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泓：中国南、北地区的古代种族

朱泓：中国古代居民人类学类型

编者按：12月1日，吉林大学朱泓教授应邀为我校历史学院做了一场题为《中国古代居民人类学类型》的学术报告。朱教授从人种的定义与起源谈起，主要分析了从新石器时代到宋辽金元时期我国考古发掘中的古人骨特征，结合这些古人骨所反映的特征，把古代中国人大致分为“古中原类型、古华北类型、古蒙古高原类型、古东北类型、古西北类型、古华南类型”六种区域类型，另外，介绍了新疆的古人种类型。朱教授结合考古研究一一作了分析研究。现刊登其文，供广大读者参考。

1、古蒙古高原类型特点：低颅、阔面、面部扁平度较大；分布区：蒙古高原，延伸到内蒙中部。

2、古东北类型特点：高颅、阔面、面部扁平度较大；分布区：东北三省和东蒙。

3、古华北类型特点：高颅、狭面，面部扁平度较大；分布区：内蒙古中南部，延伸到晋冀一带。

4、古西北类型特征：高颅、狭面、面部扁平度中等；分布区：黄河上游，延伸到关中地区。

5、古中原类型特征：中高颅、中面、低眶、阔鼻；分布区：黄河中下游地区，延伸到长江中下游。

6、峡江类型特 征： 中颅型、狭面、低眶、中鼻；分布区：川东、鄂西。

7、古华南类型特征：长颅、低面、阔鼻、低眶；分布区：东南沿海地区。

（前言略）我要讲的主要内容是研究我国考古发掘中的古人骨，从新石器时代后一直到宋辽金元时期整个历史时期，研究这些古人骨上所反映的特征，能体现出古代中国人有多少中区域类型，我给大家做一个总结，希望大家在研究其它考古学文化，考古学环境的问题时能对古代人类所分布地域，所属文化对你能有所帮助，这是我的初衷。

有一个研究方法的问题我要提一下，如果有的同学看到过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古人类学家所写的关于古代人种的论文时，你会发现过去学者研究古代人骨常常确定它的人类学类型，用现代黄种人不同人种的标准来确定，所以你看过去的文章，包括我在内，我以前写文章也是，比如挖了仰韶文化，仰韶文化体质特征以东亚人类体质特征为主，同时包含一部分南亚人种的影响，就是说用现代人种的标准看古代人属于哪个类型，属于哪个现代类型，如果按照现代这种方法我们肯定这样认为现代人种的形成是很早很早形成，在新石器时代或青铜时代的人，在很早形成的不同区域的人种发生通婚以后才形成仰韶文化居民的特征。我觉得这种研究方法问题是比较大的，也不仅仅我是这样认为的，因为很多考古学家见到我时，问我们研究结论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仰韶文化属于东南亚一带（因为南亚人种现在分布在东南亚，像印度尼西亚人、越南人属于南亚人种），那意思是不是说有南亚人种北上了，然后和东亚的土著混血以后形成的仰韶文化，这个和我们的考古学文化的研究绝对是不符合的，所以我们不是那个意思。只不过是在研究时候主要确定一个类型，怎么确定呢？古代人种类型不知道，那么就用现代人来定古代人属于哪个类型。这就等于是，比如说一个人家里生了一个小孩儿，这个小孩儿挺像他爷爷，我们只能说这孩子像他爷爷，恐怕不好说：“哎呀，你家这孩子长得真好看，他爷爷挺像他的。”我举得实际上就是这样的例子。

我们研究仰韶文化，说仰韶文化属于现在南亚人种和东亚人种，就是仰韶文化的人种要是像今天的越南人，就属于南亚人种，要是像今天的日本人，就属于东亚人种，就是这个意思（这个好像是不是不太合适）。所以我们觉得要看一看外国人究竟是怎么研究同类问题的。我记得我是大概在1996年写了一篇文章，提出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这样的命名法不合理、不科学，我们看看外国人怎么研究的吧。过去中国的考古学家对外国的考古材料不是太关注，到90年代开始关注了（也有这个背景），所以我们一看就心里明白了，欧洲人在研究欧洲的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乃至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材料时，用的是叫做“古欧洲人类型”，比如“克罗马农人”（命名叫古欧洲人类型），包括俄罗斯、南西伯利亚出土的一些青铜时代也是这样。墓地出土的人骨，也命名为“古欧洲人类型”。日本人绳纹时代（新石器时代），叫“绳纹人类型”。有了水稻以后，叫“弥生人类型”，反正都不是用现代日本人命名的古代人，所以在这个基础上，俄罗斯也是一样，俄罗斯研究匈奴人叫“古西伯利亚类型”，他都是用古代人的标准、古代人的数据建立古代人的人类学类型。

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我觉得我们中国研究古代人种的时候，也应该学习外国同行，也要给我们命名一些古代人种类型。根据目前现有的一些材料，当然在中国各地分布不太均匀，南方比较少，主要集中在北方地区。因为南方地区骨骼保存不下来，酸性土壤多，江西和湖南很难保存下来古代人骨，但是新疆和内蒙古就很容易保存。所以呢，根据现有的这些材料，我们把中国先秦时期的古代居民分成六个古代的人种类型，这六个古代人种类型我们命名为“古中原类型、古华北类型、古蒙古高原类型、古东北类型、古西北类型”和“古华南类型”，一共六个区域性的类型。

我们就把这六个区域性类型，根据目前发现的材料划了几个范围。“古中原类型”是黄河中下游地区，这是“古中原类型”的范围，一会儿我们再看它是哪些考古学文化。在这个“古中原类型”的北边，和“古中原类型”略有交叉，有一个范围较小的类型叫“古华北类型”，它主要分布在内蒙古长城地带，东边可以到宁夏，西边可以到辽西地区的西辽河流域，这是“古华北类型”。还有一个类型我们把它叫做“古东北类型”，主要就是东三省和内蒙古的东部，但这个类型在中国境内是开放的，再往北就到俄罗斯远东地区，再往东边因为朝鲜半岛缺少材料，到目前为止只看到一两例，很少，在韩国看到一些。我推测，朝鲜半岛的先秦时期的古代居民也应该是这个类型，因为它是和东北东三省连在一起的，古代人群迁徙向这么一个小的半岛也不会是单独的，一般来说不会，只是一个推测。还有一个类型是在黄河上游，甘青地区和新疆东部，这是一个类型，叫“古西北类型”。还有一个在北面，这个叫“古蒙古高原类型”，它的中心就在蒙古高原，包括内蒙古的北部一部分以及整个蒙古国。当然蒙古国的最西边阿尔泰地区除外，那是一个白种人地区，再往北可以到南西伯利亚，很大一片土地。最后一个类型在这儿，沿海地区，这个叫“古华南类型”，目前的材料只发现于4个省区，就是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现在没有材料，估计海南也应该属于这个类型.如果在台湾能发现估计也是这个类型，这当然是推测，因为现在在台湾也没有一例保存非常完整能够测量数据的材料。

下面我们就把这各个类型简单地向大家介绍一下，首先介绍“古中原类型”。我刚才讲了它主要是黄河中下游地区。我前面已经强调了，我们讲的古代人种类型，主要指的是先秦时期，但是在不同地点，不同的人种类型范围内，有的古代人种类型除了先秦时期以外，进入历史时期以后，在本地延续很长很长时间，乃至于一直到现在，但在有的地方现代居民就不是这样的了，完全不同了。这个和人群的这种迁徙、融合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比如在内蒙古草原上，“古蒙古高原类型”可以一直延续到现在的蒙古族。但是在中原地区，“古中原类型”现在在河南省找不到这样的人了，完全都被新的人群“替代”，不是说替代，而是融入了新的更多的遗传学因素，改变了本地人的体质特征。

仰韶文化的人和现代的河南人、二里头时期的河南人和现在的河南人体质特征是有明显的区别的，一会儿我有照片让大家看。那么，“古中原类型”分布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像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这些都是，那我就不再一一去读它了，包括什么商代的自由民，殷墟中小墓多数墓主，还有周人也都是属于这个类型。他的体质特征呢，我这写了很多，但是我让大家记比较好记，就是抓这么几点：一个是高颅类型，“古中原类型”是高颅，脸是偏窄的、偏狭的，就记这两点就行。颅型是高颅，脸是比较窄的，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附加的特征，面部扁平度不大，中等的面部扁平度，面部扁平度要小就变成白人了。面部扁平度反映的是什么呢？你看那白人是这样的，颧骨是往后长的，所以脸的地方是鼓起来的。要是蒙古族，扁平度非常大，他的颧骨是向前凸出的，前面就很平，这我说的形象点儿，那个德德玛老师的照片你们都不生疏吧，德德玛老师的脸前面特别扁平，那是蒙古人的特点。

“古中原类型”是介于二者之间的，既不太扁平，也不像白种人那么往前鼓，是中等的面部扁平度；另外还有，眼眶比较低，面部也比较低，脸小，面部比较扁，而且鼻子比较宽阔，有一个阔鼻的倾向，这样的一个特征让大家看起来不是像今天的河南人、山东人、河北人，更像是今天的广东人和香港人、越南人。所以，我这儿这个照片不太好，我们这个投影仪是这样拉扁的，显示不出来明显的高颅了，本来这张照片这个图形是这样的，可以这样看，也不行，那我就说一下吧：高颅的意思是什么呢，从后脑勺这儿看，头骨的垂直距离要大于它的水平距离，现在投出来这个它的水平距离显然要比垂直距离大，是因为偏了一点点，就像我们那个戗面馒头一样，这是一张“古中原类型”头骨的照片，我们要根据这样的头骨来复原人就是这个样子，这是我们实验室的林老师根据头骨复原的，这个一看鼻子比较宽，嘴唇也比较厚，而且我们还给做出一个双眼皮来，双眼皮南方人的出现率比较高，北方人低一些，这样的话眉弓这个地方眼眶也往前凸出一些，所以看起来比较像南方人，特别是南方的土著居民，这个是“古中原类型”，和今天的河南人是不一样的。

所以，韩老师和潘老师他们早年在研究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一些文章说如果和现代居民比较，和现在的南方汉族最为接近，其次才是北方汉族，所以用数据一比就是和现在的南方汉族，南方的广东、福建等这些汉族是比较接近的，而不是和河南人、山东人、河北人等北方汉族相近。但是我们这里，我并不是说现在广东人就是仰韶文化的后代，那倒未必，不是那个意思，就是说古代人的人种类型有他自己的体质特征，如果一定要和现代人比的话，他是和现在的南方汉人比较接近的。那么，因为现代南方汉人的体质特征的形成肯定有北民南下有关，又和南方那些古代的土著发生融合，也许还有其他更复杂的因素，反正他是后来形成的，“古中原类型”是属于这种情况。（案：从遗传来看，广东人不是仰韶文化后代的观点正确的，而北民南下的观点是错的，应该说广东的外来移民主要来自华中和福建等地地区，比如客家人和潮汕人等）

