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六回
好吧，休息了一段时间，让我们重新回到群雄逐鹿的战国时代吧。在正式进入战国的第三阶段，也就是秦国以一敌六，最终成为新的天下共主的阶段之前，我们还需要对“中原”这个概念，做一个相对明确的划定,以了解秦人在入主中原的过程中，在每个方向所对手究竟是谁。看过前面内容的朋友应该会注意到，韩、魏两国在黄河以南的控制区究竟是如何划分的，我们还没有具体交待过。那么在解读“中原”这个地缘概念之后，韩、魏两国在中原控制区的地缘结构，以及与周边诸侯的地缘关系，都会得到解答。
“中原”二字，相信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一个地缘概念了。不过著名归著名，对于“中原”这个概念，究竟应该包含哪些地区，一直以来并没有明确的标准。比较偷懒的办法，是用现有的行政区划来界定这个“天下之中”的地区，也就是说认定河南省所包含的区域，可以等同于“中原”。这种看法倒也是有一定道理的，毕竟就中国的行政区划而言，由于经过漫长的历史磨合，大部分行政规划的形成，还是符合地缘规律的。或者说拥有类似地缘文化的区域，大多数时候还是能在一个行政范围内的。
一般而言，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单元，更容易成为一个特点鲜明的地缘文化区，比如四川盆地，虽然内部还可以细分，但在外面的人看来，其地缘文化的整体特点，还是比较鲜明的。而从地理条件而言，“中原”地区是处于华北平原腹地的，过于平坦的地形地貌并不有利于形成自己的地缘特点。不过长期成为地缘中心的经历，弥补了地理结构上的不足。最终还是让中原地区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地缘文化区。而由于地形的原因，让我们为中原这个地缘概念，划分一条比较明确的地缘分割线，也变得不那么容易了。
附：中原地缘概念示意图
如果以河南省现有的行政区域为基础，分析中原地区所涉及的地理单元的话，我们会发现，它的边缘区在历史上最少涉及到五个地缘概念，即：河洛、南阳、淮上、河济、河间。而在“中原”的东侧，还有一个未被划入河南省范围的缘地缘概念“泗上”。这六个地缘板块共同的构成了“中原外围地区”，它们所围就的区域我们可以称之为“中原腹地”，也就是真正的“天下之中”。
在“中原腹地”和它的外围地区之外，就是有资格参与逐鹿中原游戏的，六个地理特征鲜明的地缘板块。即渭河平原、山西高原、河北平原、山东丘陵、江东平原、江汉平原。而这六个地缘板块相互竟争时，谁能够控制邻近自己的“中原外围地区”，谁就能够在中原腹地争夺战中占据主动。
如果以河南省现有的行政区域为基础，分析中原地区所涉及的地理单元的话，我们会发现，它的边缘区在历史上最少涉及到五个地缘概念，即：河洛、南阳、淮上、河济、河间。而在“中原”的东侧，还有一个未被划入河南省范围的缘地缘概念“泗上”。这六个地缘板块共同的构成了“中原外围地区”，它们所围就的区域我们可以称之为“中原腹地”，也就是真正的“天下之中”。
在“中原腹地”和它的外围地区之外，就是有资格参与逐鹿中原游戏的，六个地理特征鲜明的地缘板块。即渭河平原、山西高原、河北平原、山东丘陵、江东平原、江汉平原。而这六个地缘板块相互竟争时，谁能够控制邻近自己的“中原外围地区”，谁就能够在中原腹地争夺战中占据主动。下面我们就来逐条解读一下这六个外围地缘板块的特点。
首先是“河洛”。如果从地理结构来看，“河洛”地区指的就是洛水、伊水，及二水相对应的那段黄河所合力打造的“洛阳盆地”。从地理关系上而言，如果从渭河平原、山西高原（黄土高原的主体）沿黄河以南进入中原腹地的话，河洛地区是二者之间的连接点。也正因为如此，在古典时期前期，也就是黄土高原占据主要地缘优势时，洛阳盆地反而比中原腹地，更有资格成为中央之国的地缘中心。
如果从“河洛”地区北渡黄河的话，就是所谓的“河内”地区。如果从地理结构上而言，漳水、河水（先秦时期）、山西高原，所夹成的那条牛角形的区域，都是属于这个地缘概念的范畴。在战国时期，韩、魏两国分别控制了“河内”地区的南北。而河内陆区也正是山西高原进入中原腹地的跳板。
在河内陆区的东侧，是南“河济平原”，对于这个地缘板块，我们在分析齐国的地缘结构时，已经解读过了。在诸侯博弈的年代，来自河北平原的三晋，和来自山东丘陵的齐国，是南“河济平原”博弈的主角。
当我们为中原地区寻找东部边缘时，可以看到一条几乎湮没的历史名水“泗水”。这条发源于山东丘陵，最终流入淮河的河流，在战国时期曾经成立过“泗上十二诸侯”这样的地缘集团，因此它的地缘标签可以称之为“泗上”。而所谓泗上地区最有利的争夺者，则是别来自南北两具方向的“江淮地区”和“山东丘陵”的地缘力量。
泗水其实是淮河最靠东面的一条主要支流。而淮河干流两侧，向来是长江诸侯们的天下。不过北方诸侯们也并非不能在淮河流域有所作为，因为从济水到淮河之间的地区，大部分都为淮河的支流所覆盖，因此中原腹地的概念，也包括部分淮河支流的上游地区。当北方诸侯凭借在河、济两水的优势，占据中原腹地后，那些江淮的蛮夷也会顺着这些淮河支流而上逐鹿中原。而这些支游的下游地区，就是我们所说的“淮上”的概念（泗水流域单独划为“泗上”）。
