逢的奇缘，也是他们的一种幸运。当时海南虽然偏远、荒蛮、落后，但海南人有大海一样的性格，有非常宽广的胸怀，自古以来，就热爱国家，崇尚忠良，敬畏中原文明和先进文化。他们张开包容、热情的臂膀，欢迎和接纳内陆逐臣，善待和尊崇五公，使海南不仅没有成为这些人的末路，还成为他们施展才能、效力琼崖的新的空间和舞台。若没有这个空间和舞台，五公的人生就不会那么波澜壮阔，就会些许留有某种遗憾。正是由于五公提升了海南，海南成就了五公，两者相辅相成，才奠定了今天海南文化的基础，形成了海南人民浓厚的五公情结。这些，对海南的发展，对海南的今天和未来，都产生了和正在产生着不可低估的影响。今天的海南能成为全国最大的自贸区和最大的贸易自由港，绝不是偶然的。我觉得这除了因为海南地处改革开放的前沿，能直面世界，易于封岛管理，具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外，还因为海南具有崇尚先进，善于接纳优秀文明的文化特质，有能将先进文化和当地文化成功融为一体的五公文化。这些，恰恰是能使未来海南在改革开放上引领全国，走向世界的不可或缺的文化因素。
“尼父道行千载后，坐令南海变东周”。这是五公之一李光当年在海南留下的诗句，表达了他对海南未来的期冀和信心。在进入新时代的今天，我们更有理由坚信，随着海南改革发展的深入推进，五公文化一定会放射出更加璀璨夺目的光辉，有五公文化的温润和滋养，海南的明天，一定是充满诗意的远方，是很有文化魅力的未来，那是十分值得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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