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杂谈 004：泉州为何能够成为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贸易中心？

2020年中国唯一的一个申遗项目就是“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贸易中心”，每个泉州人都翘首以盼自己的家乡能够顺利申遗成功，届时泉州将像雅各所描述的“光明之城”那样，再次迎来全世界的目光。

泉州所申报的22个世界文化遗产点当中，有关于贸易、交通、宗教、生产等方方面面的考古遗址和遗迹，通过它们可以勾勒出历史上泉州的繁荣景象，呈现出当时发达的海洋贸易中心的全貌。

都说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贸易中心为什么会是泉州？而不是同样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的广州、宁波或者扬州呢？泉州是如何从一个边陲城市一步步发展起来？又是如何从众多竞争对手当中脱颖而出的呢？请接着往下看呗！

首先，这要从《泉州杂谈 002：泉州人从哪儿来？》说起。泉州的土著闽越人拥有高超的造船和航海技术，他们以渔猎、采集和小规模农耕为生计，过着与擅于农耕的中原人截然不同的生活，是海洋活动的先驱者和探索者。闽越人用简单工具造出来的鸟形船，头窄尾宽，灵活轻便，宋朝闻名于世界的大名鼎鼎的福船就是以它为雏形的。

鸟形船

第一次大规模汉人南迁发生在西晋“永嘉之乱”（307-313年）后，中国北方发生五胡乱华，大量汉人衣冠南渡来到泉州，南迁的汉人带来了中原先进的生产和农耕技术。由于泉州的地理、气候条件和北方相对接近，适宜种植小麦、黍和豆类，北方汉人大量的向泉州聚居，通过开垦促进了经济发展，在人口还未造成压力之前创造了大量盈余，为剩余产品的流通提供了前提条件。

海洋文明和农耕文明从此在泉州进行碰撞和融合，地处东南丘陵地区的泉州虽然陆路交通不便，但是却拥有三湾十二港的蜿蜒曲折的海岸线，还有晋江和洛阳江等发达的内陆水系，从骨子里就是一个向海而生的贸易城市。偏安一隅的泉州处于中央政权的边缘地带，各种政权对于泉州的行政控制十分微弱，虽然中原社会阶层划分在传统上按士农工商排序，但是商业文化在泉州却大行其道。泉州的海上贸易开始逐步发展，开辟了到东南亚，乃至印度的航路。561年，印度高僧拘那罗陀就是从丰州梁安港上岸，准备换乘大船返回故乡，说明当时就已开通了到印度的航线。

唐中期发生了“安史之乱”（755-763年），中国对外的陆路交通受阻，中外商人越来越多的利用海上交通进行贸易。泉州的海外贸易路线从原有的印度，向包括波斯（今伊朗）、大食（今阿拉伯世界）的更广泛的路线转变。泉州和交州、广州、扬州一起，成为中国南方四大贸易港口，积极地推动了中国的对外贸易。在这个过程中，泉州的民间商人积累了丰富的航海知识和同丝路沿线各国贸易的经验。但是泉州的对外合法贸易需要通过广州市舶司的审批，因而在经济上形成了对广州的依赖，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泉州海上贸易的进一步发展。

海上丝绸之路路线图

随着唐末开闽三王的第二波中原移民（885年）的到来，泉州的海上贸易进入了转折性节点。五代十国时期的闽国（909-945年）是北方移民进入泉州的高潮，闽国作为具有相对独立的自治权的分治王国，泉州成为闽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核心。当时泉州在王氏的统治下，对广州的依赖关系逐步松懈，他们除了保境安民，发展经济外，还设立了招贤院，礼遇唐末士大夫，中原的望族纷纷迁徙聚居到泉州这一方乐土。

大量的南迁人口使得泉州产生了丰富多样的社会分工，同时也造成了物产相对人口数量的不足。在人口压力出现的时候，泉州的地理环境制约了农业的发展，《泉州府志》中记载：“桑蚕不登于筐茧，田亩不足于耕耘”，还要加上泉州长期遭受台风等自然灾害。出于与生俱来的自然条件的限制，有别于中原自给自足的农耕方式，泉州建立了以农产品和手工业剩余产品的交换中心。