河内、河济、泗上、淮上，四个地缘概念其实都处在华北平原之上，也正是因为大平原的地理特点，使得这四个地缘概念的划分的主要依据为“水”。而“河洛”、“南阳”两个地缘概念，虽然也与河流有很大的关系，但盆地形的构造，让它们的地缘识别度要高的多。前者的核心区为洛阳盆地；后者则可以与“南阳盆地”划上等号。
从地缘结构上看，对于中原腹地来说，最为重要的两个外围地理单元就是“洛阳盆地”和“南阳盆地”。因为这两个盆地是渭河平原、江汉平原进入中原腹地的跳板。而仅以春秋战国时代为参考，我们也可以看到，依托这两个平原而建立的“秦”、“楚”两国是诸侯当中最有攻击力的国家。在秦国东进的过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两个盆地区，是如果与山西高原之上的“上党高地”，共同成为秦国统一中央之国的，三个必须逾越的天王山的。
关于上党高地，在三晋部分我们已经花过很多笔墨分析了。至于说南阳盆地，自从汉阳诸姬被楚人征服后，一直到战国中期，楚人在这里的统治地位，还没有受到过真正的挑战。而洛阳盆地，传统上应该是东周王室的优势地区，不过到了战国时期，王室已经衰弱到连一般诸侯都比不了的境地了。尽管还保有着天子的名头和王城，但整个洛阳盆地及其边缘山地必须寻求新的保护者了。
从地缘关系和实力的角度看，从山西高原走出来的三晋，是最有机会控制洛阳盆地的。最后的结果也的确如此，只不过代表三晋控制洛阳盆地的，并非是实力占优的魏、赵两国。而是惯于在夹缝中求生存的韩国。
我们知道，如果秦人要入主中原，最为直接的通道就是沿着黄河南岸，经崤函通道、洛阳盆地直抵中原腹地。当然，还有两种选择就是：从北线入山西高原，越河内陆区入主中原；或者由南线通过“丹江通道”穿越秦岭，夺取南阳盆地，然后过方城夏道进入中原腹地。事实上强大的秦国，后来也正是三管齐下完成了他的统一大业的。不过对于秦人来说， “崤函通道——洛阳盆地”这条中间线路，始终是一条快速通道，早在春秋之时，秦人就已经尝试过打通这条捷径了，只不过“崤之战”的结果，让秦人就此沉默了三百年。因此通过这一战，秦人清楚的意识到，除非他们能够完全控制山西高原的核心地区：临汾——运城盆地，否则崤函通道的控制权，始终是在一河之隔的晋人手中。
也许在一般人看来，一个强大的国家分裂后就必将走向衰弱。从这点来看，当晋人分裂为三晋之后，已经称霸西戎的秦国，应该很有机会再续他们的中原梦了。不过三晋也许是个例外，因为当年晋国所扩张的土地实在太大了，所包含的地理单元也足够多，所以分裂后的晋国，反倒成就了三个同一级别的战国强国。
对于三晋在山西高原本部的分配情况，我们已经分析过了。魏国成为了晋国核心区的继承者。根据我们刚才所说过的原则，占据了临汾——运城盆地（河东）的魏国，也顺理成章的接收了黄河南岸，崤函通道的战略支撑点“陕”地的所有权。换句话说，从华山一直到崤山，包括南北两条崤道，都是由魏国所控制的。如果秦人要想打通崤函通道的话，唯一的办法就是从魏人手中夺取河东地区。只是在最初的时候，魏国就像当年的晋国一样，不仅稳定的占据了河东地区，甚至还从秦人手中夺取了洛河——黄河之间的河西地区，将桥头堡建立在了渭河平原之上。在这种情况下，秦人要想打通崤函通道，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如果说魏国就是当年晋国的翻版的话，那么它应该还有兴趣成为洛阳盆地的保护者。因为当年控制了“陕”地和河内陆区，对洛阳盆地形成半包围态势的晋国，就长期充当了这个角色。问题是魏国毕竟只是三晋之一，尽管分得了最优质的那份遗产，但毕竟还要考虑其他两个兄弟之国的利益。因此洛阳盆地的控制权被分配给了韩国人。
从地缘关系的角度看，韩国人也的确比魏国人更有资格管理洛阳盆地。因为控制河东之地的魏国人，固然对控制崤函通道有地缘优势，但如果他们想以河东为基地，控制洛阳盆地的话，就会发现，仅仅依靠两条艰险的崤道是很难做到这点的。相比之下，控制了黄河以北的那部分河内陆区（也就是韩之“南阳”），也洛阳盆地隔河相望的韩国人，更容易与王室打交道。在进行地缘分割时，山地的作用一般是要强于河流的。
正因为如此，崤山成为了韩、魏两国，在黄河之南的分割线（西部）。由于南、北崤道的存在，韩国人要想控制洛阳盆地，就必须在崤山与洛阳盆地核心区之间，布置南北两个战略基地，以控制这两条战略通道。如果从三晋联合应对秦国的角度看，这样做相当于在崤山以东部署了第二道防线。
这两个为洛阳盆地把守西大门的战略基地，在历史上都很有名，北边那个叫作“渑池”。之所以出名，很大程度是因为“完璧归赵”这个故事。这个发生在战国第三阶段的典故（公元前279年）所透露出的地缘信息是，秦国已经完全控制了河东地区和崤函通道，并将洛阳盆地的西大门，变成自己的桥头堡了（渑池当时为秦国占据，所以赵王才犹豫要不要去）。
南边的那个战略基地叫作“宜阳”，建立在洛水北岸，因为无论是魏人还是秦人，从南崤道走出来后，不管通过哪条河流南行，最终都要沿着洛水，东北方向行走才能进入洛阳盆地。而“宜阳”邑正是设立在洛水通道的中间位置。如果从现在的名气来看，能够与英雄、美玉联系在一起的“渑池”显然要大于宜阳。但在当时，“宜阳”的地缘位置却更加重要，因为它是韩国退出河东地区后的第一个都城（退出是相对的，还是有点飞地的）。