“古华北类型”主要的特征，一写也写了一大堆，但是我要告诉你们，最好记的是高颅、窄面，这点和“古中原类型”差不多，都是高颅，脸比较窄，但是有一点不同，是比较大的面部扁平度，就是脸非常扁平。刚才讲的“古中原类型”是中等扁平度，他是不太扁平的，“古华北类型”高颅、窄面和“古中原类型”完全一样，但是面部扁平度非常大，非常扁平，当然还有其他的那些咱们就不管了。那么，高颅、窄面的这种人和东亚人种也是比较接近的，就是说“古中原类型”和“古华北类型”都是属于东亚人种，和现代的东亚人种比较接近，所以我们推测它可能是东亚人种的一个来源。那么，“古华北类型”的主要分布区域就是在内蒙古长城地带，往东可以一直延续到西辽河流域，下辽河流域也有一些材料，不多，那么到西辽河流域最典型的就是夏家店上层文化，东北地区只有夏家店上层文化，还有一个高台山文化，是属于这个类型的，其它的都是另一个类型，就是“古东北类型”。而这个庙子沟文化、朱开沟文化这些，包括鄂尔多斯式青铜器，这些都属于“古华北类型”这种居民。我们看照片，这个也是给弄扁了，最明显的就是面部比较扁平，因为他颧骨比较凸出，虽然脸很窄，脸也不宽，但是他是颧骨向前凸出，所以面部就比较扁平，这个我们也给他做了一个复原像，这是庙子沟的，就根据庙子沟文化完整的头骨做的一个复原像，两个颧骨也是比较向前凸出，因此他面部扁平度大，除了面部扁平以外，其它的地方和北方汉族是比较接近的。我如果再说的形象一点儿，咱同学理解更深一点儿，赵本山先生你们都有印象吧，他那个脸型就绝对是“古华北类型”。脸很窄，额头又比较高，颧骨凸出，面部扁平度非常扁。（案：我也想说“猪腰子脸”赵本山是古华北类型来着，只是他的容貌实在算不上典型的古华北）

在北方地区，除了这个“古华北类型”以外，还有一个叫“古蒙古高原类型”，它主要分布在内蒙古高原周围，这个我刚才已经提到了，最北边可以到达外贝加尔、南西伯利亚。这里面有很多遗址出土，我不一一念了，都属于“古蒙古高原类型”这个材料。这个类型最主要的体质特征非常好记，就是低颅，他不是高颅了，他是低颅、阔面，刚才我们说的“古中原类型”和“古华北类型”是高颅、窄面，这个是低颅、阔面，在颅型和面型上正好相反，而且面部扁平度非常大，这样记好记，按照我写的这些，是科学的语言，写研究报告时要这么写。但是我要让大家记的就是，低颅、阔面，再加上面部扁平度非常大。那这种类型，匈奴人是属于这个类型，再早的就是蒙古高原上的新石器时代的那些居民是这个类型，晚一点儿到匈奴也是这个类型。鲜卑、契丹，一直到蒙古都是属于这个类型的。所以“古蒙古高原类型”在蒙古草原上一直可以到现代，其实元代的蒙古人和现代的蒙古人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的体质特征，但我们说现在的蒙古族，说我们内蒙古考古所的塔拉所长属于“古蒙古高原类型”那就不太合适了，也不能用古代的人种类型去说现代人。

那为什么其他的类型，像“古中原类型”就发生那么大的差别，和本地居民发生那么大的差别，而“古蒙古高原类型”可以一直延续到现代的蒙古草原上的蒙古人，我觉得是蒙古草原上的这些民族、这些部族，他在形成过程中所接受的基因和中原地区有一个性质上的区别，因为像成吉思汗那个时候，他也征服了很多草原上的部族，不同的部族，应该说民族融合的烈度是非常强的，但是，事实告诉我们，从人类学上，因为我们为了验证这点，吉林大学古人类实验室从DNA方面研究了一下也证明了这一点。尽管蒙古人、契丹人、匈奴人，他们也是大的军事共同体，建立后征服了很多地方，也造成了很多民族的融合，但是这些民族多半都是同种族的民族，因为融合的主要是草原上那些部族，基本上都是那些游牧民族，这些游牧民族他们都是同源的民族，在人种学上是同源的民族，所以融来融去还是他，他的体质特征没变，他的DNA没有明显的改变。而中原的汉族就不行了，五胡乱华的时候北魏进来，入主中原，孝文帝进行改革，实行汉化，和汉人通婚，写汉字，说汉语，穿汉服，完全融入中原。

鲜卑族是古蒙古高原类型，他们把基因融入仰韶人后代中，因而其人种必定要发生巨大的改变。我认为，蒙古族之所以在草原上延续这么久，看似没有明显的变化，但其实也有汉人的血统融入到蒙古人种中去，但是这种基因不占优势，没有在人种的演变中起到太大的作用，恐怕是和同源的不同民族的通婚或者不同部族的通婚有一定的关系。从这个图像可以看出来更扁，这个面部的水平距离大于垂直距离，旁边的这几幅也是这样。可以从这里看，额头也很低，面部是即高也宽，颧骨向前突出，面部表情都很大，这是古蒙古高原类型的一个照片，这是鲜卑人的，都是属于这种类型。蒙古国的新石器时代居民也是这个样子。这是我们复原的一个契丹人，出土于一个辽墓中，其容貌复原大体上就是这样，脸很扁，额头部很高，颧骨比较突出，就是所说的低颅阔面，面部扁平。另外这两个女孩都带着帽子，但也可看出其额头也不高。此外我们还可能见过辽墓壁画中出现的契丹人大概就是这样，圆脑袋，额头很窄，髡发三绺，和忽必烈大帝的容貌很相似。总之，这就是古蒙古高原类型。和另外两个类型区别很大，无需测量，用肉眼也能区别出来。

第四个类型是古东北类型，它的特点还可以用高颅阔面来形容，面部扁平度很大。这个是高颅阔面，面部扁平度也很大，它和古蒙古高原的类型的区别只不过是一个高颅，一个低颅，都是脸很宽，面部扁平度很大。东北地区的绝大部分的考古学文化都是属于这一考古学文化，除了刚才提到过的夏家店上层文化、高开山文化，其他都是这样的，如我们所熟悉的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这是我从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实验室所拍的一张照片，出土于俄罗斯远东的博伊斯曼新石器时代墓地，它就属于高颅，脸很宽，面部扁平度很大，颧骨也很突出，这就是古东北类型。古东北类型的居民用现代人来比的话，我觉得爱斯基摩人是与其最相似的。爱斯基摩人同样是高颅类型，不像蒙古人是低颅，但是脸很宽，颧骨也突出。我认为，爱斯基摩人和古东北人很有可能存在一定的关系。我查阅和研究了国外一些学者的论文，尤其是关于前爱斯基摩文化的一些文章，他们认为，分布在俄罗斯远东鄂霍次克海沿岸的一些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出土了很多用骨头做的骨鱼钩、鱼鳔，和爱斯基摩人捕捉海兽的文化、方式是相同的，所以外国学者就将此地域的文化命名为前爱斯基摩文化。因此，通过考古学、民族学一些资料，他们推断爱斯基摩人是由此地的居民迁徙过去到东北亚地区去的，现爱斯基摩人大都分布于美洲的格林兰岛和阿拉斯加地区，其迁徙时间最早为距今四千年到五千年，这是外国学术界对爱斯基摩人在美洲的出现这一课题研究的最主要的结论。这样的话，既然爱斯基摩人是由东北亚迁徙过去的，东北亚大陆距白令海峡还有相当的距离，那么距离美洲最近的地方就是古东北类型分布的区域，也就是我刚才所划的那部分，也包括刚才的头骨、俄罗斯远东的博伊斯曼墓地。（案：看来朱泓把古东北类型视为东北亚人种和北极人种的共同祖先，不过从遗传来看，日、韩、满等东北亚人种包括新石器时代的红山文化牛河梁人，明显比爱斯基摩人混杂得多）

第五个类型叫做古西北类型，主要是分布在甘青地区。甘青地区先秦时期的文化大家都比较熟悉，如马家浜、火烧沟、寺洼、辛店等文化，除了沙井文化以外几乎都是属于这一类型。它的主要特征就是高颅、中等偏狭的面宽、中等的面部扁平度，中框形等，很多都是用中等来形容的，古西北类型的很多特征都是比较居中的，这种特征实际上在现代人种类型研究中就是东亚蒙古人种特别是北方汉族的特征（案：我倒不认为古西北类型是现代汉族的主体祖先，事实上就我在西安所见，西北人和西安当地居民的长相泾渭分明，大部分西北人脸很窄、下巴尖，纤细化特征明显，而典型西安人脸接近长方形国字脸，如果说现代中原汉族的主体是从古西北来的，那么现代西北人又是从哪儿来的呢？我认为更有可能是这样的：西北和中原地区的古代人种都在发生纤细化的演变，虽然迁徙混血是存在的，但是西北人的主体祖先应该还是古西北类型，而中原人的主体祖先也还是古中原类型。一般摆脱了蛮荒进入农业文明时代，农业人群一般都会迅速地向纤细化方向发展。而像西藏、高加索这种生存环境恶劣的地区，现代人仍会保留更多原始、粗壮的特征），北方汉人的人种特征也是什么指标都是居中的，古西北类型的体质特征其实和现在的北方汉族特征是非常接近的，这点从许多学者的研究文章中是可以发现的，如韩安靖老师、潘继芳老师。还有在民国时期，加拿大的步达生在中国所作的研究，安特生从河南、甘肃地区所采集的一些材料所作的文章中把甘青地区的居民与现代人进行对比，与华北地区的汉族人是最接近的，仰韶人和南方汉人最接近的，古西北类型是和北方汉族最接近的，所以这个问题曾经使我很困惑（案：头骨形态学必须考虑在生存环境和生产方式接近前提下的趋同演化，还有史前和现代人群是不能简单类比的，从国际上最新的研究看，人类进化的速度是越来越快的，这和我们想当然的认识完全不同）。我也曾向本系的黎云教授请教这个问题，如何来理解这个问题，他也回答说不知道。按理说北方汉族应该是汉族的主体，北方汉族不是和华夏地区最接近，却是和甘青地区最接近，按照俞伟超先生的羌戎系统来说，该系统在北方汉人的体制形成过程中曾做出巨大贡献，这事目前说不清楚，留给各位感兴趣的老师和同学来研究，我在此只是揭露一个事实。很多的研究也证实了这点。

来看一下这个头骨，和现代人的头骨几乎是一样的，没有太大区别。如果要和现代的民族相比的话，我宁可相信与藏族最为接近。藏族和北方汉族的体质特征其实没有太大的区别，如果说古西北类型的一部分融入中原地区，对汉族人种的形成起到一定的贡献，但并非全部，留守在甘青地区的土著再往下发展可能形成很多西北、乃至于西南地区藏缅语系的人种，已有很多学者研究过此问题。藏族是一个人口众多的民族，所以这个和藏族的起源是有一定的关系。为了验证这件事，我们做了喇家地区的DNA研究，也对青海省所发掘的陶家寨汉墓、北京大学齐东芳所送去的吐蕃贵族墓的头盖骨材料进行了DNA分析。结果显示青海地区的头骨线粒体聚类首先是藏族，其次是北方汉族、南方汉族等。

