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
综合以上研究可以看出，目前的考古学文化研究具有两点共性：
一，考古学文化研究几乎完全依靠出土遗址、遗物等材料；如通常使用陶器、玉器、墓葬等。
二，往往依靠考古学文化之间有无某些相近或相同因素来判断他们之间是否存在文化之间的传播与交流关系。如在研究史前社会各文化之间关系时，一见到两个或几个考古学文化(如在研究红山文化玉器与浪渚文化玉器之间关系时体现的最为明显)之间有某些因素相近或相同时，部分学者可能就会根据某种遗存在不同文化中出现的早晚和比率大小来推测这些文化之间影响的程度和方向，一旦找到一点可能存在的证据，头脑中就会即刻判定这二者或几者之间存在着文化之间的传播与交流关系。但史前时期这些材料缺乏文字记载，甚至完全没有任何文字资料可查，所以考古学文化研究中可能存在着一定的盲目性和随意性。
三、几点认识
(一)文化传播与交流的条件问题
各民族、各地区间的文化传播是一个不容否认的客观事实，英国人类学家、传播派泛埃及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一埃里奥特·史密斯说在人类文化中，有些部分是由各地区人民独自发明创造的，但绝大部分都是通过文化之间的传播与交流借用而来的。用圣保罗的格言说就是：“我们当中任何人都不能独善其身”。用传播与交流解释人类文化现象是一个重要的文化理论，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的研究一再证明，人类社会中那些不同文化之中存在的相同和类似的文化现象确实有一部分是文化传播的结果，这种文化上的传播并非是近代才有的，它从遥远的史前时代就已经开始了。
人类学上关于文化传播的例子很多，比如一些人工栽培植物的发展史可以证明文化成果能够多么迅速地得到传播。烟草和木薯是在发现美洲大陆后才引进非洲的。并在很短时间内便分布到整个大陆，现在它们已深深地植根于黑人文化之中，没有人会想到它们是从外面引进的；印地安入的玉米欧洲人在1539年就知道了，据劳夫博士的考证，玉米是1540—1570年间由西藏迅速传到中国其他地区的；亚洲的马和牛先是用来拖拽，后来被用做乘骑，渐渐传播到世界其它地区。这样的事例在史前时期的辽河上游地区也有不少，譬如在河北省西北部的张家口地区，发现了红山文化龙鳞纹彩陶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玫瑰花彩陶共出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两个相距甚远的地方(地处燕山以北的红山文化与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曾在史前时期有过文化上的交流与影响。其实，文化往往都不是孤立的，总是在同周围其它文化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关系，正是因为文化上存在者这种传播与交流，才使得一个地区的文化可以通过接受其它地区的某些文化因素来丰富自己的文化内涵。
文化之间的这种传播与交流往往是有迹可循的，就是说如果两个或两个以上文化之间如果确曾存在这种文化上的相互联系，那么就可能会找到文化之间进行传递的线索。文化传播论指出，文化之间的传播往往不是某一单一器物的传播，它在传播的过程中常常还夹带一些连带物，这一观点在辽河上游史前文化交流的研究中得到部分验证。如都兴智教授在《关于之字纹陶器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对辽河上游地区的主体纹饰－之字纹的传播路线的研究，提出了之字纹的传插轨迹是由西向东的，依据如下：辽东半岛南部地区的小珠山下层文化、后洼下层文化以及位于辽中地区的新乐文化出土了饰以之字纹为主要文化特征的陶器；吉林省农安县的左家山、元宝沟、东丰的西梁山及乾安县、黑龙江的大庆地区都发现了之字纹陶器和陶片，由此推断，之字纹在第二松花江流域、洮儿河流域和松嫩平原上都有广泛的分布；河北唐山地区玉田县的西蒙各庄及乐亭、迁安等县境内也发现了之字纹陶片；黑龙江东宁县的大杏树遗址、绥芬河上游的桥河西遗址以及俄罗斯境内的札依桑诺夫卡遗址、乌苏里江以东的滨海地区也都发现了之字纹陶片。上述地区之字纹的流行与消失的先后时间也恰好能够衔接起来，这说明之字纹正是从辽西、内蒙古东部向辽东半岛、第二松花江流域、松嫩平原地区及其黑龙江下游和乌苏里江以东地区逐步传播开来的。另外，在之字纹的传播过程中也常伴随着斜口器(又称斜口罐)、平底器、打制和琢制的小型石器的传播，如辽河上游地区的赤峰市西水泉、内蒙古巴林左旗富河沟门、辽宁凌源牛河梁第五地点等遗址以及沈阳新乐下层文化和吉林农安左家山、元宝沟、吉林通榆县的敖包山等遗址，都先后出土了斜口器，据说1973年在我国的黑龙江绥滨同仁文化遗址里也曾发现过类似的器物。文化上的传播和交流关系可能是由于某些文化因素的相互影响．也可能是由于环境或人为因素造成的文化之间的融合或分化。这就提醒我们在面对文化现象里那些相似或相同的文化因素时，需要仔细而冷静地进行分析，注意区分文化的原生成分和传播成分。