从逻辑上来看，宜阳高于渑池的地缘地位，并非是因为它是都城，而是因为它的位置重要，所以成为了都城。单纯的从与洛阳盆地的地缘关系上来看，渑池和宜阳并没有质的区别。两地与洛邑的直线距离相类似。如果再比较与崤山之间的距离，处在北崤道延伸线上的渑池反而更有优势（南崤道到宜阳要绕个圈子）。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就了“宜阳”的政治地位呢？
附:韩魏地缘关系图（公元前350年）
要想知道“宜阳”还有什么战略作用，我们就必须再来审视一下伊、洛两条河流。我们知道，如果从水系的角度看，洛阳盆地中的核心平原区，实际上是由伊、洛两水的下游，加上黄河冲积而成的。而这种冲积平原是农耕文明的最爱，也最有机会成为文明的中心。与其他平原地形的地理单元相比，处在黄土高原与华北平原交汇处的洛阳盆地，所孕育出的“河洛文化”，更成为了整个华夏文明的源头。
其实不光是华夏族喜欢冲积平原，那些生产方式相对落后的戎狄们也喜欢平原地区。只不过戎狄们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他们无法充分利用这些平原的地缘潜力，因此也就无法与精耕细作的农耕族在平原上展开竞争了。除非戎狄们愿意改变自己的生产生活方式，定居下来变身为农民，事实上也的确有很多边缘民族这样做了。但如果真这样做了，他们也就不再是戎狄了，而变成华夏的一部分了。
愿意融入华夏的边缘民族，毕竟不是全部，那些希望保有自己文化的戎狄们，在竞争平原失败后，往往会溯河而上，到达河流的中、上游地区。这些山间河谷的生活环境，固然没有下游的平原地区舒适，但相对更适合原始状态的边缘民族生存，也能够为他们提供充足的淡水补给。更为重要的是，戎狄们可以时不时的顺流而下，去经济发达的下游地区打打草谷，均均贫富，为自己单调的物质生活增添些色彩。
在平王东迁之时，伊、洛两河的上游地区就已经有不少戎人部落了。这些被称之为“伊洛之戎”的边缘民族，就经常会去洛阳盆地转转，让王室头痛一番。在晋国和其他诸侯勤王任务中，有相当一部分就是为了应对伊、洛两河中、上游地区的戎人。对于绝大部分的边缘部落来说，他们与华夏诸侯们的摩擦其实是不带政治目的的，或者说单纯的只是为农业区丰富的物资所吸引。问题是一个族群是否卷入政治旋涡，有时候并不是由自己决定的。特别是当你活动的区域，处在两大地缘力量的接触区时。而伊、洛两河的上游地区，正是处在这样一个敏感的区域。
最终在地缘政治舞台上出现的，并非是伊、洛两河原产的戎狄部落。所谓“原产”当然也是相对的，指的是在平王东迁之前，就已经长期在此生活的伊、洛之戎。这个曾经对诸侯争霸产生过影响的边缘部落，在历史上被称之为“陆浑戎”。
陆浑戎正式出现在中央之国的政治舞台上，是在公元前638年。那年秦穆公在与晋惠公的较量当中，终于占了上风，报了“崤之战”惨败之仇（在秦晋争霸一节中写过了）。不过当时的秦国也已经充分意识到，东进已经是不现实的想法了。因此整合渭河平原及其周边高地，成为了秦国的主要战略，最后的结果也就是“秦霸西戎”。而对于那些盘据在渭河流域的戎人，秦人处理的手段也是多种多样的。除了传统的胡萝卜加大棒政策以外，还有一种方法就是驱逐出境。陆浑戎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被赶出渭河流域的。
与秦国相比，晋国这时所采取的“民族政策”就要“和谐”的多。尽管距离晋国的“和戎”政策出台还有差不多七十年的时间，但晋国还是将陆浑戎安排到了自己的势力范围，也就是伊阙以南的伊、洛河谷之中。晋人之所以愿意帮秦人善后，当然不是在做义务工了。对于周王室和他所册封的诸侯来说，让一些愿意依附于华夏文明的戎狄部落，为自己所用是非常正常的事情。鉴于秦人当时还刚刚进入华夏序列不久，晋人在处理这类问题上显得太成熟是可以理解的。就象在人类的历史当中，最初的战俘往往是用来祭祀而被杀掉，之后才发展到将之转换为“奴隶”，榨取他们的剩余价值一样。
如果做的好的话，戎狄们甚至有机会“转正”为正式的诸侯，从此进入华夏的行列。就象当年为王室牧马的秦人那样。当然，戎狄们想为王室和诸侯们效忠的话，养马只是其中一种途径。更多的时候，他们所发挥的是军事作用。这种军事作用即有战术上的，即为所依附的对象提供雇佣军，参与某次战役；也有战略上的，包括将整个族群部属在一些战略要地之上。通常这些战略要地都是华夏民族觉得潜力不大，但又必须加以防范的区域。或者说主要指的就是那些对平原地区构成直接威胁的山地当中。
刚才我们也说了，伊、洛之戎们是王室安全的重要威胁。而已经控制了崤函通道、河内陆区的晋国，当然不让的要承担起保护王室的责任，这也是称霸所必须做的表面文章。在这种背景之下，让一支对自己心存感激的戎人，去与伊、洛河谷中土著的戎人部落竞争，不失为一个 “以戎制戎”的好办法。
其实让伊、洛两河的中游地区，掌控在自己手中，对于晋人来说还有一个很大的战略作用，那就是牵制楚人。我们知道，在晋人进入河北平原的南部，也就是河内陆区以后，他们下一步目标势必是向中原腹地渗透。而与此同时，从南阳盆地出击的楚人，也有同样的想法。因此中原腹地的西侧，伏牛山的东麓往往成为双方博弈的焦点地区。在晋、楚两国博弈的过程中，夹在中间的郑国往往被迫成为一颗棋子，不得不在双方之间周旋。除了郑国以外，伊洛河谷中的“陆浑戎”也对晋楚之间的博弈有重要的影响。为了了解“陆浑戎”为什么能够替晋国牵制楚人，我们要先观察一下洛阳盆地与中原腹地的地缘关系。