最后一个类型是古华南类型，他的主要分布区域是两广、福建、浙江，就是长江口以南的东南沿海地区，湖南、江西地区也有可能涵盖。江西地区的靖安大墓曾出土两个保存较好的人骨，我曾到此地区观察过，与古华南类型接近，湖南地区尚未看到材料。因为湖南、江西地区的红壤酸性太强，很难保存完整的人骨。从浙江到广西的沿海地区之所以能够将人骨保存下来，也是因为贝丘的原因。由于贝丘遗址中磷酸钙、碳酸钙较多，才得以保存。那么这些文化如甑皮岩、河姆渡都为大家所熟知。它的最主要的特征是长颅型，高颅与低颅是垂直距离的比较，长短颅则是前后的比较，用东北话来说就是前奔头（额头）后勺子，低面阔鼻，低框粗颌，身材比较矮小，这种人目前在中国境内很少见。即使在少数民族中，经过资料查询，也只有云南的佤族与其有相似之处。其他南方少数民族均与其不相似。这种类型的居民，目前可在印度尼西亚、美拉尼西亚、大洋洲的一些岛上寻找，皮肤很黑，类似黑人。学术界认为，古华南类型的一批材料可能相当于古越人的分布范围，可能代表了古越人的体质特征。在现代的调查中，整个民族属此类型的已不可见。我认为，古华南类型的趋向是融合，比如北民南迁，如果一部分古越人与南迁汉人融合，可能演变成南方汉族；如果一部分南迁汉人与古越人融合，加入了北方汉人的体质特征，那有可能形成现代南方的一些少数民族，与古华南类型也是不一致的。（案：这里的南方汉族也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我知道90年代体质测量数据中“现代华南组”的采样甚至包括一些华中和华东的样本，换言之“现代华南组”可能包括了大量遗传上的苗瑶或古峡江类型的后代，比如客家人。而古代样本主要来自广东珠三角一带、广西、福建和浙北，整体上比“现代华南组”要更偏“西南”，或者说更偏“越”。而且近年来朱泓的学生李法军也发现华南地区的古代样本测量数据和非测量性特征差异较大，绝非一个“古越人”概念可以囊括。比如鲤鱼墩人和其他古华南样本测量结果差异较大，摇椅式下颌的出现率很高，这是与现代波利尼西亚人十分接近的特征。所以是否古华南类型中至少还应该包括“原马来”和“原孟苗”，闽台地区是否还有较多古南亚（矮黑人）混血成分的存在？这都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如前边提到过的佤族的资料，也有可能部分古华南类型的居民曾迁徙至它地，张光直先生比较赞成这种说法。如台湾的高山族，如果这种说法成立的话，我认为古华南类型的居民也可能由于南迁汉族的竞争，（案：从近年来常染分析结果来看，广州人的常染中华中成分较多而华北成分较少，所以这里的“南迁汉族”的主体不是北人，而更像是客家人这样的来自华中地区的人群，当然还有更晚近的闽南语移民如潮汕人群，而潮汕人的最初来源仍然是有待解决的有争议的问题）迁至人烟稀少的海岛或高山上，佤族也可能是迁徙形成的。我认为爱斯基摩人之所以在阿拉斯加地区发展沿袭和这不无关系，正如东三省在古代也是热闹纷繁殖地，这里曾入驻有汉人、鲜卑人、契丹人、突厥人，蒙古人乃至倭寇，使得当地土著不得一再向北迁徙。

总之，这几个类型的分部就是这样。那我们看一下古华南类型的头骨，比较低矮，面部较低，嘴向前突出，眼眶很低，皮肤比较深。这是我们应甑皮岩博物馆馆长的请求复原的一个甑皮岩人，关于这个曾发生了一件趣事。我们利用三维技术合成图像，刚完工时，我曾提议说按照当时两广地区的生存环境、年平均气温，当时人的皮肤颜色应更深。后拿到馆长处遭到拒绝，说皮肤颜色太深，我们市政府已决定将甑皮岩人作为桂林市旅游形象大使，此图像太黑，有损桂林形象。后又将此图像的颜色变浅，这就是现在的这张图。接下来的几张照片，这张是现代高山族的图像，这张是马来西亚的土著居民，与古华南类型在体质特征类型测定上是很接近的，这个在中国的少数民族中很少能见到。

朱泓在武汉大学考古学系作学术讲座--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先秦时期我国新疆地区古代居民的人种类型有：古欧洲人类型、中亚两河流域类型、地中海东支类型、南西伯利亚类型、古西北类型、其他蒙古人种类型等几种。我们讲的是中国古代人类学类型，所以把新疆地区也简单介绍了一下。新疆地区是一个多民族的地区，在古代的时候既是多民族又是多种族、多语言、多文化、多宗教，是非常复杂的，这个大家都知道。那么，因此从人种成分上显示也是非常复杂。古代的材料告诉我们，这个地方的人种成分。我们讲的也是以先秦时期为主，个别到汉代。一个是古欧洲类型，一个是中亚两河类型，另一个是地中海东支类型，这三个类型都是纯粹的白种人。另外，还有古西北类型，这是黄种人，这个我刚才讲过了，古西北类型在新疆也有。介于黄种人和白种人之间还有一个是中间类型人种，这个叫南西伯利亚人种，这个在新疆古代的居民里也有。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黄种人成分，那是个别的，不是主要的。个别的成分，我们也鉴定了一些，那不算。主要的是前边这几种类型，那么我们看着几种情况，他们在新疆的分布是有明显的分布区的。 前边我讲的第一种是古欧洲类型，主要分布在两个地点，一个是在东疆的哈密，像什么天山北麓、焉布拉克；另一个是在南疆东部的罗布泊地区，像小河墓地，古墓沟墓地，都属于这个类型。这两个地方，都在东边。这是古欧洲类型。中亚两河类型的分布主要在天山的山麓，新疆地图，中间是天山，一边是昆仑山，一边是阿尔泰山，一边是帕米尔高原，天山山路两侧，包括天山北麓和天山南麓，都是中亚两河类型的分布区，出路天山山麓的分布还有就是，伊犁地区。第三个类型是地中海东支类型，地中海东支类型最主要是分布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南部边缘一线，从帕米尔高原沿着昆仑山山麓，再沿着阿尔金山，走一个弧形，中间是沙漠，里边没有人居住，人都生活在周围的绿洲上，沿着这一线的绿洲都有。当然，天山山麓也有，吐鲁番地区也有，但那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分布在南疆的塔里木盆地的南缘，南部边缘一带，这是地中海东支类型。第四个类型的黄种人的，就是古西北类型，这只出现在哈密，这和古欧洲类型比较一致。出现在哈密，同时也出现在罗布泊，但是数量相对于古欧洲类型少一些，黄种人少一些。最后一个类型是南西伯利亚类型，目前比较集中的发现，只发现在伊犁地区。下面通过这五种类型的主要分布，我们来看这五种类型是什么样。

第一个是古欧洲类型，这是在罗布泊小河墓地，古墓沟墓地还有什么焉布拉克、天山北麓，天山北麓也是这个，这些都是，包括吐鲁番的也有一些，这都比较少，最主要的还是罗布泊的小河墓地和古墓沟墓地，再加上哈密地区的焉布拉克、天山北麓也都是属于这个类型。他们在体质特征上和分布在俄罗斯的南西伯利亚地区的两个文化，这两个青铜时代的记录非常相似，都是古欧洲人类型。所以，像新疆考古所的一些先生们还有社科院考古所的一些先生，他们都认为这些在小河墓地和古墓沟墓地，还有焉布拉克这些古欧洲人类型可能和南西伯利亚地区有些相似。这是我在小河墓地发掘的时候亲手拍的一张照片，上次给郑州大学的同学作报告的时候用过，就是大家说的小河公主，其实她已经三十多岁了，这就是一个古欧洲人类型，非常典型。你看他的头发是亚麻色的，眼睫毛也是很浅很浅的，这属于我们所说的金发那一类，虽然她的眼睛闭上了，但是如果睁开的话，肯定的绿眼睛或者是蓝眼睛，金发碧眼，应该是那个样子。皮肤涂了涂料，保存很好。这是个典型的古欧洲人类型。

第二个类型是中亚两河类型。古欧洲类型是金发碧眼和现在的北欧人非常相似。中亚两河类型主要分布在天山的山麓上，比如说石河子南山墓地、乌鲁木齐附近阿拉沟，吐鲁番地区也有一些墓葬也是这样的。然后还有伊犁地区的这个和乌孙人有关的一些土墩墓，里边出土的人骨也是这个类型。中亚两河类型和古欧洲人类型是区别很大的，它是一种黑头发黑眼睛的白人。因为关于新疆的材料我也没有深入的研究，没有太多的成果，我只是给大家简单介绍。继续用现代人给大家介绍，它跟刚才小河墓地小河公主不一样，那个头发浅，这个都是黑头发黑眼睛，乌兹别克人。现在中亚两盒类型主要就是在费尔干纳这个地区，所以这个类型又叫帕米尔费尔干纳类型，这一看就知道是白种人，但是多少有一点黄种人的影响。是黑头发黑眼睛。

第三个是地中海东支类型，这主要在南疆地区，塔里木盆地的南沿，这个从西边的帕米尔高原，往东沿着昆仑山的脚下一直往东，最后一直，到罗布泊地区，都发现有地中海东支的古代居民，比如说在帕米尔高原上的塔什库尔干的香宝宝墓地，就是东周时期的。和田附近的山普拉的丛葬墓，是西汉时期的。到了克里雅河附近的岩沙古城和楼兰古城，这些是东汉甚至更晚到魏晋时期的，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好像地中海东支类型的居民，根据目前的材料，他有一个从帕米尔高原向罗布泊自西向东沿着塔里木盆地南部绿洲迁徙的这样一个过程。从东周一直到东汉，不断的向东迁徙，这就是地中海东支类型在新疆目前分布的地域的材料。 

地中海东支类型也是一个现代人种的概念，他又叫印度阿富汗类型，就是现在的印度人、阿富汗人、伊朗人都属于这个类型。在中国现代的少数民族中有一个民族是属于这个类型的，就是塔吉克族，塔吉克族讲的语言就是伊朗语，所以他和伊朗人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所以他们都属于地中海东支类型。这个类型鼻子非常高，黑头发黑眼睛也是，但是和中亚两河类型长的不一样，他的鼻子特别大，有的是鹰钩鼻，特别突出。脸特别窄，乌兹别克人的脸不是特别窄，中等，这个地中海东支类型的脸都特别窄，你只要看本拉登、塔利班他们长的那个样子，那就是地中海东支类型，脸特别窄，皮肤很黑很黑的。如果到新疆南疆、喀什去旅游，到城市里看到的到处都是这样。到喀什和到乌鲁木齐完全不一样，到乌鲁木齐看到的维吾尔族都是皮肤挺白，脸也比较宽；到喀什看到的维吾尔族是，皮肤很黑，习惯带黑帽子，鼻子高，脸很窄，南疆和吐鲁番、乌鲁木齐、北疆的特貌特征都明显的差别。当然我说的是本地土生土长的。那么关于人种迁徙的这种情况就不多说了，新疆地区的人种那么复杂，所以每个人种之间又有通婚、融合、混血存在，因此在白种人和白种人之间，白种人和黄种人之间，甚至黄种人和黄种人之间，也会存在着非常复杂的一种情况。连黄种人也是不同的小的人种，比如说汉军和匈奴都盯着的西域那个地方，匈奴人就是古蒙古高原类型的，汉军应该是古中原类型为主，所以去了之后也会发生融合，司马迁等人到那里之后也娶妻生子，也都发生了通婚，这些地方是非常复杂的地方，西域这地方尤其复杂，那在这个基础上就形成了一个白种人和黄种人之间的中间过渡类型，叫南西伯利亚类型。

南西伯利亚类型。南西伯利亚类型现代的代表是哈萨克族。哈萨克老汉的照片，鼻子像白种人，高鼻梁，直鼻子这种形象，但颧骨突出，又不是白种人的特点，是黄种人的特点。总之，白种人和黄种人的特点在他身上都同时存在，所以我们把它叫做中间类型或者混合类型。这是哈萨克人的特点。他的颧骨非常突出，他的黄种人的混血应该不是和汉人发生的，应该是和蒙古人那一类发生的，就是颧骨非常突出的那种，面部扁平比较大的那种发生混血，才会形成。那白种人和黄种人的混血，南西伯利亚族的形成，他应该是白种人和古蒙古高原类型在古代混血形成的这样的颧骨，否则得话，形成不了。他也可能和东北的一些类型，但古蒙古，古东北类型离西域太远，我认为他可能性不大。离得最近的那不就是隔了一个阿尔泰就到了蒙古高原了嘛。而且匈奴人和蒙古人对西域的渗透在历史文献记载中那也是很详细的，所以很有可能是来自于匈奴人、突厥或者是蒙古带去的这个黄种人的这个颧骨非常突出的这个特点。这个可以分析出来。

