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10：18－11：37分，我在主卧室内续读《中国知青文学史稿》一书（P303－P318页），所读为本书第十一章《知青后文学的理想呈现（下）》中的第二节《善恶之拷问：＜审问灵魂＞》，第三节《粗粝的自剖精神：＜血色黄昏＞、＜烈火中的青春＞》，第四节《荒野里的哀乐：＜落荒＞》，第五节《一代人的经典浓缩：＜知青文学经典＞》，第六节《梦的开始与终结：邓贤＜中国知青梦＞、＜中国知青终结＞》。第十一章已读完。
我读完此书的前十一章，心里还是有一些感想。
作者在本书第十一章的第二节中写道：“知识分子代表着一个时代的良心，作家是知识分子中对人性体察最为深刻的群体之一。”对于这句话的后半句内容我无异议，可是它的前半句话我以为欠妥，难道劳动人民中的工人、农民、服务业从业者乃至军人就不代表时代的良心？我国知识分子中确实不乏能代表时代良心的人，但是在这个群体中，历朝历代也出过不少的民族败类，他们厚颜无耻、腐败堕落甚至阴险凶恶。就是在当下，国内知识分子所谓精英中（可能主要集中在大学内），也还是有一批亲美亲日分子，他们被广大人民群众所痛恨，被骂为“砖家”、“叫兽”。我认为在任何社会群体中，都会有先进、中间状态和比较落后之分。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中期，我生活工作过的万龙山区曾下放了大批的干部、城市居民以及下乡插队的知识青年（主要是初中和高中的毕业生）。读了《中国知青文学史稿》一书，与书中所评价的一些知青小说，便觉得插队到万龙山生活的知青相对下到北大荒、内蒙古草原、青海高原、贵阳腹地、青岛海滩上的那些知青们要幸运得多。那些地方的生活和生产，真的是太艰苦了。万龙山虽然属于山区，当年的经济建设也一般，但毕竟它是山清水秀之地，交通也还算便利，而且是属于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单位混合交错的国营垦殖场。更为可喜的是，当时我们萍乡市提出了“一社办十厂”的口号，小型企业较多，急需招收大量具有知识的年轻人进厂工作，这就为下乡到万龙山的大批知青提供了到工业单位就业的大好机会。那时候，万龙山与茅店是合并在同一个区划行政单位的。建在总场驻地东坑村的企业有十家：万龙山钨矿、综合厂、农具厂、基建队、萍乡无线电三厂、胶合板厂、农机厂、水利发电站、林场、造纸厂（集体所有制）；建在茅店的有两家：茅店造纸厂、茅店农具厂，均为集体所有制企业。到后来，两家农具厂及基建队、综合厂四家企业又合并成了一家，仍叫农具厂，大约在1977年初改名为万龙山纤维板厂。农机厂则改名为万龙山电扇厂，也即九十年代的江西飞碟电器有限公司。”
1968年11月，我父母携全家下放到万龙山垦殖场龙上大队龙上（当时都是写作陇上）生产队，住在夏树恩、康友清夫妇家里。他家隔壁就是夏家祠堂，龙上生产队知青点就设在这个祠堂里面。该知青点以萍乡学生杨远清为负责人，点上的其他知青还有：宋光生、刘均、刘汉生、文闯、龚鲁萍（女）、吴丽萍（女）、李文秀（女）等人，刘均弟弟刘建是后从别的地方转过来跟他哥哥一起的。我记得我于1969年7月初中毕业回到龙上参加农业生产时，杨远清和李文秀刚刚在前几天被调入到万龙山农机厂去当工人去了，李文秀是去学电焊工。他俩在生产队务农的时间还不足一年。我参加生产队劳动后不久，知青点上的吴丽萍就出嫁了，她嫁给了市消防队的一个战士，嫁到福建什么地方去了。吴丽萍在下乡插队前就已经与那位消防队战士恋爱了。
另外还有一些知青插队在万龙山垦殖场的全民所有制单位麦坪分场、南源分场和谭家坊分场。其他如南岭大队、下村大队、下冲大队、槽下大队、东坑大队、茅店大队、黄江大队、桂花大队、牛宕大队，都有萍乡知青去插队参加农业生产。那时，有几位上海知识青年不知他们通过什么关系，被分配到了万龙山麦坪分场插队。麦坪分场距总场驻地仅两公里远，又是在平地，相对山上各大队、分场而言，生活、交通条件又要优越许多。
（2021年8月15日，1549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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