所谓的“盆地”，狭义的概念是指盆地底部的平原地区，而广义的概念则包括平原周边的山地。如果为广义的盆地分级的话，那么可以由高至低分为外围山体、坡地、平原三级地形，而这三级地形，往往对应着河流的上、中、下游。就“陆浑戎”而言，他们所占据的区域主要就是洛阳盆地的第二级地形。其中心区域就是在伊阙南边的伊河河谷。至今所们还可以在那里看到一个以“陆浑”命名的水库。
如果陆浑戎也想参与到中原争霸当中去的话，向北经过伊阙进入洛阳盆地腹地，然后再出虎牢关，沿济水南岸东进固然是一种选择。不过这种走法就算不考虑绕道的原因，王室和有心护卫王室的诸侯们也不会让他们这样做的。其实陆浑戎如果想东入中原的话，并不需要这样绕着圈走。因为洛阳盆地的外围山体，并非是一条环形的高大山脉。而是由一系列呈“伞”状排列的条状山体所构成的。从地理关系上看，这些如手指形状的山体，是伏牛山脉的北部延伸；而整体呈手掌状的伏牛山脉又是秦岭的最东端部分。我们可以形象的将整个秦岭看作一条手臂，伏牛山脉就是手臂前面的手掌，那些围就洛阳盆地的小山体就是手掌上的手指。
既然是“手指”，那也就意味着它们之间有缝。而如果陆浑戎想东进的话，洛阳盆地东、南侧的嵩山、箕山、崆峒山（现名“西泰山”）之间，理论上就应该存在两条谷地作为战略通道。
嵩山、箕山、崆峒山三山，其中最有名的当属最北边的嵩山了。所谓名山名水，一般比较知名的山都会有名水相伴。而嵩山之南也的确有一条上古名水——“洧水”流出。洧水在上古的名气是来源于黄帝，据说当年黄帝进入中原以后，就是活动于此的。黄帝的事实在有点太久远了，尽管从地缘的角度看，这一带的确应当是黄帝入主中原的第一站，但由于没有文字、考古方面的直接证据，无法成为信史的一部分。不过当年东迁的郑国是以郁水流域为中心区域的，却是确认无疑的。因为郑国的新都“新郑”便是在洧水之阳。由于这里实在是块风水宝地，数次迁都的韩国最终也定都于此，所以现在的新郑市才有“郑韩故里”之说。不过韩国人要想从宜阳渗透到新郑，还有一段路要走。至于怎么走，我们一会就会分析到。
如果嵩山之南对应的是洧水，那么箕山之阳对应的就是淮河的主要支流——颖水了（其实郁水也是颖水的一条支流，或者说一个源头）。要说颖水在上古也孕育出了一会中华始祖，其在中华文明中的地位应该仅次于炎黄二帝，他就是“大禹”。至今在箕山之东，颖水之北，还有一个城市被命名为“禹州”。而在战国时期，禹州的名字是“阳翟”。在韩国的历史中，这个城邑也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现在颖水算是淮河的第一支流了，不过在先秦，它南面的汝水才是真正的老大。与汝水对应的山体，是伏牛山脉东北角的“崆峒山”。汝水正是发源于崆峒山北，然后转折向东南方向，穿由箕山——崆峒山之间的谷地，进入中原腹地，并最终注入淮河的。说到崆峒山，现在的人们大多会想到六盘山脉上的那座“崆峒山”（甘肃），其实上古的崆峒山，以及后来的道教名山，初指的就是汝水之源的这座“崆峒山”。看过《封神榜》的朋友应该对“广成子”这个神仙有印象。这位广成子也是道家所认定的始祖，修行地正在于此。不过现在汝水之南的这座崆峒山，已经改名叫“西泰山”了，倒是可惜这文化资源了。
无论是陆浑戎，还是后来的韩、秦等国，如果想绕过洛阳盆地进入中原腹地的话，在到达宜阳这个点后，向东横渡洛、伊两水，然后再从嵩、箕、崆峒三山之间的谷地进入平原地带，也是一种选择。只不过由于山体和河流走向的问题，这个方向的道路不太好走罢了。更为重要的是，如果你不能控制伊洛两水下游的平原地区的话，这条通道战略安全其实是没有保障的。就象晋国和后来的魏国，虽然不一定能够清除干净崤函通道附近的戎狄，但随时出击，切断这条交通线的能力还是随时保有的（崤之战就是典型的例子）。
在春秋之时，诸侯之间的兼并还未达到白热化程度，对于周边山地上的边缘部落，也多是采取间接控制的手法，即你不生事，我也不费力去打你。在很多时候，这些戎狄还会被华夏诸侯们所利用。陆浑戎被晋国安排到伊、洛两不的中上游，正是因为他们可以帮助晋人稳定洛阳盆地的局势，以让晋国可以专心致志的参与中原争霸。
就陆浑戎的战略作用来说，并不只是防御性的，前面我们也说了，从伊洛河谷，可以东南直接切入中原腹地，而从地缘格局上来看，陆浑戎如果这样做的话，事实上最受影响的是楚人。因为对从南阳盆地出来的楚人来说，沿伏牛山、洛阳盆地东麓北上河、济流域的路线，就随时可能受到攻击。而晋人把听命于自己的陆浑戎安排于此，正是为了从侧翼对试图北上的楚人施加压力。
实际上如果陆浑戎站在晋国一边，参与晋楚争霸的话，那么洛阳盆地东侧的郑国，所承受来自南面的压力，也会大大减少。而以“事大”为生存法则的郑国，随之而来的政治选择就会是倒向更占优势的晋国。有鉴于此，如果楚人希望北上争霸的话，首先就要让伊、洛河谷的戎人倒向自己，以此来保证自己前行线路的安全。
最终完成这个设想的，就是那位“三年不鸣，一鸣惊人”的楚庄王。只不过他在进入伊、洛河谷，打服陆浑戎后，并没有马上转入中原争霸。因为到达洛水之畔的楚人发现，东周的王室就在眼前了。