那么根据这个现有的这些材料有一个问题：古欧洲人类型最早出现在哪？这些类型我刚才都讲完了，就不再用时间给大家再做总结了。如果有的同学感兴趣的话，咱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总结完可以说，还有刚才没重点提到的。现在在新疆考古所的高鑫老师，正经的旧石器还没有发现，就说有发现了一些旧石器，有可能是旧石器晚期的一些石叶啊这些，但是光靠那石叶他们也不敢定就一定是旧石器，都是采集的，因为新石器时代甚至到商周时期，使用那种石叶也都是可能的。新疆地区这些新时期时代的文化都没有正经的发现，早期的呢，也都是在像哈密呀这些地方，所以说到新疆考古所要去访问他们，跟他们讨论这些新疆考古学文化的年代问题的时候，他们回答就是两个时期，一个是青铜时代，再一个就是汉晋时期，像这个周围的人群，因为他是一个文化、人群、宗教、语言传播的一个十字路口，所以外地的人群向这个地方迁入，其实是两个主要的方面。我们从刚才讲的这些材料就可以看出来一种是黄种人以及他带去的文化，一种是白种人以及他带来的文化，那么从总体上来看，东疆地区黄种人和白种人相对的渗入，大体上来说时间差不了太多，你比如说，天山北麓呢，天山北麓文化，我知道我的研究生做得这批材料的博士论文，它里边是既有白种人又有黄种人，跟亚姆拉客的情况一样，同一个墓地，里面是既有白种人又有黄种人，但是从文化上来看，他更多的是来自于甘肃，就是东边的那种文化，就是焉布拉克的彩陶文化往那里的深入，包括从天上北麓到焉布拉克都是这种，就是白人也来，黄种人也来，但是黄种人可能来得力度大一点，带来的文化，至少白种人墓葬里随葬的也是那种甘青地区的彩陶类型那种随葬品，所以东疆地区白种人和黄种人大体上差不太多，同时进入那个地方，并且发生混合的这么一个地区，叫哈密地区。你等到了其他地方，还是早期是以白种人为主的地方渗透的那种，黄种人的渗透一般是在汉代以后，汉代以前的，你看到的多半都是比较纯粹的白种人。即使和有一部分黄种人的因素，也不占主要因素的那种，那些文化也都是一些新鲜文化，不是从内陆传进去的，就是从甘青地区进去的，都是比较奇怪的这种。但是呢，等到汉代以后，黄种人的因素是越来越多了，甚至占主导地位，这和历史文献的记载也是比较吻合的。尤其是，我觉得这个黄种人的因素在新疆地区大规模的出现其实最重要的先导应该是匈奴，根据文献记载，也应该是匈奴吧，要没有匈奴，汉武帝也不至于惦记着那个地方。所以这匈奴先去了，一看不行，得消灭匈奴，这就联合，所以汉才盯上那地方。所以黄种人对新疆的影响，一种是古蒙古发源类型的那种颧骨非常突出的那种人，那种游牧民族，以匈奴为代表的，后来比较晚的，又有突厥又有蒙古，然后，这另外一支就是汉王朝开始对西域的这种控制，所带去的汉代的人口以及影响。

朱泓：中国南方地区的古代种族-我的人类学-搜狐博客

摘要：半个世纪以来地下出土的古人类学资料表明，我国秦岭、淮河以南的广大南方地区是人类起源、发展和现代智人形成的重要地区。先秦时期的南方地区古代居民大致可分为3个种系类型：古华南类型、古中原类型和峡江地区类型。古华南类型可能代表了广义的“古越人”的种系特征。他们与历史上陆续南迁的北民在长时间的共存、同化、融合的基础上形成了今天的华南汉族和其他众多少数民族。古中原类型主要分布于江汉平原和长江下游一带，其中心分布区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峡江地区类型或许与巴人的起源有关。

正文：本文的“中国南方地区”这一概念的界定，系采用我国自然地理划分上的习惯作法，即以秦岭-淮河一线做为中国南北两方的分界线。我国的南方地区地域辽阔、环境复杂，既有锦绣江南的鱼米之乡，又有横断山脉的崇山峻岭；既有长江三峡的激流汹涌，又有日月潭边的碧波荡漾；云贵高原与川西雪山交相辉映，东南丘陵和南沙、西沙隔海相望。这种自然生态环境的千变万化必然带来人类经济生活方式的多样性。因此，自古以来，我国的南方地区一直就是多民族的聚居地区。据文献史料记载，从先秦时期开始，三苗、九黎、百越、濮、俚、僚、僰、巴、蜀、滇、夜郎、昆明、邛都、白马、哀牢、吐蕃等古代民族都曾先后居住、活动在我国南方这块神奇的土地上，为后人们留下了许多灿烂夺目的古代文化，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又一个可以引发无尽遐想的不解之谜。

一、中国南方地区的气候和环境非常适合早期人类的居住与生活。根据半个世纪来的发现与研究，我们了解到，从距今200万年前后的旧石器时代早期阶段开始，便有一些远古人类生存在这片土地上。他们在体质特征的进化方面共经历了直立人、早期智人、晚期智人等三个阶段，最后发展为现代人。这些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化石材料主要包括：巫山猿人、元谋猿人、郧县猿人、郧西猿人、淅川猿人、桐梓猿人、和县猿人、汤山猿人等直立人化石以及马坝人、长阳人、巢县人、柳江人、资阳人、丽江人、穿洞人、左镇人等智人化石。

1、元谋猿人的化石材料发现于云南省元谋县上那蚌村附近的山梁上，共计两颗人类牙齿标本。经鉴定，该两颗牙齿为同一个体的左右上颌中门齿[1]。值得注意的是，元谋猿人的上颌门齿上具有非常明显的舌面铲形结构，这一特征被认为是蒙古人种的典型特征之一。尽管有关元谋猿人的年代问题目前学术界仍有争议，但多数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其生存年代大约为距今170万年前[2]。

2、郧县猿人的化石材料共有两批：第一批材料是20世纪70年代出土于湖北省郧县龙骨洞的数枚人类牙齿化石[3-4]；第二批材料则是在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于郧县曲远河口出土的两具相当完整的人类颅骨化石[5-6]。经研究，两批材料的年代虽有所区别，分别相当于中更新世早、中期，但均属直立人范畴。郧西猿人化石出土于湖北省郧西县城东15公里处的神雾岭东麓的白龙洞中，共计有8枚人类牙齿。从伴生的哺乳动物化石种类上分析，郧西猿人的生存年代要比龙骨洞郧县猿人为晚，而大约北京猿人的年代相当[7]。

3、淅川猿人的古人类学资料收集自河南省南阳地区的淅川县等地，共计13枚牙齿化石，包括：下颌犬齿、上颌前臼齿、下颌前臼齿、上颌臼齿和下颌臼齿等材料。通过对该批人类化石牙齿进行观测和研究，基本上可以肯定地将其归入直立人范畴，其地质年代可能早于北京猿人，大抵与郧县龙骨洞的年代相当，即中更新世早期[8]。

4、桐梓猿人的标本采集自贵州省桐梓县的岩灰洞，包括有上颌的中门齿、犬齿、前臼齿、臼齿等人类牙齿化石。从形态学特征来看，桐梓猿人的牙齿表现出明显的原始性状，与北京猿人的同位牙齿比较近似，故当属直立人范畴。岩灰洞中出土的哺乳动物化石的主要成员为华南地区中、晚更新世常见的“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从而反映出该遗存的大致年代[9]。

5、和县猿人化石于1980年发现在我国安徽省和县龙潭洞中，包括一件相当完整的人类头盖骨和一些牙齿以及额骨、顶骨残片。和县猿人头骨代表了一例男性青年个体，其许多形态特征都和北京猿人颇为相似，特别是与以第5号头盖骨所代表的北京猿人晚期类型最为接近。和县猿人生存的地质时代为中更新世，绝对年代为距今约28-24万年前[10-11]。

6、汤山猿人的化石材料发现于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县汤山镇西南隅的汤山葫芦洞。化石标本为一具不完整的人类头骨，由额骨、左右顶骨的前部、部分枕骨、完整的鼻骨、部分左颧骨和上颌骨左侧小部分组成。经对比研究，汤山猿人头骨与北京猿人的接近程度大于其与和县猿人的相近程度。据共生的哺乳动物分析，汤山猿人的地质时代为中更新世晚期[12]。

7、马坝人的化石材料出土于广东省曲江县马坝乡狮子山的一个石灰岩溶洞中。化石标本为一具残破的古人类头盖骨，属一例男性中年个体。从该化石材料的基本体质特征来看，马坝人的头骨既具有部分原始特征，又具有某些进步形状，因此将其归入早期智人范畴。此外，马坝人头骨上还表现出一系列接近蒙古人种的特点。其测年结果为距今约14万年左右，相当于地质时代上的晚更新世中期[13]。

8、长阳人化石是1956年在湖北省长阳县下钟家湾村附近的一个称为“龙洞”的石灰岩洞穴中发现的。该批化石包括一件不完整的、保留有第一前臼齿和第一臼齿的上颌骨，以及一颗单独的左侧下颌第二前臼齿。长阳人化石上反映出的进步性质所占的比例要超过原始性质。共存的哺乳动物化石属于华南洞穴中常见的“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成员，其地质年代为晚更新世早期，铀系法测年的结果约为距今19万年前[14-15]。

9、巢县人化石出土于安徽省巢县（今巢湖市）银屏区岱山乡银山村附近。人类化石标本包括女性枕骨残片1件，男性上颌骨1件并附带有3颗牙齿，此外还有3颗单独的牙齿。该批材料所显示出的一些进步性体质特征与北京猿人、和县猿人不同，故巢县人应归属于早期智人范畴。根据伴生动物群分析，巢县人所处的地质时代应为晚更新世前期，用铀系法测年的结果约为距今16-20万年前[7]。

10、柳江人的化石材料发现于我国广西壮族自治区柳江县通天岩旁的一个洞穴中。全部化石材料包括一个完整的人头骨（缺下颌），两段股骨，还有髋骨、骶骨和椎骨。除股骨比较纤细，可能属于女性之外，其余标本均属同一例中年男性个体。柳江人头骨上的主要体质特征中，除个别性状表现出一些原始性质外，多数特征均与现代亚洲蒙古人种比较接近，特别是与南亚类型的蒙古人种存在着更多的相似之处，但同时又兼有某些与赤道人种相似的特点。其铀系法测年的结果出入较大，从距今6.7万年到距今22.7万年不等，但目前学术界多将其作为华南地区晚期智人的典型代表来看待[16-18]。

11、资阳人化石地点位于四川省资阳县黄鳝溪。化石材料包括一具人类头盖骨和一件骨性硬腭标本。从化石的颜色和石化程度来看，这些标本可能同属于一个中年以上的女性个体。资阳人头骨虽然具有一些较为原始的性状，但基本体质特征仍在现代中国人的变异范围之内。根据伴生的哺乳动物化石分析，其生存年代应属晚更新世[19]。

12、丽江人的化石材料发现于云南省丽江县城西南木家桥村附近，包括3件人类股骨和1具人类颅骨化石。经鉴定，该3件股骨标本分属两例个体，颅骨的特征表明其可能属于一例未成年女性个体。丽江人颅骨上的种系特征显示出明显的蒙古人种性状。从伴生动物群的种类判断，其生存年代应属晚更新世的后期[20]。

13、穿洞人化石地点位于贵州省普定县城北6公里处的一个山洞内。人骨化石材料包括一具比较完整的头盖骨、一件右侧上颌骨残块和一枚单独的右侧上颌中门齿。该个体可能系一名男性中年人。从化石的基本体质特征观察，穿洞人具备了许多旧石器时代晚期现代智人的一般性特征，另外也显示出其与现代蒙古人种居民之间存在着某些一致性。从伴生的哺乳动物化石来推断，穿洞人生存的时代可能为晚更新世之末[21]。

14、左镇人的化石材料出土于我国台湾省台南县左镇菜寮溪的河床堆积中。全部化石标本共计人类顶骨化石3件，分别代表了1例中年人和1例年轻人，此外还有一枚人类右侧上颌臼齿。根据对左镇人化石中氟、锰含量的测定，其生存年代大约在距今2-3万年前，当属晚期智人范畴[22]。