文化之间存在传播现象是不可否认的，但文化的传播并非是随意的、无条件的，而要受到一些因素的制约，因此，在判定文化的原生性和传播性时，要考虑影响文化传播的因素，否则，就容易重蹈泛埃及论的覆辙。
1、地理位置与文化传播
在史前时代背景下，地理因素在文化传播过程中比今天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所以在判定某些区域间是否存在文化传播时。必须考虑这些区域所处的地理位置。无须讳言，有些学者在判定文化传播关系时，忽视了文化传播中的地理位置因素，从而得出难以令人置信的结论，如辽河上游地区的红山文化和长江流域的良渚文化是两个玉文化发展中心，有些学者根据良渚文化玉器上的兽面纹与红山文化的兽面玉牌，就判定二者之间必然存在文化的传播与交流。其实，两地相距甚远，即便二者之间具有一些相似的文化因素，在时间上也存在一定的早晚关系，如果缺乏必要的中间环节，就无法判定两者之间存在着交流关系，事实上．它们极有可能是在自身基础上的独立发明和创造，与任何外来的文化因素均无实质性的联系。
2．文化背景与文化传播
文化的产生往往是生活需要的结果，所以相同的生活背景下，就完全可能产生相同的或相似的文化，所以，当判定相同的或相似的文化是否存在传播时，需要考虑文化产生的背景，因为文化背景是文化产生乃至文化传播的重要因素。目前，有部分学者在研究文化传播时，忽略了对文化背景的考察，因而由此产生的结论同样值得反思，例如《东北地区南部公元前三千纪初以远的新石器考古学文化编年、谱系及相关问题》一文曾以在扁平砾石两端各打出一个缺口制成的渔网网坠判定辽东区和辽西区存在文化传播关系，众所周知，渔网网坠是临海地区捕鱼生活的共同之需，要想与渔网系联，网坠打成哑铃形状是事理之必然，两地的渔民完全有可能独立制造出形状相同的工具，根本不需要向别人学习。仅仅因为两个区域渔网网坠的风格相仿就断定这二者之间存在着文化上的传播联系，未免令人失笑。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各地区不同文化中存在着的相似或相同的文化因素，的确有一部分是文化传播的结果。但我们在分析文化传播问题时要有一种审慎的态度，要考虑文化传播的制约因素和条件，不能随心所欲地看到相似或相同的文化因素就判定传播的存在。所以，我们在分析文化之间的关系时，一定要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针对具体情况做出准确的判断，不应一概将它归之于文化的传播。
(二)关于文化的独立发明
我们在承认文化与文化之间的传播与交流现象的同时。也不能忽略甚至否认文化上的原生性(人类学上称之为独立发明)，文化的原生性意味着它们在创造之初就存在着某些相似或者相同的因素，不同地区发现的文化相似不少是殊途而同归。这种情形如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搏厄斯在他的论文集《原始人的心智》第七篇中批评进化论观点时说：“我们可以举出很多例证来表明进化过程始于不同的发端而汇聚于同样的成果”：他在讨论各地使用面具的习惯时说：“面具的使用很容易分成若干典型的类型。它们被用来蒙蔽鬼神，使其不知道佩戴者的真面目以免受攻击；面具也可以代表佩戴者所想象的一种鬼神，以这种方式来吓走神通广大的妖怪；还有的面具是纪念性的，佩戴者以其象征一个去世的朋友……虽然我们完全不必由此而推定佩戴者所作的这些解释真就代表了这一习俗的实际历史发展，但这些解释本身却表明了这一习俗不可能具有一个唯一的起源。”。严文明先生也在‘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一文中以彩陶为例对此观点有过十分精彩的论述．他认为“彩陶的发生是同一定的自然条件和文化发展水平相联系的，那么只要具备这种条件就可能出现彩陶，彩陶的发生就必然是多元了。这样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在世界上相距遥远．看来不可能发生什么联系的不同文化中心，都在差不多的文化发展水平下出现了彩陶这一有趣的事实。这个事实曾吸引许多考古学家去探索各地彩陶文化的联系和传播路线而不得要领。”。上述两段话分别从人类学和考古学的不同视角说明了文化中一些表面上看起来相似的东西意义并不相同。