如果是晋国之类的华夏诸侯，在有机会进入洛阳盆地时，想的最多的应该还是如果“奉天子以令诸侯”，并不会有取而代之的想法。不过对于本来就以蛮夷息居的楚人来说，早就自立为王，在政治地位上将自己等同于周王室了。因此在无限接近“洛邑”之后，楚庄王才会生出取而代之的想法。随后所发生的事，也造就了一句著名的成语“问鼎中原”。
对于楚庄王问“问鼎”于周王室的结果，习惯于将成败得失寄托于某位英雄人物身上的“文史”学家们，一般认为是一位叫“满”的王室成员起了关键作用，认为是这位王孙一番义正词严的演讲，让楚人知难而退了。事实促使楚人放弃这个“斩首计划”的根本原因，还是考虑到周王朝的组织结构。在周王朝层层分封的政治制度之下，整个王国实际上是被分割成为互相独立的，以诸侯为标签的地缘板块的。这种制度之下的王室，更多的只是一个名义上的天下共主罢了。如果它自身所直接控制的土地够大，实力够强，那么倒是可以凭借自己的力量间接管理下面的诸侯；反之象东周王室这样的地缘实力，基本已经变为一个象征了。也就是说，楚人即使灭了王室，他们最多也只能得到洛阳盆地，并无法让其他的诸侯就此臣服于楚国。而这样做的政治风险是非常大的，因为在此之前，楚人凭借自己强大的实力，尚可以让一些务实的华夏诸侯加入自己的联盟，与晋、齐等大国争霸中原。但如果把东周王室干掉的话，那些华夏诸侯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就此放弃自己“高贵”的出身，臣服于一个蛮夷之国的。为了自己的华夏身份，他们一定会联合起来对付楚国。这样的话，楚国的实力在强，也无法以一敌众。
因此楚国最终并没有真的对周王室下手，而是按照传统的游戏规则，东入中原开始了争霸的历程。而征服陆浑戎之后，在楚人强大的压力之下，郑国也开始倒向了楚国。最终继晋文公之后，楚庄王成为了春秋的第三个霸主。
失去对伊、洛河谷的控制，晋人也就等于失去了攻击楚人核心区的能力。因为当年依附于晋人的陆浑戎，既然可以在楚人北上时，袭扰他们的攻击线路，那么现在选择唯楚国马首是瞻的陆浑戎，也同样可以在晋人南下时，做同样的事情。因此对于晋人来说，他们所要做的，就是完全灭掉陆浑戎，将伊洛河谷掌握在自己手中（光打服不行，晋人走了后，又有可能倒向楚人）。
晋灭陆浑戎之战是在公元前525年，要想完全灭掉这些山地之中的戎狄并不是件容易的事，熟悉地形的他们，即使不能依地形阻击晋人的进攻，也可以分散躲进山中，坐等晋人退兵。因此在晋人需要有一个合理的理由，进入伊、洛谷地。这个理由倒是现成，而又冠冕堂皇的——祭祀洛水和涂山。在解读洛阳龙门（伊阙）和大禹治水的关系时，我们曾经说过了，伊阙以南的伊水河谷，就是洪水之源，也就是大禹治水功成之处。而大禹治水之后大会诸侯的“涂山”也正是在此（最起码晋人是这样认为的）。至于说洛水，对于周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当晋人借祭祀之名渡过洛水之后，丧失了警觉性的陆浑戎也就难逃覆灭的命运了。贵族们的逃亡方向，自然是可以为他们提供保护的楚国；而死里逃生的普通部众，则选择了更为自然的逃亡线路——顺着伊河向北逃亡。只不过他们还没有到达伊阙，就被早有防备的周人所尽数俘获了。
在晋国分裂为三晋之后，晋国在伊、洛河谷的控制区也被韩国所继承了。这时的韩国当然没有实力去挑战楚国了，他们的真实目标是洛阳盆地东侧，中原腹地西侧的“郑国”。对于领地内缺乏大平原韩国来说，郑国所占据的那些中原腹地，有着非常大的吸引力。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将都城设在洛阳盆地西南大门的“宜阳”，而不是西北方向的“渑池”只是第一步。因为从宜阳的位置来说，不仅能够直入洛阳盆地腹地，更可以沿着当年陆浑戎袭扰中原的线路，绕到郑国的后方去。
为了完成吞并郑国的计划，韩国其实很早就在做规划了。在韩、魏、赵商定划分晋土时，韩国就着重提出要分得虎牢之地。经过长期的博弈，这个洛阳盆地与中原腹地交流的东大门，控制权已经由郑国而转给晋国了。而韩国希望得到这个战略要点，当然不是为了防备郑国从中原发起的进攻，而是为从北线对郑国施压。
对于已经习惯墙头草定位的郑国来说，如果在北方经受晋国或者三晋压力过大的话，他们很自然的选择是向南面的楚国寻求保护。而为了防止楚国对韩国的支援，韩国所要做的就不仅仅是从伊河河谷，穿越嵩、箕二山袭扰一下那么简单了。韩国需要实实在在的在郑国南面钉上一颗钉子，以从地缘上割断郑、楚两国的直接联系。因此在公元前408年，韩国伐郑，攻取了颖河之阳的“泺邑”，并将之改名为“阳翟”（现在的禹州），定为韩国的新都。
韩国将阳翟定为新都，首先当然是为了入主中原的需要，毕竟韩国下一步，需要以郑国为目标，开拓中原的土地了，有了阳翟这个突出部，韩国实际上对郑国形成了一个“C型包围”（而且郑国还无险可守）。如果郑国东侧的诸侯再成为韩国的盟友的话，那么郑国被灭就是迟早的事了。要想做到这一点，三晋中的另一个重要成员，魏国就必须粉墨登场了。
按说郑国的位置不错，作为三晋中实力最强的魏国也应当会动心的。只不过“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魏国的实力再强，也没有达到后来秦国那样，以一敌六的程度。真要是想好处占尽的话，只可能被大家群起而攻之，尤其是你想独霸的是中原这块是非之地时。因此不能说韩、魏之间就一定有什么协议，但最终两个兄弟之国，根据自己国土的地缘形态还是达成了一个共识，韩国将目标锁定在中原腹地西部的“郑国”身上；而魏国则利用他在西河济平原的优势，由郑、宋两国之间切入中原腹地。
