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国内流行一部《那年花开月正圆》的电视剧，讲陕西首富周莹及其家族的起伏。1909年，奋斗了25年的周莹去世，享年42岁。1900年，由于义和团运动，慈禧太后向西逃亡，于1900年10月26日达到逃亡目的地陕西西安。
彼时，主政陕西军政大权的为升允和端方。升允为蒙古镶黄旗人，被称为政治上的保守派，但在经济改革，教育改革方面则是急先锋，走在当时很多人的前面。升允在任陕甘总督时，设立全省洋务总局，推行新政，创办实业，支持兴办西北大学前身的陕西大学堂，为陕人争取到自办延长油矿的权利，甚至修建了兰州市的黄河铁桥（现为中山桥），于1909年投入使用，兰州大学也是他筹办的。升允在主政陕西期间，一方面厉行经济改革，另一方面保护教会，但又不允许教会干涉当地事务（义和团运动就是教会干预当地事务，造成了老百姓之间的分化，进而形成了规模性动乱）。可以说，升允在陕西期间，陕西很太平，这也是慈禧太后西逃的关键因素。然后我们再把周莹的奋斗史与升允联系起来就会发现，周莹除了自身努力奋斗，灵活经营以外，应该说，升允在营商环境的塑造上也加快了周莹的财富积累速度。本文没有直接点名的是，在主政陕西之前，升允已经在陕西当了很多年的官。换言之，我们今天所谓的营商环境治理，在百年前的优秀的清朝大员中就已经开始尝试且执行了，而且执行的更加彻底。
因为升允这个人，我感觉有必要将书中所论述的一些观点作为读书笔记陈列出来，以做分享。书中的很多观点，有意思，也深刻，从另外一个角度，让今天的我们更容易看清历史也理解历史，而所谓的“40面起伏”人生在这里只是一个引用，因为书籍中就谈论了40个人。当然，我说在读书笔记中则未必将40人全部介绍，只截取我个人感兴趣的一部分观点，与此同时，我也将个人在阅读过程中想到的内容与观点一并分享给局部读者，请在阅读时候，注意切换角色。
一、蒙古人在清政权中有着特殊的地位，他们是满族贵族世代的姻亲，它不是忠于中原政权，而是忠于他们之间那种类似结盟的关系，所以满洲八旗和蒙古八旗之间的关系远比汉军八旗要紧密得多。蒙古人的专职就是为清政府守边打仗。
二、中国的传统就是强干弱枝，不管一个人祖上多少强，只要跟皇位错过了，就会不断地被削弱。从政治设计的导向来说，也希望他去欣赏琴棋书画，去遛鸟去唱戏。八旗子弟提笼架鸟，优哉游哉，不是因为他们要选择那条路，而是他们所处的体质就是希望他们走那条路，希望他们不问政治，远离权利中心，只有这样皇族才放心。因为最大的敌人不是来自乡下的造反者，皇帝真正担心的敌人是来自他身边的人。
三、正因为这样的政治导向设计，被有意无意的隔离于政治运作注之外，到大厦将倾的时候，到需要他们介入的时候，这帮人第一没有资源，第二没有能力，第三没有阅历，就造成了清政府在辛亥革命前后内部力量凝聚不起来。顶多只能在一遍呐喊，不能形成一种有效的战斗力，更不能形成一种有效的管理能力。
四、真正需要做事的时候，长得好是没有用的，脑子好使也无济于事，得受过专业的培训锻炼，得有真本事才行。这让我想到有一次看到一篇官员任命的新闻，任命书中，官方用了一个词叫作“破格提拔”，解释为确因工作需要，但还是在任命书中提到了“无基层工作经验”，为什么要特意“基层工作经验”呢？我当时的想法是，只有从基层走上来的人更容易理解基层，同理心会更强，这就意味着他能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自然也就能将工作做好。这也让我反思了一段话在自己的微博上，我说：“一个人做老板做习惯了，就真的不会去考虑员工是怎么想的了？没有基层经验，在今天的竞争环境中其实不稳的，即便你再有钱，也干不过真正的领导者所带领的一帮“打工者”。”其实是一个道理。
五、载泽和端方作为改革之风的先行者，实际上对载沣形成了一种牵扯。载沣可以容纳汉族人，可以容纳袁世凯，甚至可以容纳汪精卫，但是不能容纳端方，因为他们都是皇族。地位越接近的人，在政治上越是一种敌人。