在辽河流域的史前文化中也出现这种情形，如朱延平、徐光冀在《辽西区古文化(新石器一青铜时代)综论》中认为：“红山文化突出的特征是彩陶发达，过去，一般认为这时的红山文化之所以有繁缛的彩陶，主要是受到同时期西南面庙底沟文化的影响。诚然，庙底沟文化同红山文化的碰撞与交流是不可忽视的一个史实，在相同的时代背景下，二者都产生了绚丽多姿的彩陶，但红山文化的彩陶却并非对庙底沟文化彩陶的移植，而是出于在自身基础上的创造，其根源来自本地区古文化的底蕴。比如人们常常提到的那种组成连勾状的弧线三角纹，就未必是受到庙底沟文化弧线三角纹的影响。而起源于本地区上一阶段赵宝沟等文化的陶器中的一种常见的连勾纹，这种常见的连勾纹又是对辽河上游地区更早古文化因素的继承。又如，本阶段红山文化的彩陶菱形纹多半是在本地区固有的之字纹基础上的翻新，而那斯台出土的彩陶鳞状纹则明显同上一阶段赵宝沟文化的鳞状纹有着渊源关系。即便是像南杨家营子、那斯台、蜘蛛山、红山后那样的重环状彩陶鳞纹，也可由本地区上一阶段的某种陶器纹饰中找到祖型。“又如，在接受外来文化因素影响最大的夏家店下层文化中，也以辽河上游地区古文化本土性特征为主，外来文化的影响没有动摇它的根基。就陶器而论，大家经常提到的尊，就很可能是遥承小河沿文化而演变下来的。。在一定意义上。夏家店下层文化仍是辽河上游地区古文化在新历史条件下的延续。因此，本阶段辽河上游地区古文化的勃兴，尽管与黄河流域的文化不无关系，但归根结底．是辽河上游地区古文化自身发展的结果。
文化创造中的殊途同归、不期而至的事例在自然科学史上屡见不鲜，两个毫不相干的人几乎同时做出同发明的案例不胜枚举。如关于电话发明的专利权问题，亚历山大·贝尔和爱利莎·格雷同时在进行研究。亚历山大·贝尔因为比爱利莎·格雷早了仅仅几个小时而最终取得了专利权：凯里特和皮克特在1877年的同一月份取得而且在同一届年会上公布了他们关于氧的液态研究成果；亚当斯和维列都预言了海王星的存在。一个人的计算和发表仅比另一个早几个月；氧气甚至要同时归功于普列斯特列和舍勒；康德和拉普拉斯都同样有权公布自己的星云假说；甚至于同时发明汽船的荣誉也要归功于富尔顿、焦夫若、罗姆塞等一批人；电报是史坦海尔和莫里斯共同发明的：照相技术的发明也是塔尔波特和达古尔、尼波斯三人进行激烈竞争的结果：史蒂纹发明了双轨铁路，维加尼乐特又重新发明了它……1845年和1846年发明麻醉剂的就不止4个人，而且是在同一个国家之中……甚至从未留下人类足迹的南极地带，也在同一个夏天被人们所登临。所以，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相同的或相似的文化形式不能简单归于传播的结果，必须正视文化的原生性。
关于文化表现出的相似性或相同性乃是各文化独立创造的结果，也可以从辽河上游地区的古文化与东北其它地区古文化的比较中看出一点端倪，如匕形器是位于辽河上游地区的红山文化中出土较多的器类之一，而巴林右旗锡本包楞遗址1982出土2件玉匕；黑龙江庆安县莲花泡屯遗址也采集到一些玉质匕形器，这些匕形器的断面与辽河上游地区所出者一致，均于正面中轴雕出浅凹沟，两个地区不同的器物中却包含了惊人的相似性，它们似乎不能简单归因于文化传播的结果，更可能是由于这种形状的器物满足了不同地区生活的共同需要。因为这两个地区当时虽然已开始经营农业，但仍是渔猪或游牧发达的地区。正因为如此，匕形器的使用机率势必高于农业完全占支配地位的地区。这方面依据还可举出一例，即骨柄石刃器的制作。据目前的考古发掘显示，东北、北方、西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中，几乎都发现过类似的骨柄石刃器，东北地区的黑龙江李家岗遗址，1989年发掘出土2件完整的此类复合工具；吉林省白城西郊靶山1984年出土l件骨柄石刃器；位于辽河上游的兴隆洼文化遗址、赤峰大南沟遗址、巴林左旗富河沟门遗址、克什克腾旗南台子遗址，也均有骨柄石刃器出土。而西北地区的新石器文化中也出过不少此类复合工具，如宁夏回族自治区陇东镇原常山遗址、甘肃古浪高家滩遗址、东乡林家遗址、大地湾二期遗址等’，除大地湾遗址外，其余几乎均为马家窑文化遗址出土。由目前所知的资料显示，此类复合工具较早的例子，为兴隆洼文化遗址所出。而大地湾文化二期所出者，也属较早的例子，两者年代虽略有前后。但这样的资料并不能说明兴隆洼文化为所有此类工具的鼻祖，从而传播到西北较晚地区的文化之中。因为，拥有这一工具制作意念及技术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均具有细石器的使用传统，那么这将意味着这一技术必然是这些先民们发展起来的。似乎并不需要借助于传播之功，因此它并不能被看成是文化传播的结果。
综上所述，文化的产生和发展不外乎两种途径：传播和原生。在对辽河上游地区的古文化研究中发现，没有哪一种文化可以简单地定论为传播或原生，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往往是二者交融的结果，通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合，丰富了文化内涵，促进了文化发展，孕育了炎炎不息的辽河上游古文化。（作者：都晓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