有关目前世界各大人种的起源问题，长期以来在学术界引起激烈的争论，学者们提出许多不同的学说。总括起来，主要存在着两种相互对立的理论：一种可称之为“单一地区起源论”。持此观点的学者们相信现生的各色人种拥有一个近期（大约5-10万年前）的共同祖先。也就是说，世界各地的远古人类中只有一处的人群成功地演化为解剖学上现代类型的智人。由于他们在解剖结构、生理功能以及文化、技术等方面拥有明显的优势，所以他们一经出现，便迅速地向四面八方迁徙，替代了其他地区的原住居民，并逐渐在环境适应的过程中形成了今天的各色人种。另一种理论可称之为“多地区起源论”。该理论认为现代类型的智人都是由当地的早期智人乃至于直立人演化而来的。各大人种的性状在很久远以前便存在着差异，他们各自平行发展，当然彼此之间不可避免地也存在着某些基因方面的交流，最后演化成现代的各色人种[7]。鉴于在中国境内发现的古人类化石在若干项与现代蒙古人种相关的体质特征上体现出一种“直立人-早期智人-晚期智人”连续发展的证据[23-25]，笔者认为“多地区起源论”可能具有更大的合理性。按照这一理论，本文前面叙述的这些发现于我国南方地区的化石人类至少应该是现代蒙古人种的远古祖先的一部分成员。

二、与北方地区相比，我国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以后的全新世古人骨材料比较缺乏，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南方各地的酸性土壤加之多雨、潮湿的气候对古人类遗骸的保存十分不利。就目前已发表的资料而言，它们主要发现于南方沿海地区的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此外，江汉平原和三峡地区也有一些材料发现。这些古人种学资料主要包括：江苏南京北阴阳营、江苏常州圩墩、浙江余姚河姆渡、福建闽侯昙石山、广东佛山河宕、广东增城金兰寺、广东南海鱿鱼岗、广西桂林甑皮岩、四川巫山（现划归重庆市）大溪、湖北房县七里河、河南淅川下王岗等材料。

1、北阴阳营组的新石器时代人类学资料采集自江苏省南京市北阴阳营遗址。该组古人骨标本仅有下颌骨。据研究者意见，这些下颌骨具有蒙古人种的性质，并且在基本体质特征上与当地的现代人最为接近[26]。

2、圩墩组的颅骨资料出土于江苏省常州市戚墅堰镇西南圩墩村的马家浜文化与崧泽文化墓葬。圩墩组新石器时代居民在颅骨形态上的主要特征为：偏圆的中颅型、高颅、低面、阔鼻型。这些特征使其显得与现代亚洲蒙古人种的南亚类型较为近似。在古代对比组中，圩墩组与仰韶合并组之间的关系最为密切。圩墩组新石器时代居民中也流行着人工拔牙的特殊习俗[27-28]。

3、河姆渡组的古人骨标本出土于浙江省余姚县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绝对年代约为距今6000年左右。从该颅骨组的形态观察和测量结果分析，河姆渡新石器时代居民一方面存在着一系列明显的蒙古人种性状，可基本上归入南亚蒙古人种范畴，另一方面又具有一些接近尼格罗-澳大利亚人种的性状。在古代对比组中，河姆渡居民与我国华南地区先秦时期的河宕、甑皮岩等组颇为相似。[29]

4、昙石山组的颅骨材料出土于福建省闽候县昙石山遗址。该遗址的年代为公元前1300年。该颅骨组的主要体质特征为：长颅、中等偏高的正颅型、中等面宽、低面、窄额、较低的中眶型。从形态与测量的比较来看，与现代亚洲蒙古人种的东亚和南亚人种都比较接近，但在面部特征上的各项数值更接近南亚人种。此外，昙石山古代居民中具有人工拔牙的习俗[30]。

5、河宕组的古人种学资料出土于广东省佛山县澜石乡河宕新石器晚期的贝丘遗址。河宕遗址的年代为距今4000千年左右。其颅骨的基本种系特征为长颅、高颅、狭颅、低上面、狭面宽、中上面、很低的垂直颅面指数、中等偏低的眶型、阔鼻型与中颌型。这些特征表现了河宕组与现代印度尼西亚、美拉尼西亚人种群有较多的接近成分，但其仍应属于蒙古人种的南部边缘类型。该组居民中流行着人工拔牙的特殊习俗[31]。

6、金兰寺组的新石器时代古人骨资料采集自广东省增城县金兰寺遗址。该组仅有两具保存不太完整的头骨[32]。从形态学特征上来看，金兰寺新石器时代居民既具有比较明显的南亚蒙古人种的特征，同时也拥有某些与赤道人种可以对比的性状，其多数特征与华南地区其他新石器时代居民基本一致。值得注意的是，该颅骨组可以测定颅指数的仅有一例标本，而该例头骨却是短颅型。这与华南地区先秦时期居民普遍具有的长颅型特点明显有别，其原因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在金兰寺新石器时代居民中也存在着人工拔牙的习俗。

7、鱿鱼岗组的颅骨资料出土于广东省南海县百西乡鱿鱼岗贝丘遗址新石器时代晚期墓葬。从颅骨特征来看，该组居民在种族类型上可能属于蒙古人种中的华南人类型[33]，其长颅型的特点与华南地区其他古代居民相一致。此外，鱿鱼岗古代居民具有人工拔牙的特殊习俗。

8、甑皮岩组的古人种学资料采集自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甑皮岩新石器时代遗址。该组头骨被认为具有接近蒙古人种南亚类型的性质，但比现代南亚种族的颅型更长，还具有较大的面宽和更大的鼻宽[34]。甑皮岩新石器时代居民的这种低面、阔鼻和长颅特征在我国华南地区古代居民中很具代表性。

9、大溪组新石器时代颅骨资料收集自四川省巫山县（现划归重庆市）大溪遗址，其年代约为公元前4000年前后。该组头骨的形态特征为偏长的中颅型，中等的头高和头宽，长高指数为正颅型，宽高指数属中颅型，颧宽较窄，上面部较高，低眶型，中鼻型，鼻颧角较大[35-36]。总体来看，大溪组居民可能与现代东亚蒙古人种比较接近，但同时在某些种系特征上又显示出与南亚人种近似的倾向。

10、七里河组的新石器时代人骨材料出土于湖北省房县七里河遗址，属江汉平原地区的屈家岭文化。其基本体质特征与大溪组较为相似。原报告中认为七里河组与现代蒙古族的关系比较密切[37]。这一看法尚有待于进一步商榷。从测量性形态特征上看，该颅骨组的主要种系成分应接近东亚蒙古人种；此外，或许也含有某些与南亚类型相似的体质因素。七里河新石器时代居民具有头骨枕部人工变形和拔除上颌侧门齿的习俗。

11、下王岗组的古代颅骨资料出自河南省淅川县城南约35公里处丹江南岸红石岗上的下王岗遗址。该组颅骨包括了许多不同时期的样品，其中以仰韶文化人骨为主，另外还有屈家岭文化、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和西周时期的标本。研究者认为，下王岗组颅骨的形态特征与蒙古人种中的南亚类型比较接近。与其他古代对比组相比，下王岗组和黄河下游新石器时代居民比较相似。因此，研究者认为居住在丹江上游的下王岗新石器时代居民与黄河下游的居民应是同属一个种族类型的古代居民——古代华北人[38]。

三、中国南方地区地下出土的旧石器时代古人类化石相当丰富。通过对这些化石人类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许多支持我国远古人类连续发展的证据。这些证据同时也有力地支持了关于现代人起源问题的“多地区起源论”的观点。例如，我国南方地区出土的直立人化石上颌门齿均具有铲形结构——这一蒙古人种中常见的特点，恐怕并非出于偶然，或许暗示出他们可能与蒙古人种的祖先类型的确存在着某些遗传学上的联系。而生活在旧石器时代中期的早期智人——马坝人的头骨上也已经存在着某些蒙古人种特征。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晚期智人的体质形态特征在向蒙古人种演化进程中，较之早期智人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但由于某些现代蒙古人种的形态细节尚未完全形成，故一般称之为形成中的蒙古人种。不过有些迹象表明，该阶段的人类群体之间已开始出现形态发育的地区性差异，以柳江人为代表的华南地区智人与现代蒙古人种的南方类型比较接近的事实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以后的古人骨材料虽然报导不多，我们还难以根据这些资料对整个中国南方地区的人种类型划分问题得出一个清晰的概念，但这些资料毕竟使我们至少对该地区古代居民中的一部分种族类型的情况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

从现有的古人种学材料来看，南方地区的先秦时期居民至少可以区分为三个不同的种系类型：第一个类型以浙江余姚河姆渡、福建闽侯昙石山、广东佛山河宕、广东南海鱿鱼岗、广西桂林甑皮岩等颅骨组为代表，或许还包括了广东增城金兰寺组。该类型居民的主要种系特征为：长颅型、低面、阔鼻、低眶、突颌、身材比较矮小。他们在体质特征上与现代华南地区的绝大多数居民（包括南方汉族和少数民族）均有所不同。在现代对比组中，他们一般和东南亚一带的居民，如印度尼西亚人，以及大洋州的现代土著，如美拉尼西亚人等比较接近。此外，该类型的前身，可以一直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柳江人那里。目前已知的材料显示，这种类型的居民在先秦时期可能是以我国南方沿海地区，即浙、闽、粤、桂一带为主要分布区的。鉴于上述情况，笔者曾建议将该种体质类型命名为“古华南类型”[39]。根据古史文献记载的民族分布地望，“古华南类型”可能代表了广义的“古越人”的种系特征。至于该古代类型与现代华南地区居民之间的关系问题，我们不妨暂且做如下大胆的推测：由于中国历史上北方地区战乱频仍，大量的北民南迁乃至侨置郡县，致使南方地区的人口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一方面，北民南迁的压力迫使一部分“古华南类型”土著不断向更南方向的东南亚一带以及太平洋诸岛屿迁徙，因而对这些地方的现代人种的形成产生了影响；另一方面，南迁的北民与当地土著“古华南类型”居民在长时间的共存、同化、融合的基础上形成了今天的华南汉族和其他众多少数民族。

南方地区先秦时期第二个种系类型可暂且称之为“古中原类型”，其典型代表是河南淅川下王岗组，此外还应包括江苏南京北阴阳营和常州圩墩两组居民。该类型分布的中心是黄河中下游地区，江汉平原和长江下游一带仅系此类型分布区的外延部分。该类型中心分布区内的典型代表是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居民。“古中原类型”在近代对比组中与华南近代组最为接近的事实或许暗示出他们应该是南迁北民中的主要种系成分。

四川巫山大溪组和湖北房县七里河组代表了该地区第三个种系类型。该类型的基本体质特征为：偏长的中颅型，中等的头高和头宽，长高比例的正颅型和宽高比例的中颅型相结合，狭面、低眶、中等的鼻宽。由于属于该类型的古人种学资料太少，目前我们对其分布范围还无法得出比较清晰的概念。前些年，笔者曾依据现有资料的分布情况，将该类型命名为“峡江地区类型”[40]。对于该类型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尚有待于相关古人骨材料的新的发现。从现有材料的分布地域上看，这一类型或许与巴人的起源有关。