在春秋之初时，郑、宋两国在中原腹地的势力范围，还是相互连接的。他们之间的地缘分割点大致也就是在两国之间，现在开封那个点上。只不过郑、宋两国的好日子还没有过多久，那些觉醒的边缘地区，就开始轮番到中原来争霸了。因此郑、宋两国虽然一东一西的保住了自己的独立，但中间的接触地带被撕开一道口子就再说难免了。
从地缘结构上来看，春秋之时最有机会在中原腹地获得实际领土大国就是楚国了。因为这个江淮地区的霸主，在沿淮河的那些支流北上争霸时，并不会遇到其他大国的正面阻击。而其他几个边缘大国中，秦国由于晋国的原因，并无力向华北平原渗透；而齐国要想西进的话，就得先搞掂鲁国这块硬骨头，然后从宋国身上割肉。由于泰沂山脉的存在，齐国的主要扩张方向被锁定在河济平原之上，即先稳定的占有东河济平原，然后再控制西河济平原，最终渗透入中原腹地。
与齐国相比，晋国扩张至中原腹地的过程也差不多是这样三步走。即先得到河北平原（河内陆区），然后控制西河济平原，再渗透入中原腹地。只不过控制了河内陆区，并成了洛阳盆地保护者的晋国，即使不争夺西河济平原，也有机会直接切入中原腹地，直接面对郑国。从这个角度看，晋国渗透入中原腹地的机会要大于齐国。
附:战国中期中原地区地缘结构图(前350年)
后来的博弈结果也是这样，凭借地缘优势，楚国切入了宋、郑两国之间，甚至越过济水，渗透入了西河济平原。而晋、齐两国在分别搞掂了河内陆区以及东河济平原后，也先在南河济平原与其他两国交火了。相比之下，一直没有控制住鲁国的齐国，尚没有能力把手伸入中原腹地。所以为华夏诸侯反击楚国的重任就落在了地缘形态更占优势的晋国肩上（相对于进入中原的难度来说）。
最终将楚国挤压回淮上地区的，已经不是春秋之时的晋国，而是分家后各自壮大的三晋了。如果将三晋放在一起来看，所控制的土地和地缘实力无疑比当初的晋国“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包括外围地区的中原地区，三晋也已经彻底控制了河内陆区和洛阳盆地（包括伊、洛河中上游山地），并在西河济平原，与中原腹地接壤的部分占据了优势。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三晋中与中原地区有直接地缘关系的韩、魏两国，再也不会满足于将仅仅将中原腹地作为争霸的战场，而是希望实实在在的，将这片肥沃的土地纳为自己的国土。
从进攻的方向来说，韩国所主要应对的是实力相对较弱的郑国，经过春秋无义战的洗礼，吞并这样的同族兄弟已经不会让大家感到不安了，而魏国则发动了对楚国的战争。这两场战争结束后，韩、魏两国的地缘结构也受到了重大影响。其中标志性的事件就是，韩国迁都新郑，将这个郑国都城变为了韩国新都（前375年）。而魏国则在济水之南，现在的开封境内，建立他的新都“大梁”城（前361年）。
就韩国从阳翟迁都新郑而言，并没有什么让人奇怪的，因为从分家那天起，韩国人就盯上了郑国这块风水宝地了。从地缘结构上来看，新郑做为都城的优势很明显。一方面可以向西通过嵩、箕两山之间的谷地与洛阳盆地无缝对接；另一方面比较阳翟而言，新郑与韩国在河、济以北的国土更近，更便于控制北部领土；即使是相对于淮上地区，新郑也有一定优势，那条流经新郑的洧水，可以通过颖河直入淮河。
对于韩国来说，如果想兼顾分属几个地理单元的国土，新郑的确是个不错的选择。然而，如果韩国准备向南扩张的话，那么那个处在前线的旧都“阳翟”可能会更有价值，这样做可以便于韩国集中力量对付楚国。问题是以韩国的实力，有正面挑战楚国的想法是不现实的。这种冲锋在前的事，还是让晋国核心区的主要继承者——魏国来做吧。
如果从韩国之间互为支撑的角度来看，魏国在中原腹地的突出部，南线与韩国的控制区保持一线是最为安全和稳定的。也就是说，韩、魏两国的南部控制线，应当与箕山南麓大致保持同一纬度。这样的话，即使楚国向北反击，韩、魏两国也可以从洛阳盆地东南方向出击，沿颖水侧击楚国的进攻路线。而反过来，如果魏国试图将控制线压过伏牛山脉的话，那么地缘优势就在楚国一方了。因为楚国在固守淮上的时候，同样也可以东出“方城夏道”侧击魏国的进攻路线。因此伏牛山主脉以东所对应的中原地区，成为了楚、魏两国地缘博弈的焦点地区。
附：韩魏楚地缘关系示意图
实际上，要想为楚国和北方诸侯们找到一条清晰的地缘分割线，是很困难的。因为中原腹地的地势太平，没有足以让双方达成地缘平衡的山脉丘陵。河流本来是划分势力范围的，另一类明显的地理特征。但无论是以魏国为首的北方诸侯将势力范围推进到淮水；还是楚国将控制区推进到济水，都是难以做到的。除非他们中的一方，能够将洛阳盆地或者南阳盆地完全控制在手。否则任何一方突出到对方控制的盆地辐射范围内，都无法保证自己的战略安全。也就是说，从地理结构上来看，洛阳盆地和南阳盆地对于中原腹地的安全至关重要。也可以说，无论是谁在成为天下共主后，最好能够将洛阳盆地、南阳盆地、中原腹地，作为一个统一的地缘板块来管理。对于这一点，周人其实早就意识到了，因此他们在控制住中原腹地后，还要在南阳盆地一带，设立汉阳诸姬这个诸侯集团。只不过由于周王朝的组织结构问题，这些承担拱卫中原安全的嫡系诸侯们，后来都被楚人各个击破了。