六、川汉铁路公司的董事长拿了300多万两白银到上海炒股票，炒亏了，所有民营董事会都希望中央收归国有，也要求中央政府将川汉铁路收归国有，但川汉铁路董事会提出，300万两亏损必须中央承担。盛宣怀坚决不同意，他说，中央政府的钱是全民的，是纳税人的钱，300万两白银的炒股亏损中央肯定不能承担。因此，就发生了所谓的“保路运动”，盛宣怀要把铁路收回去（其实盛宣怀只是奉旨办事而已，背后的本质是中央与地方利益的冲突，也从另一个层面反应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不强导致。由于中央对地方控制力减弱引发的暴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很多次），收回去就等于亏损了，就等于是割肉，地主们肯定不干了，于是上访，造成了动乱，不得已，由端方呆着湖北新军去四川，结果也给辛亥革命创造了机会，因为武昌城兵力空虚。关于四川保路运动的结局是，民国成立以后，由中华民国政府进行了收购，但出的价钱可比当时清政府出的价钱还低。
七、湘军起于曾国藩，源于太平天国，但在太平天国后期，则由淮军接手，尤其是越往东南方向，淮军就接手的越多，这也与地缘有关系。从整体来看，湘军基本上是消灭了太平军的大半，而随着越来越深入的战争，打的也越来越累，而淮军接手以后则相对增强了清政府的实力。此后，湘军逐步推出历史舞台，从清政府的角度来看，他们也不希望，也忌惮，湘军这个武装的长期存在，这毕竟是对政权有威胁的。而后来的淮军，其更多是以北洋水师为主，可惜几乎未经战争边被打垮了，我个人的感触是，让淮军吹牛皮还可以，真正去上战场的难度和战斗力是超出对淮军的期望水平的，就是因为太聪明了，我从不否认淮军的聪明程度，但在战场上，往往会占小便宜吃大亏。这是淮军的性格里的东西，尤其是淮军将领骨子里的小聪明。
八、权力不是职位，权力也不是头衔，权力的本质是影响力。一般来说，一个政治人物一旦离开了权力的核心，他的职位一般马上会被其他人填补上。但袁世凯不一样，他对于改革的推动不只是停留在政策侧面，最为关键的是他建立了一个团队。在这个团队的建立过程中，形成 了一股向心力，这就是以北洋军队为核心的北洋系。
九、袁世凯的上台是历史后来选择的结果。无论对清政府还是对革命党，他都是能被接受也是必须被接受的人物。原因在于“枪杆子里出政权”，因为有强大的北洋系，既避免了清政府和革命党人的大规模冲突，也加强了中央对地方名义上的控制力。谁不听话就可以用北洋系敲打谁，总之，各方对他是有所忌惮的，再加上，袁世凯本身拥有一定的外交经验，他能被选出来就是一种历史必然。我们设想一下，当时的情况下，谁能上去收拾这个烂摊子？在所有的势力中，毕竟清政府贵族有自己的角度，革命党也有自己的角度，都言辞激烈，这就需要相对中立的却能搞定各方的人物出现。在这里，考验的本质是对整个国家的管控能力，袁世凯和他的北洋系则是具备的，当然，这种管控并不是指实际控制，要不然也就不会出现后来的反袁运动了。
十、在民国历史中，黎元洪同学的口碑不佳，据说是床下都督的缘故，但有一点，很多人忽视了，当年的黎元洪同学可是参加过甲午海战的，当然，人家不是淮军也不是北洋水师，人家是从广东过去支援的，因为吨位比较小，后来干脆跑了。回到湖北以后，受张之洞重用。再然后最为出名的就是武昌起义，武昌起义中，一开始是黎元洪指挥，打的还算不错，可当时有比他更加知名的黄兴同学从赶往武昌，接手指挥工作，结果导致了节节败退，越打越累。从这个层面来看，黎元洪虽然胆子小，但打仗还是有一手的，至少比黄兴要强，可惜黎元洪估计真对打仗没兴趣，所以干脆就躲了。
十一、清政府改革的一个悲剧是，改革几乎让所有人都收益了，但从中得到了好处，但是所有的人又都觉得自己是改革的受害者，在改革当中吃了亏，都想找一个宣泄口借机发泄。而且还有一个特点是，几乎所有的改革家，真正的厉行改革的先行者，都成了革命党暗杀的对象，可能因为这些改革的先行者太聪明，革命党感觉不到安全感。
十二、张謇是满清的状元这是确认无疑的，但是，这状元怎么考上的，坊间却又不同的说法，好像也有一定道理。身为南通人的张謇，在朝廷里面也有手握重权的老乡，这人就是翁同龢，据说翁同龢为了让张謇考上状元，曾经好几次都拿错卷子，点了别人的名字，后来这一次，是直接看着张謇做完试卷直接收上来点了名的。
此外，张謇虽称实业家，可是那些失业似乎也没赚到什么钱，反倒是靠国家补贴多一些。当然，他参与创建的几所大学还是值得一书的。到后期至于说搞政治，还是存有个人私心的。
本书总体写的可读性强，趣味性也强，至少我是很有阅读的性质，在此做个推荐，有些史料也是我们在历史课本上学习不到的，就当历史的补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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