朱泓：内蒙古长城地带的古代种族_中国红山_新浪博客

本文所引用的“内蒙古长城地带”这一地理概念系主要泛指我国华北、东北的长城沿线及其邻近地区。该地区主要包括内蒙古中南部的鄂尔多斯高原、乌兰察布草原和锡林郭勒草原，以及长城沿线的陕北、晋北、冀北等地和地处燕山南北的内蒙古赤峰地区、辽西地区及京、津、唐地区。从自然地理概念上来看，该地带北以阴山山脉为界，南接黄土高原，西至贺兰山麓，东抵渤海湾。域内陆貌以高原、山地、丘陵、草原为主，黄河、海河、滦河、西辽河、大小凌河等水系蜿蜒其中，万里长城横亘东西。自古以来，这里便是北方草原文明与中原农业文明发生碰撞、融合的重要接触地带。作为文化载体的古代人群的情况就更加复杂、扑朔迷离。按照中国古代文献史料的记载，从先秦时期的北方诸戎、狄，到秦汉以降的匈奴、东胡、鲜卑、乌桓、契丹、蒙古等游牧民族都曾在这片土地上居住和活动过，并且毫无例外地都把这里当作他们南下进入中原甚至入主中原的根据地或集散地。长城的修筑便充分说明了该地带在古代政治、经济、军事舞台上的重要性。

内蒙古长城地带所具有的上述特点，决定了它同时兼有了古代文化熔炉和古代民族熔炉的双重属性。因此，深入开展有关该地区古代文化、人类与环境的综合性研究不仅是中国北方边疆考古的一个重要课题，而且对进一步探讨经济类型和文化的嬗变与环境的关系、人类群体迁徙的生态学和文化学背景以及五千年中华文明持续发展和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过程及其原因和动力等重大理论问题均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本文旨在利用近一个世纪以来在该地区发现的古人类学资料，对内蒙古长城地带史前时期和历史时期人类种族的形成、分化、发展和迁徙的历史过程进行一次研究和回顾。鉴于目前资料的欠缺，无论是在时间还是在空间上均存在着不少空白点，因此本文的研究只能是一种粗线条的、梗概的探究、阐述和总结。即便如此，笔者仍然相信该项研究对今后进一步深入探讨内蒙古长城地带的古代文化、人类与环境的问题不无裨益。

一、人种（Race），也称为“种族”，是指那些具有区别于其他人群的某些共同遗传体质特征的人群。这些共同的遗传体质特征是在一定的地域内，在漫长的人种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是人类对自然环境长期适应的结果。因此，我们所说的“人种”这一概念，总是在某种程度上与人类的自然地理分布有关。 关于当今世界各大人种的起源问题，长期以来受到人们的极大关注。总括起来，在学术界存在着两种相互对立的理论。一种可称之为“单一地区起源论”，也叫做“入侵论、迁徙论”或“代替论”。持此观点的学者们相信现生的各色人种拥有一个近期（大约5-10万年前）的共同祖先。也就是说，世界各地的远古人类中只有一处的人群成功地演化为解剖学上现代类型的智人。由于他们在解剖结构、生理功能以及文化、技术等方面拥有明显的优势，所以他们一经出现，便迅速地向四面八方迁徙，替代了其他地区的原住居民，并逐渐在环境适应的过程中形成了今天的各色人种。另一种理论可称之为“多地区起源论”，也叫做“直接演化论”或“系统论”。该理论认为现代类型的智人都是由当地的早期智人乃至于直立人演化而来的。各大人种的性状在很久远以前便存在着差异，他们各自平行发展，当然彼此之间不可避免地也存在着某些基因方面的交流，最后演化成现代的各色人种。

上述两种理论的争议一直持续了几十年，至今尚无定论。近二十年来随着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研究的发展，特别是PCR(聚合酶链式反应，即DNA的体外扩增反应)技术的建立以及DNA测序的完全自动化，使得科学家们可以从分子水平来比较生物体的进化程度，为该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条崭新的途径。1987年美国加尼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Rebeccal Cann和Alan CWilso n等，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题为《线粒体DNA与人类进化》的文章 ，报导了他们对采集自原籍为非洲、欧洲、亚洲、大洋州等地的140多位妇女分娩时胎盘细胞内的线粒体DNA的分析结果，提出了全世界现代各色人种均起源于大约20万年前的非洲的“线粒体夏娃”理论。尽管该理论是对“单一地区起源论”的有力支持，但近年来许多西方国家的分子生物学家，如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S.Bl air Hedges、加利福尼亚大学的Francisco J. Ayala、亚利桑纳大学的M. Hammer、英国爱丁堡大学的Philip Awadana和苏赛克斯大学的Adam Eyre-walker等人都通过自己的实验对“线粒体夏娃”理论提出不同见解。因此看来，现代人种的起源问题并没有因为DNA方法的应用而得到最后解决，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探索和研究。我国著名古人类学家吴新智院士在系统整理了大量中国境内出土的有关古人类化石资料的基础上，指出了诸如矢状嵴、印加骨、比较朝向前方的颧骨、扁塌的鼻骨、颧骨上颌骨下缘明显的转折、铲形门齿以及水平相连的额鼻缝和额颌缝等项在现代蒙古人种中的常见特征均在我国各地出土的众多直立人、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化石中具有很高的出现率，从而提出中国古人类连续发展的理论。

地处燕山山脉南麓、长城脚下的北京周口店遗址出土的旧石器时代早期的北京猿人化石为我们研究该地区早期人类的体质特征提供了十分珍贵的资料。早在20世纪上半叶，著名人类学家魏敦瑞（F. Weidenreich）在研究这些化石时便已指出在其体质特征中含有某些与蒙古人种接近的现象，并且做出有关中国猿人是蒙古人种祖先的推断。 此外，在内蒙古自治区乌审旗萨拉乌苏河畔出土的河套人化石也为我们提供了关于该地区早期人类种族特征方面的重要资料。1922-1923年，法国古生物学家桑志华（F. Licet）和德日进在萨拉乌苏遗址中发现了一批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石器和伴生的动物化石，同时还发现了一颗人类上颌侧门齿化石。这是在我国境内首次发现的古人类化石，由于该遗址位于鄂尔多斯高原之上，故被命名为鄂尔多斯人（Ordos Man），后改译为“河套人”。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学者又在该地区陆续发现了20余件河套人化石， 人们特别注意到在这些化石上具有铲形门齿、印加骨、简单的颅顶缝等一系列与现代蒙古人种颇为相近的特征。1930年在周口店龙骨山顶部的洞穴里发现的另一批重要的晚期智人化石——山顶洞人的资料也反映出明显的蒙古人种特征。关于山顶洞人的种族问题，过去魏敦瑞曾认为在三例保存较完整的头骨上分别表现出原始蒙古人种、美拉尼西亚人和爱斯基摩人的特点。他甚至认为这些不同种族的成员共同组成了一个家庭。吴新智院士在重新研究了山顶洞人的三具颅骨标本后提出了不同见解，认为山顶洞人代表了原始的蒙古人种，他们之间个体形态差异的存在，说明当时的蒙古人种正在形成之中，某些形态细节尚未完全形成。

随着更新世最后一个冰期的结束，人类的历史进入了全新世。此时，由于气候的转暖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们的生存空间不断扩大，生活条件也逐渐有了改善，人口的数量急遽增加。因此我们可以想见，当时各人类群体之间的迁徙和接触肯定较之旧石器时代要频繁得多，这无疑会进一步促进人种形成的历史过程。但目前已知的新石器时代内蒙古长城地带的古人种学资料并不十分丰富，有些已经发现且非常重要的材料，如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遗址、辽宁省凌源县牛河梁遗址以及河北省阳原县姜家梁遗址等处出土的古人骨资料也尚未正式发表，所以我们只能就已经发表的少数材料对该地区新石器时代的人种分布情况做一个梗概的介绍。

1985-1987年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对位于乌兰察布盟察右前旗境内黄旗海南岸的庙子沟新石器时代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除获得了丰富的文化遗物之外，还在遗址中的房屋内以及房屋周围的窖穴中发现了70余具人类遗骨。据发掘者推测，这些死者可能是在一次突发性的灾难（如瘟疫）中牺牲的。经研究，庙子沟新石器时代居民具有中颅型、高颅型和狭颅型相结合的颅部形态特征，以及中等偏狭的面形、偏低的眶形和较阔的鼻形。此外，该批居民还普遍具有较大的鼻颧角，说明他们的面部颇为扁平。在与现代亚洲蒙古人种各区域性类型的比较中，他们的多数特征接近于现代东亚蒙古人种，但在面部扁平度上却明显区别于后者，而与现代北亚蒙古人种比较相似。在古代对比组中庙子沟新石器时代居民分别与仰韶合并组以及毛庆沟饮牛沟A组在颅面部形态上较为接近。

大南沟新石器时代墓地位于内蒙古昭乌达盟（今赤峰市）翁牛特旗。1977年和1979年，当时的辽宁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和昭乌达盟文物工作站先后两次对该墓地进行了联合发掘，共清理墓葬83座。从墓葬中出土的随葬器物分析，该墓地为西辽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属“小河沿文化”范畴。也有学者提出，由于在大南沟墓地的文化特征中，红山文化的因素占有主导地位，将其视为红山文化的延续较为适宜，故建议称之为“后红山文化”。潘其风先生对采集自该墓地的4例残破颅骨标本进行观测之后指出，大南沟居民所具有的“宽而短的颅型，较宽的面宽，较大的鼻颧角等项特征显示出与北亚人种相关的性状，但较高的耳上颅高和较高的眶型则有别于北亚人种而可能与东亚蒙古人种相关。”在与古代居民的比较中，大南沟新石器时代居民“与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新开流组颅骨和青铜时代夏家店下层文化大甸子第二分组颅骨存在较为接近的因素，而与中原地区仰韶文化古代居民的体质特征的差异较明显。”

此外，关于“小河沿文化”还有一批人骨资料在此应该提到。1995年夏季，作者应邀前往内蒙古敖汉旗博物馆对收藏于该馆的一些小河沿文化墓葬人骨进行性别、年龄鉴定。“这批骨骼标本的保存情况欠佳，但从这些残破的颅骨中仍可观察到该文化居民的一些基本人类学特征。总的来看，这批颅骨的颅高值较大，应属高颅类型，面部较宽阔而且扁平，同时还存在着相当数量的颅骨枕部人工变形现象，与大甸子墓地所代表的夏家店下层文化中的一部分居民颇相近似。”由此看来，该批小河沿文化人骨的基本种系特征与大南沟居民当属同一类型。

二、与石器时代相比，内蒙古长城地带的青铜时代到早期铁器时代古人种学资料相对比较丰富。总括起来，大体包括有准格尔旗朱开沟、杭锦旗桃红巴拉、凉城毛庆沟、凉城饮牛沟、凉城崞县窑子、宣化白庙、蔚县三关、蔚县前堡、赤峰红山后、赤峰夏家店、宁城南山根、宁城小黑石沟、克什克腾旗龙头山、敖汉旗大甸子和敖汉旗水泉等15批古代人骨标本。

朱开沟遗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伊金霍洛旗纳林塔乡，地处鄂尔多斯高原东部，为青铜时代早期遗存。1977-1984年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先后进行了4次发掘，共清理墓葬329座。潘其风先生对该批人骨资料进行研究后指出，“朱开沟遗址古居民的体质特征属单一的蒙古人种，并与东亚（远东）蒙古人种最接近，同时也含有某些北亚蒙古人种的因素。”其具体颅面部形态特征为偏短的中颅型和高颅型，眶型偏低，鼻型较阔，颧宽中等，鼻颧角普遍较大，反映出他们具有扁平的上面部。在古代对比组中，朱开沟早期青铜时代居民与邻近的乌兰察布地区凉城县毛庆沟居民最相近似，“也许反映了到东周时期，凉城地区的古代居民中存在有朱开沟文化古代居民的后裔” 。

桃红巴拉墓地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杭锦旗，被认为是战国时期的早期匈奴遗存。由该墓地中仅采集到残破的男性成年人头骨1例。从这例头骨上可以观察到其具有较短而宽的颅型，但由于颅底残损严重，我们无法判断他的颅高情况。此外，该个体还具有偏阔的中鼻型、低眶型和颇大的上面部扁平度。