从古人对于“天下九州”的理想状态的划定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认识。在《吕氏春秋》对于豫州这个地缘概念的划定中，黄河之南、汉水之阳就是豫州的领地。而在后世的地缘博弈中，对于南阳盆地到底是应该归为江汉平原（荆州）的势力范围；还是按照理想状态，与洛阳盆地、中原腹地融为一体，一直是件纠缠不清的事情。如果按照先秦时期的地缘格局来延续的话，由于楚人长达数百年的管理，南阳盆地与江汉平原的地缘关系无疑会更近。因此在汉朝的行政架构中，南阳盆地并未归于豫州管理，而是被划给了荆州。不过在长期的地缘博弈中，黄河文明相对于长江文明还是占据了绝对优势的。因此就南阳盆地地缘文化归属的问题，后来也出现的逆转。体现在语言文化上就是，南阳盆地的语言类型与中原腹地相一致，属于中原官话区；而江汉平原则属于西南官话区。体现在行政划分上就是，南阳盆地与洛阳盆地一样，都成为了河南省的一部分。
附：河南湖北方言划分示意图
既然没有明显的地缘分割线，那么也就意味着北方诸侯们与楚国之间的地缘博弈，往往呈胶着状。谁更能够在中原腹地多占据些份额，就要取决于他的后方有多少腹地了。在地缘格局错综复杂的春秋之世，北方诸侯们往往并不能集合起优势的力量，与江淮的霸主相对抗。因此刚进入战国时代时，楚人在中原腹地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他们甚至已经将实际控制区渗透到了河济平原了。不过到了战国第一阶段，江淮的地缘格局固然还没有质的变化（只是由楚、吴分治，变为了楚越分治），但北方诸侯们的整合工作却已经初见端倪了。这也意味着，楚国在对中原的争夺中，将要遇到更为强大的对手了。
作为战国第一阶段的霸主，魏国在黄土高原以及华北平原的扩张都取得了不错的战果。在西线，他们从秦人手中夺取了洛水以东的“河西”之地；在北线，魏国甚至越过了赵国灭掉了中山国；而在东线，魏国则成功的切入了中原腹地。而基于中原腹地的地缘结构缺乏稳定性，为了防止楚国的反扑，魏国所需要做的就是不断的将楚国向淮河方向挤压。最理想的情况，当然是楚国退入南阳盆地，然后占据了济、淮之间大片土地的魏国，与楚国隔方城夏道展开第二阶断的博弈。
问题是如果魏国和他的盟友们，只是沿着中原腹地的西侧南进，试图直接攻击楚人控制下的南阳盆地的话，是很困难的。虽然分割南阳盆地与中原腹的的，只是伏牛山脉与桐柏山脉之间的一些断续丘陵，中间存在着多条难以防守的战略通道（所谓夏道）。但早在春秋之时，楚国就依托这些丘陵，修筑了自己的长城（所谓方城）。无论魏国能否攻破楚国这条长城，方城的存在都会让战争进入相持阶段。而这个时候，楚国可以利用他们在淮河中游地区的据点对攻击魏国的侧后方。而即使是方城的外围都被魏国封锁了，楚人也可以通过信阳通道，直接对淮河流域的控制区进行支援。这样的话，魏国在南阳盆地东侧所获得的突出部，就很可能会陷入楚国的U型包围之中，战略后辙也就不可避免了。
如果魏国想先行攻击楚国在淮上地区的腹地，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那就是南阳盆地和江汉平原这两个地缘板块，同样会对楚国控制下的淮河流域进行支援。有鉴于此，魏国唯有采取步步为营的办法，对南阳盆地和淮上地区平行推进，才能避免被三面包围的局面出现。为了加强自己在中原腹地的地缘优势，也为了直接对淮河流域施加压力，魏国在入主中原后立即着手开挖了沟通河水与淮水的“鸿沟”。
沟通河、淮两水的工作，魏国并不是先行者。当年如日中天的吴国，就曾经通过开挖“深沟”，连接泗、济两水，进而连通河、淮两水了。不过无论是当年的吴国，还是他的继承者越国，他们如果想通过水路进攻中原腹地的话，都必须溯河而上。而这种地缘劣势，在进入相持阶段后就会显露无疑。因此后来的越人还是甘心的做他们的东南霸王，并没有再直接卷入争夺中原的战争中去了。至于那条已经开挖而成的深沟，并没有因此而废弃，反而成为了中原地区的财富之源，并由此而引发了一系列的战争。
就魏国而言，如果也想控制深沟的话，就得先把宋国灭了。只不过宋国虽然没有高大山脉作为屏障。但由于所控制的土地都为大平原地区，地缘实力并不弱。并且以魏国为首的三晋，并无法象控制洛阳盆地那样控制山东丘陵，也就无法象包围、吞并郑国那样瓜分宋国了。
其实如果魏国希望灭掉宋国的话，就算齐、鲁两国不施以援手，经过长期战争洗礼的宋国，也会第一时间向楚国求助的。而楚国自然也不希望整个中原腹地被魏、韩所垄断。因此魏国如果想真的成为中原霸主的话，除了向东蚕食宋国的土地外，还是需要回过头来，打败楚国这个竞争对手，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鸿沟的挖掘工作，也正是在这样的地缘背景之下开展的。
如果说深沟是利用了泗水这条淮河支流，来完成沟通淮、济的工程的，那么魏国也需要找一条合适的淮河支流，来降低鸿沟的工程量。而如果顺着魏都大梁往南找的话，颖水则进入我们的视线。在我们的印象中，象吴、越一类的江南诸侯，应该会更精于水利工程。但事实上，由西部族群所主导的中原治水工程，早在大禹时代就开始了。从黄土高原走出来的魏国人，懂得如何合理利用水势，并不应该让我们感到奇怪。
