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国内流行一部《那年花开月正圆》的电视剧,讲陕西首富周莹及其家族的起伏。1909年,奋斗了25年的周莹去世,享年42岁。1900年,由于义和团运动,慈禧太后向西逃亡,于1900年10月26日达到逃亡目的地陕西西安。
彼时,主政陕西军政大权的为升允和端方。升允为蒙古镶黄旗人,被称为政治上的保守派,但在经济改革,教育改革方面则是急先锋,走在当时很多人的前面。升允在任陕甘总督时,设立全省洋务总局,推行新政,创办实业,支持兴办西北大学前身的陕西大学堂,为陕人争取到自办延长油矿的权利,甚至修建了兰州市的黄河铁桥(现为中山桥),于1909年投入使用,兰州大学也是他筹办的。升允在主政陕西期间,一方面厉行经济改革,另一方面保护教会,但又不允许教会干涉当地事务(义和团运动就是教会干预当地事务,造成了老百姓之间的分化,进而形成了规模性动乱)。可以说,升允在陕西期间,陕西很太平,这也是慈禧太后西逃的关键因素。然后我们再把周莹的奋斗史与升允联系起来就会发现,周莹除了自身努力奋斗,灵活经营以外,应该说,升允在营商环境的塑造上也加快了周莹的财富积累速度。本文没有直接点名的是,在主政陕西之前,升允已经在陕西当了很多年的官。换言之,我们今天所谓的营商环境治理,在百年前的优秀的清朝大员中就已经开始尝试且执行了,而且执行的更加彻底。
因为升允这个人,我感觉有必要将书中所论述的一些观点作为读书笔记陈列出来,以做分享。书中的很多观点,有意思,也深刻,从另外一个角度,让今天的我们更容易看清历史也理解历史,而所谓的“40面起伏”人生在这里只是一个引用,因为书籍中就谈论了40个人。当然,我说在读书笔记中则未必将40人全部介绍,只截取我个人感兴趣的一部分观点,与此同时,我也将个人在阅读过程中想到的内容与观点一并分享给局部读者,请在阅读时候,注意切换角色。
一、蒙古人在清政权中有着特殊的地位,他们是满族贵族世代的姻亲,它不是忠于中原政权,而是忠于他们之间那种类似结盟的关系,所以满洲八旗和蒙古八旗之间的关系远比汉军八旗要紧密得多。蒙古人的专职就是为清政府守边打仗。
二、中国的传统就是强干弱枝,不管一个人祖上多少强,只要跟皇位错过了,就会不断地被削弱。从政治设计的导向来说,也希望他去欣赏琴棋书画,去遛鸟去唱戏。八旗子弟提笼架鸟,优哉游哉,不是因为他们要选择那条路,而是他们所处的体质就是希望他们走那条路,希望他们不问政治,远离权利中心,只有这样皇族才放心。因为最大的敌人不是来自乡下的造反者,皇帝真正担心的敌人是来自他身边的人。
三、正因为这样的政治导向设计,被有意无意的隔离于政治运作注之外,到大厦将倾的时候,到需要他们介入的时候,这帮人第一没有资源,第二没有能力,第三没有阅历,就造成了清政府在辛亥革命前后内部力量凝聚不起来。顶多只能在一遍呐喊,不能形成一种有效的战斗力,更不能形成一种有效的管理能力。
四、真正需要做事的时候,长得好是没有用的,脑子好使也无济于事,得受过专业的培训锻炼,得有真本事才行。这让我想到有一次看到一篇官员任命的新闻,任命书中,官方用了一个词叫作“破格提拔”,解释为确因工作需要,但还是在任命书中提到了“无基层工作经验”,为什么要特意“基层工作经验”呢?我当时的想法是,只有从基层走上来的人更容易理解基层,同理心会更强,这就意味着他能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自然也就能将工作做好。这也让我反思了一段话在自己的微博上,我说:“一个人做老板做习惯了,就真的不会去考虑员工是怎么想的了?没有基层经验,在今天的竞争环境中其实不稳的,即便你再有钱,也干不过真正的领导者所带领的一帮“打工者”。”其实是一个道理。
五、载泽和端方作为改革之风的先行者,实际上对载沣形成了一种牵扯。载沣可以容纳汉族人,可以容纳袁世凯,甚至可以容纳汪精卫,但是不能容纳端方,因为他们都是皇族。地位越接近的人,在政治上越是一种敌人。