毛庆沟、饮牛沟两处东周时期墓地均位于内蒙古乌兰察布盟的凉城县境内，二者之间仅相隔2至3公里。该两处墓地在葬式和葬俗等方面也存在着明显的共性，即两片墓地内部均各自由两类不同性质的墓葬所组成：一类属北方草原文化系统，其“墓葬形制、埋葬习俗以及随葬品组合等，都与鄂尔多斯地区发现的同期墓葬有密切关系”；另一类则为生活在该地区的农业民族墓葬，“无论是葬俗，还是随葬遗物，均与中原地区无殊”。因此，人们似乎有理由认为毛庆沟、饮牛沟两处墓地在文化性质上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它们有可能都是某两个相互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又具有不同经济生活方式的古代族群在一定时间内所共同使用的墓地。潘其风先生在研究毛庆沟墓地人骨的体质特征时指出，该墓地居民的颅面部特征主要接近于蒙古人种的东亚类型，只是在“较宽的头宽、颅型偏短以及大的面部扁平度等特征上可能比较接近北亚类型的性状”。本文作者在《内蒙古凉城东周时期人骨研究》一文中首先将性质相同的毛庆沟、饮牛沟两批资料合并为一组，然后再依据文化属性将其分为代表北方草原文化系统的A组和代表中原农业文化系统的B组进行研究。通过比较和分析，我们发现毛庆沟、饮牛沟居民，尤其是那些出自于北方草原文化系统墓葬中的个体，他们所拥有的中颅、高颅、狭颅和较窄的面宽等特征与现代东亚蒙古人种颇为近似，但在相当大的上面部扁平度以及平颌型等特点上又明显与现代东亚人种有别，而接近于北亚蒙古人种。

崞县窑子墓地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盟凉城县境内的蛮汗山北麓、石人湾沟北侧的台地上。1983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对该墓地进行了正式发掘，共清理墓葬31座，其年代定为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由该墓地采集到可供观察和测量的颅骨标本共计8例。经研究，崞县窑子古代居民的主要体质特征可概括为：偏短、偏阔的正颅型，中等偏狭的面型，偏低的中眶型和较狭的鼻形，以及较大的上面部扁平度。

白庙墓地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的宣化区，1978-1979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发掘，共清理墓葬100余座，其年代大约相当于春秋时期。该墓地出土的人骨材料经潘其风先生的初步观测，大体上可区分为两个在体质特征有别的类型，并被命名为白庙I组和白庙II组。其中，白庙I组居民具有中颅型、高颅型和狭颅型以及较窄的面宽、中鼻型等特点，显示他们与现代东亚人种较为一致，但在某些个别因素（如平颌性状等）方面又体现出北亚蒙古人种的影响。白庙II组居民的颅面部基本形态特征可概括为：圆颅、高颅、中颅、很大的面宽、偏阔的鼻形和较大的上面部扁平度。这些特征显示出一种东亚、北亚蒙古人种相混合的状况。

三关遗址和前堡遗址均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地区的蔚县境内，从该两处遗址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墓葬中共采集到22例青铜时代成年人头骨。经研究，这批居民具有短颅型、狭颅型和高颅型的特点，此外还表现为中等的颧宽、略宽的鼻形、偏低的中眶型、中等的上面高度和较小的上面部扁平度等特点。从而体现出与现代东亚蒙古人种之间存在着较多的一致性。

分布于西辽河流域的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古人种学资料相对比较丰富，目前已经正式发表了5批材料。1935年日本考古学家滨田耕作等人在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后遗址发掘了一批夏家店上层文化（当时被命名为“赤峰第二期文化”）的墓葬， 所出土的人骨标本交由日本人类学家三宅宗悦等进行研究并发表了研究报告。1960年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对赤峰药王庙、夏家店两处遗址进行了正式发掘。翌年，该工作队又发掘了宁城南山根遗址。夏家店、南山根两处遗址出土的夏家店上层文化人骨经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体质人类学组研究，于1975年正式发表了研究结论。1985年以来，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后改称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对位于宁城县甸子乡的小黑石沟遗址进行了发掘。从该遗址出土的夏家店上层文化人骨交由笔者进行研究并发表了研究报告。龙头山遗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克什克腾旗，1987-1991年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该遗址进行了多次发掘，共收集到夏家店上层文化居民头骨标本14例。后来，由陈山同志对这批材料进行了整理和研究，并予以报道。总体上看，以上5批材料所反映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居民的颅面部基本形态特征是颇为一致的，可概括为：偏长的中颅型、高颅型、狭颅型、较窄的面宽和较大的面部扁平度。

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墓地出土的古人骨材料十分丰富，共采集到成年人头骨134例。潘其风先生对这些颅骨资料进行了详尽的研究，指出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人群是一个同种系多类型的复合体。他依据颅骨的主要形态特征把大甸子颅骨组区分为三个不同的分组。第一分组接近东亚蒙古人种，具有中长颅型，伴以高颅型和狭颅型，中等的上面高和中等的面宽，中鼻型和中眶型，面部扁平度中等。第二分组颅骨的形态特征是圆颅型伴以高颅型和中颅型，面形高而阔，上面部较为扁平，鼻型相对稍阔，中低眶型及平颌型。第三分组集中了大甸子墓地中所有受到枕部人工变形影响的头骨，其基本体质特征与第二分组类似，可以视作同一体质类型。第二、三分组的主要种族成分也与东亚蒙古人种接近，但其颅宽、颧宽值较大的特点显然与东亚蒙古人种有别而表现出存在着北亚蒙古人种的基因成分。

水泉遗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敖汉旗四家子镇水泉村西大约500米的高地上。1995年7月至10月，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吉林大学考古学系合作，对该遗址进行了正式发掘，共清理战国时期墓葬110座。由该墓地共采集到成年人颅骨78例。经初步研究，水泉墓地古代居民的颅面部形态特征总体上可以概括为中颅型、高颅型和狭颅型、阔鼻型、低眶型、平颌型等特点。值得注意的是，在水泉组的青铜时代居民中似乎存在着较大的群体内部体质差异。例如，在颧宽绝对值上，不同个体之间的差别相当悬殊。这种差别的产生究竟是因为同种系群体内部的个体间变异，还是由于该群体本来就是一个异种系群体，目前还不清楚，尚有待于今后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才有可能得以解决。

三、内蒙古长城地带汉代以后的古人骨资料目前已见报道的尚不很多，主要包括以下几批：察右后旗三道湾汉代鲜卑墓地、巴林左旗南杨家营子汉代鲜卑墓葬、朝阳市魏晋时期东部鲜卑墓葬、察右前旗豪欠营辽代契丹墓地、宁城山嘴子辽代契丹墓地等。

三道湾墓地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盟察右后旗红格尔图乡，1983-1984年间，乌兰察布盟文物工作站对该墓地进行了正式发掘，共清理墓葬50座。从埋葬习俗和随葬品的性质上分析，该墓地的族属为鲜卑族，年代大约相当东汉时期。 通过对采集自该墓地的10 例保存较好的成年人头骨的研究表明，三道湾汉代鲜卑族居民具有短而阔的颅型、宽阔的面形以及显著的低颅高面性质，其基本种系成分应归属于西伯利亚蒙古人种。

南杨家营子遗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左旗，1962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对该遗址的墓地进行了发掘，采集到10例东汉时期鲜卑族人头骨标本。该遗存的族属被认为属拓拔鲜卑。经研究，南杨家营子鲜卑族居民所体现的颅型较为短宽和低颅等特征表现出与现代北亚（西伯利亚）蒙古人种接近的特点，同时也含有少量与东亚人种相似的体质因素。

朝阳鲜卑族的颅骨资料出自于辽宁省朝阳市双塔区和朝阳县十二台乡等处的魏晋时期墓葬。有关学者认为这些墓葬是东部鲜卑慕容部建国前的遗存，年代上限可到曹魏初年。本文作者研究了这批标本，发现他们一般具有短而阔的颅型，颅高值普遍偏低，面部扁平度较大，颌部比较平直。因此，“朝阳组魏晋时期鲜卑族居民的基本种系成分应为北亚蒙古人种，只是在诸如面宽略窄一些这样的个别体质特征上或许暗示出该群体中也受到了某些来自东亚蒙古人种的影响。”

豪欠营辽代契丹族墓地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盟察右前旗。1981年乌盟文物工作站对该墓地中的部分墓葬进行了清理，其中的三号墓中出土了一具保存完好的男性成年人头骨。 该颅骨具有短而阔的颅型和显著的低颅性质，以及高而阔的面形，因此显示出典型的北亚蒙古人种的性状。

山嘴子辽代契丹族墓地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宁城县。1987-1988年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为配合基本建设对该墓地进行了正式发掘，共清理墓葬43座，采集到契丹族成年人头骨12具。笔者对该批标本进行了详细的观察、测量和比较分析，认为这些辽代契丹人颅骨上所体现出的短而阔并且有些偏低的颅型、中等偏阔的鼻型，以及垂直并且相当扁平而宽阔的面形等项特征，似乎更为接近北亚蒙古人种。但是，在某些个别的体质因素上，尤其是他们中的那些颅型相对较高、狭的标本，在种系成分中或许与东亚、东北亚蒙古人种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联系。

除此之外，近年来笔者在内蒙古自治区考察、鉴定了许多批汉代以后的古人骨资料，其中包括：察右中旗七郎山鲜卑墓葬人骨、商都县东大井鲜卑墓地人骨、阿鲁科尔沁旗辽代耶律羽之家族墓地人骨、商都县前海子辽代墓葬人骨、锡林浩特市东山辽墓人骨、正蓝旗一棵树元代蒙古族墓葬人骨、正镶白旗三面井元代蒙古族墓葬人骨和正镶白旗英图元代蒙古族墓葬人骨等。这些古人种学标本虽然还没有进行详细的研究和测定，但据本人在现场观察时的初步印象，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个体都表现出强烈的北亚蒙古人种或曰“西伯利亚类型”的体质性状。

四、值得指出的是，本文前面对内蒙古长城地带地下出土的古人骨资料的介绍中提到的这些相关古代居民与东亚、北亚甚至东北亚蒙古人种的关系问题，应该理解为仅指这些古代居民与现代亚洲蒙古人种各类型在形态特征上的相似性，并不一定意味着这些古代居民即属于某一现代人种类型或某些现代人种的混血类型。关于这方面的道理，笔者曾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古代种族》一文中作过详细的阐述， 故在此不予赘述。实际上，与东北地区一样，内蒙古长城地带的先秦时期居民也主要可以划分为两个古代人种类型：古华北类型和古东北类型，到了汉代以后，又出现了一个新的类型，即西伯利亚类型。

古华北类型的主要体质特征是高颅窄面，较大的面部扁平度，同时还常常伴有中等偏长而狭窄的颅型。其与现代东亚蒙古人种的接近程度十分明显，但在面部扁平程度上又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他们或许是现代东亚人种的一个重要源头。这种类型的居民在先秦时期的内蒙古长城地带广有分布，应该是该地区最主要的原始土著，其中心分布区可能是在内蒙古中南部到晋北、冀北一带的长城沿线，如庙子沟新石器时代居民、朱开沟早期青铜时代居民、毛庆沟和饮牛沟的东周时期居民以及白庙墓地I组居民等就是其典型的代表。此外，就目前的资料而言，该类型的居民也辐射到西辽河流域，如夏家店上层文化居民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

古东北类型的主要体质特点是颅型较高，面型较宽阔而且颇为扁平，其与现代东亚蒙古人种之间的接近程度也比较密切，所不同的主要是颧宽绝对值较大和较为扁平的面形，或许反映出现代东亚蒙古人种的某个祖先类型的基本形态。该类型居民在东北地区先秦时期的分布相当广泛，应该是东北地区远古时期的土著类型，至少也是该地区最主要的古代土著类型之一。该类型的中心分布区就在我国的东北地区。在本文所研究的内蒙古长城地带范围内，属于古东北类型的先秦时期居民的代表有：大南沟等“后红山文化”（或“小河沿文化”）居民、大甸子第二、三分组居民、水泉墓地的一部分居民以及白庙墓地II组居民等。