魏国人通过控制河流而取得在华北平原的地缘优势，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当初那个破除封建迷信的邺城令“西门豹”，就通过治理漳水，稳定了魏国在河内陆区的控制区。而对于漳水的治理，对于魏国人来说只是小试牛刀，他们做的另一项工程，甚至对整个华北平原的地缘格局都起到了深远的影响，那就是给黄河筑堤。
我们知道，黄河在战国之前一直都处在自然漫游的状态。在春秋后期，这条反复无常的母亲河甚至同时出现了禹贡河、山经河、汉志河三条河道。如果没有人为干预的话，黄河的下游很可能还会继续寻找新的河道出海，这无疑让华北平原诸国陷入了不稳定状态。因此，魏国人首先想到了沿控制区内的黄河主要河道——“汉志河”一线筑堤，以保护自己的土地不受洪水侵扰（。这种做法无疑是行之有效的，有了这些堤岸，黄河就很难再在魏国境内改道了。问题是早在大禹时代，先人们就已经知道了，“堵”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哪怕你只是从侧面堵。因为黄河的水量并不是因为堤坝的建立而减少，魏国人筑堤让自己不再受洪水侵扰，那么魏国下游地区自然就成了泄洪区（所谓“以邻为壑”的成语就是这样来的）。如果我们顺着汉志河道东行的话，就会到达赵、齐两国的境内。魏国的筑堤行为损害最的也正是这两个国家的利益，让他们去挖掉魏国的堤防当然是不现实的，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在自己境内，也沿着黄河修筑堤防，将黄河水礼送入海。这样做的直接结果就是，黄河下游就此被固定在汉志河道上了，禹贡、山经两条黄河河道也成为了“黄河故道”。如果黄河只是水量反复无常的话，那么黄河下游国家“齐心协力”的修筑堤防，不失为一个解决办法，因为各国的堤防，都离主河道有一定距离，为洪水流出缓冲地。问题是黄河是一条含沙量极高的河流，经过一断时间的积累之后，那些堤岸与河床之间的高差就会越来越小，直到有一天不断加高的堤防再也无法承受洪水的压力，新的灾难也就不可避免了。因此，在中国长达二千年的封建史中，黄河的治理工作能够持续的成为历代王朝的重点工程，其重要性甚至要高于对于长城体系的维护。
有了如此丰富的治水经验，魏国人要想开挖一条新的运河，并非难事。他们甚至没有选择连接离大梁城更近的济水，而是先由河济之交处，直接引黄河水入大梁城，这样做的好处是，即使魏国丧失了在河济平原的控制区，也可以让自己控制下的河内、中原地区的国土，通过这条运河连接起来。而向南连接颖水的工程，也可以通过洧水以东的一条小型河流作为接力，最终达到连接颖水乃至淮河的战略任务。这项工程完工后，魏国可以通过顺流的优势，快速的将大梁以及河内陆区的人力、物资，运至前线，以加强对楚国所控制的淮上地区的压力。
魏国所开挖的鸿沟，主线是经由现在的淮阳（春秋之时的陈国），然后在沈丘县境内与颖水相接的。实际上在鸿沟开挖后，魏国在大部分时间内，并不能控制鸿沟的全线。这一方面是由于楚国的强力反击，另一方面也是由于魏国在其他几个方向，尤其是西线上都在承受着巨大压力，并不可能集中所有力量对楚国进行攻击。但即使不能通过鸿沟直达淮河，魏国也可以通过这条水上交通线，保持对淮上地区的压力，巩固自己在韩、宋之间的国土安全。
鸿沟的开挖，也就此奠定了大梁城（后来的开封）在中原地区的中心地位。有了这条新运河，在魏、楚两国没有战争的时候，双方的商业沟通也变得更为顺畅了。事实上鸿沟的开挖，对于河北平原乃至黄土高原与江淮中游地区的交流，都起到了枢纽作用。之此之间，虽然有这深沟这条水上交通线，但过于靠东的位置，并不能带动整个中央之国的交流。只是单从沟通河、淮的角度看，即使是一定要保证大梁城的枢纽地位，鸿沟的线路选择也并非最经济的，最起码从大梁城向东，偏南方向，就可以找到泓水——涡水，以及睢水——泗水这两条线路，沟通淮河。因此在后来魏国从齐国手中，“接收”了宋国腹地后，这些新的运河工程也动工了（并不止于这两条线路），这些以大梁城为枢纽，沟通淮河的运河工程，后来都被概括为“鸿沟”了，也就是说，广义的“鸿沟”其实不止是一条运河，而是覆盖整个中原腹地的运河系统。而魏国也正是通过这个人工水网，来控制他在中原腹地的国土的。
不过“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修筑运河这类交通线，利弊也是并存的。简单的说，如果你的实力够强，当然可以通过这些交通线去扩张你的势力范围；而如果你的实力下降了的话，那么这些费尽千心万苦打通的交通线，就有可能被对手所利用了。如果魏、楚两国一直这样相持下去，这种情况是很有可能会出现的，特别是在魏国整体的地缘结构，不足以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只是历史并没有给魏楚两国决出胜负的机会，因为他们共同的敌人——秦国，已经开始崛起，魏、楚两国都将面临丧失自己根基之地的危险了。而这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魏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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