六、川汉铁路公司的董事长拿了300多万两白银到上海炒股票,炒亏了,所有民营董事会都希望中央收归国有,也要求中央政府将川汉铁路收归国有,但川汉铁路董事会提出,300万两亏损必须中央承担。盛宣怀坚决不同意,他说,中央政府的钱是全民的,是纳税人的钱,300万两白银的炒股亏损中央肯定不能承担。因此,就发生了所谓的“保路运动”,盛宣怀要把铁路收回去(其实盛宣怀只是奉旨办事而已,背后的本质是中央与地方利益的冲突,也从另一个层面反应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不强导致。由于中央对地方控制力减弱引发的暴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很多次),收回去就等于亏损了,就等于是割肉,地主们肯定不干了,于是上访,造成了动乱,不得已,由端方呆着湖北新军去四川,结果也给辛亥革命创造了机会,因为武昌城兵力空虚。关于四川保路运动的结局是,民国成立以后,由中华民国政府进行了收购,但出的价钱可比当时清政府出的价钱还低。
七、湘军起于曾国藩,源于太平天国,但在太平天国后期,则由淮军接手,尤其是越往东南方向,淮军就接手的越多,这也与地缘有关系。从整体来看,湘军基本上是消灭了太平军的大半,而随着越来越深入的战争,打的也越来越累,而淮军接手以后则相对增强了清政府的实力。此后,湘军逐步推出历史舞台,从清政府的角度来看,他们也不希望,也忌惮,湘军这个武装的长期存在,这毕竟是对政权有威胁的。而后来的淮军,其更多是以北洋水师为主,可惜几乎未经战争边被打垮了,我个人的感触是,让淮军吹牛皮还可以,真正去上战场的难度和战斗力是超出对淮军的期望水平的,就是因为太聪明了,我从不否认淮军的聪明程度,但在战场上,往往会占小便宜吃大亏。这是淮军的性格里的东西,尤其是淮军将领骨子里的小聪明。
八、权力不是职位,权力也不是头衔,权力的本质是影响力。一般来说,一个政治人物一旦离开了权力的核心,他的职位一般马上会被其他人填补上。但袁世凯不一样,他对于改革的推动不只是停留在政策侧面,最为关键的是他建立了一个团队。在这个团队的建立过程中,形成 了一股向心力,这就是以北洋军队为核心的北洋系。
九、袁世凯的上台是历史后来选择的结果。无论对清政府还是对革命党,他都是能被接受也是必须被接受的人物。原因在于“枪杆子里出政权”,因为有强大的北洋系,既避免了清政府和革命党人的大规模冲突,也加强了中央对地方名义上的控制力。谁不听话就可以用北洋系敲打谁,总之,各方对他是有所忌惮的,再加上,袁世凯本身拥有一定的外交经验,他能被选出来就是一种历史必然。我们设想一下,当时的情况下,谁能上去收拾这个烂摊子?在所有的势力中,毕竟清政府贵族有自己的角度,革命党也有自己的角度,都言辞激烈,这就需要相对中立的却能搞定各方的人物出现。在这里,考验的本质是对整个国家的管控能力,袁世凯和他的北洋系则是具备的,当然,这种管控并不是指实际控制,要不然也就不会出现后来的反袁运动了。
十、在民国历史中,黎元洪同学的口碑不佳,据说是床下都督的缘故,但有一点,很多人忽视了,当年的黎元洪同学可是参加过甲午海战的,当然,人家不是淮军也不是北洋水师,人家是从广东过去支援的,因为吨位比较小,后来干脆跑了。回到湖北以后,受张之洞重用。再然后最为出名的就是武昌起义,武昌起义中,一开始是黎元洪指挥,打的还算不错,可当时有比他更加知名的黄兴同学从赶往武昌,接手指挥工作,结果导致了节节败退,越打越累。从这个层面来看,黎元洪虽然胆子小,但打仗还是有一手的,至少比黄兴要强,可惜黎元洪估计真对打仗没兴趣,所以干脆就躲了。
十一、清政府改革的一个悲剧是,改革几乎让所有人都收益了,但从中得到了好处,但是所有的人又都觉得自己是改革的受害者,在改革当中吃了亏,都想找一个宣泄口借机发泄。而且还有一个特点是,几乎所有的改革家,真正的厉行改革的先行者,都成了革命党暗杀的对象,可能因为这些改革的先行者太聪明,革命党感觉不到安全感。
十二、张謇是满清的状元这是确认无疑的,但是,这状元怎么考上的,坊间却又不同的说法,好像也有一定道理。身为南通人的张謇,在朝廷里面也有手握重权的老乡,这人就是翁同龢,据说翁同龢为了让张謇考上状元,曾经好几次都拿错卷子,点了别人的名字,后来这一次,是直接看着张謇做完试卷直接收上来点了名的。
此外,张謇虽称实业家,可是那些失业似乎也没赚到什么钱,反倒是靠国家补贴多一些。当然,他参与创建的几所大学还是值得一书的。到后期至于说搞政治,还是存有个人私心的。
本书总体写的可读性强,趣味性也强,至少我是很有阅读的性质,在此做个推荐,有些史料也是我们在历史课本上学习不到的,就当历史的补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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