现有的古人种学资料表明，从汉代开始，内蒙古长城地带的人种地理分布情况发生了较大的改变，其中主要是增加了一种新的种族类型因素，即西伯利亚人种类型。其特征为短颅、阔颅、低颅、阔面和颇大的上面部扁平度，例如前文所提到的三道湾汉代鲜卑居民、南杨家营子拓拔鲜卑居民、朝阳东部鲜卑居民以及豪欠营、山嘴子等辽代契丹族居民都属于此类型。值得注意的是，属于西伯利亚人种类型的这些古代居民均为游牧民族，而这种具有短而低的颅型的居民在先秦时期的内蒙古长城地带古人种学资料中至今尚未发现（仅在崞县窑子墓地中出现了一例属于长颅与低颅相结合的“古西伯利亚类型”的头骨）。因此，我们似乎有理由推测这应该是一种外来的人种因素。如果究其根源，很可能与北匈奴人所代表的古西伯利亚人种类型有关。

通过前面的叙述，读者们可能已经注意到，先秦两汉之际是内蒙古长城地带人种地理变迁的一个关键的时间之窗，现在就让我们结合人类学、考古学、环境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来讨论一下该地区古代居民中“古华北类型”和“西伯利亚类型”这两种种系成分的形成过程。

首先，我们来分析“古华北类型”居民的形成问题。从目前已知的资料来看，在内蒙古长城地带该类型居民最早期的代表是庙子沟人,由他们所创造的庙子沟文化在仰韶时代晚期阶段曾广泛分布于内蒙古中南部地区。从庙子沟文化的房屋、窖穴、生产工具、生活用具以及遗址内出土的一定量的羊、鹿、牛、猪、狗、马、羚羊、野猪、狍、狐、貉、鼢鼠和鸟类等动物骨骼分析，该文化的主要经济生活方式应当是农业，但狩猎、家畜饲养和捕捞业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关于庙子沟文化居民的种系渊源问题，严文明先生曾根据考古学文化特征的分析做出推断，认为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富有特色的远古文化的形成是由于在中原地区仰韶文化繁荣发达时期，部分仰韶农人沿着黄河河谷北上开拓新的农田，来到富饶的河套地区安营扎寨，与当地居民混合共存的结果。本文作者曾对庙子沟文化人骨和中原地区仰韶文化居民的人骨进行过详细的比较，发现二者之间的确存在着许多相似之处，但同时也表现出若干不容忽视的差异。例如，中原地区仰韶文化居民的低面、低眶、阔鼻倾向十分明显，此外还具有中等的面部扁平程度，而庙子沟文化居民却拥有中等的上面高度、偏低的中眶型和中鼻型以及很大的上面部扁平度等不同特点。值得注意的是，庙子沟居民所具有的这些特征恰恰是他们所代表的“古华北类型”与由中原仰韶文化居民代表的“古中原类型”之间在种系特点方面最主要的区别之所在。因此，笔者曾推测这些相异的体质因素“或许就是内蒙古中南部地区早期新石器时代原住居民所固有的性状”。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能期待于在该地区早于庙子沟文化的古人骨资料的发现和研究之后才有可能得到解决。

从早期青铜时代的朱开沟居民到东周时期的毛庆沟、饮牛沟居民，“古华北类型”的种系特征在内蒙古中南部地区一脉相承地延续下来，成为当地种系基因流的主干。尽管在此期间，该地区的气候、生态、环境等自然条件以及人类的群体构成、经济生活方式、物质文化类型等社会因素均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但从庙子沟的新石器时代农人到毛庆沟、饮牛沟的所谓“先匈奴”的农牧兼营人群，他们的基本种族类型并没有发生明显的改变，从而暗示出这种大幅度的经济生活方式和文化类型的转化很可能并未伴有大规模的人类迁徙和群体更迭的背景。田广金、史培军先生在论证内蒙古中南部地区仰韶时代之后气候的冷暖、干湿变化对人们经济类型的影响时曾指出：“一个有利于农业发展的环境转变为不利于农业发展的环境，农业文化逐渐被畜牧业文化所代替。由此可以看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出现，与龙山时代晚期以后冷干环境的普遍存在有直接关系。龙山时代以后的人类适应这种环境，首先需要调整土地利用方式，由农转牧。”古人种学的研究结果从人类群体遗传学的角度支持了上述论断。

自早期青铜时代开始，“古华北类型”的居民在内蒙古中南部以外的长城沿线及其邻近地区也不断出现，例如：河北张家口地区的白庙墓地 I组居民（白庙墓地II组居民当属“古东北类型”）、西辽河流域红山后、夏家店、南山根、小黑石沟、龙头山等地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居民以及下辽河流域辽宁彰武平安堡 的高台山文化居民等。在这些地区，“古华北类型”与“古东北类型”居民的分布呈现出一种犬牙交错的状况，他们甚至可以共生于同一个人类群体结构的内部（如白庙墓地）。这些事实或许折射出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古代人类群体之间存在的融合与基因交流的情况。

汉代以降，内蒙古长城地带的种族成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即“西伯利亚类型”的出现。该类型广泛地存在于鲜卑、契丹、蒙古等游牧民族之中。这是一支以低颅、短颅、高面、阔面相结合为其典型特征的人群，在先秦时期的长城地带及其以南地区的古人种学资料中尚未发现他们的踪迹。这种低颅类型的人群特征十分明显，他们立刻就会使得人类学家们联想到在公元前1世纪生活在外贝加尔和蒙古的匈奴人。 所不同的是，上述匈奴人的颅型特征是中长颅型与低颅的结合，而“西伯利亚类型”却是短颅与低颅的结合，因此，前苏联的人类学家称前者为“古西伯利亚类型”，以示与后者有别。如果按照“短颅化”理论对二者之间的关系加以解释，则“西伯利亚类型”或许正是“古西伯利亚类型”在稍晚时期的一种“短颅化”的地方性变体。

谈到这里，我们不得不注意到在我国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发现的“先匈奴”人骨（如毛庆沟、饮牛沟A组）与在西伯利亚和蒙古高原发现的匈奴人骨的种系差异问题。如前所述，生活在内蒙古长城地带的这些东周时期的“先匈奴”人群属于高颅的“古华北类型”，他们与生活在外贝加尔和蒙古的低颅的“古西伯利亚类型”匈奴人显然具有截然不同的种系来源。众所周知，匈奴人是古代游牧民族的典型代表，而使用“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这些人群却不是游牧民族，他们是一些农牧兼营的定居人群。这些族团或许逐渐被匈奴人所征服而加入匈奴共同体，但他们绝不是匈奴的本体。林沄先生曾在他的一篇专论中指出，匈奴本体的早期遗存应该到内蒙古中部偏北的地区乃至更遥远的中国境外地区去寻找。站在人种学的立场上，笔者认为这一推论具有毋庸置疑的合理性。

刘宁：新疆地区古代居民的人种结构研究_百度学术

摘要：新疆地区作为历史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自古就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带，随着时代的变迁，各民族之间不断地进行着日益复杂的民族融合与基因交流，构成了今天生活在新疆大地的各少数民族。欧罗巴人种、蒙古人种以及两大人种混合类型的不同种族的古代居民在新疆地区的地理分布不断发生变化，形成了新疆地区古代居民种族多元化的构成。本文以新疆地区古墓葬出土人骨材料的研究为出发点，结合历史学、考古学及民族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对欧罗巴人种的“古欧洲类型、地中海东支类型、中亚两河类型”，与蒙古人种古代居民及其混杂类型的分布与迁徙情况作较为系统的分析归纳，探讨新疆历史上的楼兰、乌孙、车师、回鹘四个古国古民族的人种结构及其源流。

全文共分六章。第一章绪论。简要介绍新疆地区的地理、民族情况，本文研究的时空范围、研究对象及其考古学背景，以及新疆地区古人类材料发现与研究的历史与现状，阐明本文的研究目的和意义、研究思路与方法。第二章楼兰。从现有的古人类学资料分析，楼兰古国居民主要是地中海东支类型，他们是南帕米尔塞克东进到新疆后，沿塔里木盆地继续东进并与当地人群融合的居民，至少在汉代已出现在了古楼兰地区。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到东汉、魏晋时期，西域长史驻守楼兰，进行大规模屯田，这是汉人来楼兰地区最多的时期，也是地中海东支类型与蒙古人种逐渐融合的时期，这一点从楼兰城郊东汉墓出土的人类学材料中可见一斑，随着楼兰地区生态环境的恶化，公元4世纪末这部分地中海东支类型的人群最终放弃了自己的楼兰家园，并向东疆等地区分散。第三章乌孙。乌孙人种的主体属于中亚两河类型，早期乌孙人原本居住在“祁连敦煌间”，也就是河西走廊敦煌以西至新疆天山以东，哈密周围的广大地区。公元前2世纪西迁，占有以伊犁河流域和伊塞克湖为中心的广大地区，与当地的塞人、月氏融合。随着新疆塔里木盆地周围各民族及各种族之间的迁移与融合，乌孙、塞人、月氏的种族融合体中，不断融入不同的部族，特别是蒙古人种的成分不断增加，形成了黄白两大人种的过渡类型——南西伯利亚人种，其基因的流向主要散布在哈萨克、吉尔吉斯等现代中亚民族之中。第四章车师。从阿拉沟古墓群、洋海古墓群、苏贝希古墓群等与车师有关的古代居民体质人类学研究的成果出发，认为古车师人是一个由大量的欧罗巴人种的中亚两河类型、地中海东支类型、古欧洲类型及其混杂类型，蒙古人种及欧罗巴人种两大人种支系混合类型共同构成的混杂民族，具有较强的种族多源性。结合新疆地区的考古研究成果，车师人种中不同的种系成分来源于不同的考古学文化，欧罗巴人种成分与西方文化（人群）进入新疆有关，蒙古人种来源于东部文化传统因素的影响，至少在战国时期苏贝希文化人群就同时与东西方文化存在着紧密的联系。随着前、后车师的亡国，人种成分复杂的车师人逐渐融入到新疆的各古代民族之中。第五章回鹘。回鹘人的本体成分主要是北亚蒙古人种，公元840年回鹘汗国崩溃后，其部众除南下附唐外，其余西迁回鹘一分为三：甘州回鹘的北亚人种因素被当地的东亚蒙古人种因素不断冲淡，在漫长岁月里发展演变为裕固族，从敦煌壁画回鹘供养人及现在甘南裕固族的形象中，不难看出这部分回鹘是蒙古人种的特征。西迁至高昌的回鹘，与当地的欧罗巴人种、蒙古人种等逐渐混杂融合，但在北庭高昌回鹘佛寺壁画的回鹘贵族供养人形象还是蒙古人种的特征。迁到中亚草原的葱岭西回鹘，起先主要在葱岭（帕米尔高原）以西活动，9-12世纪建立了强大的喀喇汗王朝。到中亚的这部分回鹘，与当地民族（地中海东支类型）发生融合，后统治中心迁至塔里木河上游古城喀什噶尔（喀什），并吞并了高昌回鹘。其后随着塔里木盆地边缘地区的居民开始回鹘化和伊斯兰化的进程，经过六七个世纪的融合发展，新疆地区的回鹘至元代形成了新的民族共同体近代维吾尔。第六章结语。在这篇论文中，我们对新疆历史上的楼兰、乌孙、车师、回鹘四个古国古民族从人种学研究材料出发，研究分析其人种结构，探讨其人种来源及其流变，认为包括我国新疆在内的整个中亚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欧罗巴人种、蒙古人种两大人类群体交汇、融合的地区，形成了许多由上述两大人种交融而生的混血族群，使得新疆各民族在遗传结构上带有浓郁的基因多态性、复杂性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