由于以上客观存在的问题，政府鼓励相对自由化的经济活动，商业没有像在中原那样受到人们的鄙视，发展海外贸易成为不可避免的历史选择，泉州成为不折不扣的以经济工作为中心的海洋商贸城市。当时的泉州刺史王延彬积极发展海外贸易，多发蛮舶，以资公用，被称为“招宝侍郎”。泉州既有大量货物流动，也有成熟的市场，成为南洋转口贸易的主要港口，贸易所带来的税收成为闽国主要的财政收入。转口贸易使得泉州的粮食从本地生产改为从外地转运，从而使更多人口可以从事商业经营，加速了茶叶、水果、糖等经济作物和纺织业、陶瓷业、铁器业等专门化产业的大幅度发展，同时促进了舟船、桥梁等交通设施的研发和建设。

泉州在五代末期由留从效拓建罗城，城市规模扩展到唐子城的七倍之大，因为环城遍植刺桐树，泉州最国际化的名称“刺桐”，就是在这一高度自由贸易的时期传遍海内外的。五代时期的经济转型，使泉州形成重商的风气，并且开拓性的前往海外寻找贸易伙伴。这些转变是泉州能够厚积薄发，在宋元时期一跃成为东方第一大港的重要原因。

五代罗城

当时间来到宋代，随着泉州海上贸易的蓬勃发展，已经赶上广州，可是却受制于广州市舶司的地方保护主义。为了独立处理海上贸易，泉州知州曾多次上奏“置市舶于泉”。经过一波三折，宋哲宗在1087年正式下令在泉州设立市舶司。

泉州市舶司设立以后，政府和海外贸易市场之间形成了一个较为稳定的关系。市舶司的主要任务是关税的执行和监督，承担着从商人当中收取关税、征收贡品的责任。此外，市舶司还担任着检查蕃国船只和货物的责任，对本国商船和商人也例行严格检查，对二者的出入港货物、人员进行监督和审批。

泉州的海上贸易迎来了新的转折点，它获得了官方的认可和支持，原先各地的走私活动，被引导为名正言顺的商贾贸易，从而具备了对商贸有益的区域经济自主权。除了纳入朝廷财政的舶税之外，大量的舶税收入保留在泉州地方政府中，大大丰富了泉州的财政实力，从而为海港和桥梁等基础设施建设打下良好的基础。

当北宋灭亡之后，南宋迁都杭州，朝廷面临国土收缩，财政紧张的危机，这对于泉州来说却是一个发展海上贸易的绝佳机会。首先，在南宋的国土版图向南收缩 ，地处东南的泉州成为最佳的转口贸易港的位置，逐步成为全国海外贸易的总吞吐港。其次，泉州市舶司丰厚的舶税收入成为南宋朝廷的重要收入来源之一，出于政治经济的考量，得到官方的支持和鼓励。

市舶司遗址

因为泉州丰厚的舶税，朝廷于建炎三年（1129年）将349人宗室迁徙泉州，设立管理皇族宗室事务的南外宗正司。南宋来泉宗室的庞大生活费用，大部分由泉州地方财政来承担。南外宗正司在泉州的设立，使泉州成为南宋的政治和经济特区，将潜能充分发掘调动起来，开启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

南宋时期，泉州的州衙、宗正司衙和市舶司衙等三大州司级衙门均可直通中央，甚至可以直通皇帝，这是南宋朝廷给予泉州的皇权副中心的特殊地位。出于对宗室群体的照顾，朝廷对于泉州高度重视，委派得力官员治理泉州。从建炎元年到咸淳初的一百四十年间，泉州知州中有87人是进士出身，赵宋宗室中有13人担任过泉州知州。随着南外宗入泉的，还有一大批官、军、士、贾、工、农、艺、杂等人员，使泉州人口猛增，各业兴旺，经济繁荣，升为望州，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提供了充足的基础生产力资源。南外宗正司随带的一批宗室染织工匠传入染织新技术，使泉州成为全国丝织业中心之一。从农村到城厢，桑、蚕、丝、织、染，形成一条龙产业链，驰名中外的“刺桐缎”成为蕃贾的抢手货。

为了使居泉宗室过上好生活，朝廷对泉州采取了特殊的经济政策，发展和繁荣泉州的经济，使泉州成为对外开放的经济特区。除了北宋设立的市舶司之外，南宋还解除了与高丽、日本、大食诸蕃的通商禁令，批准在泉州实施一系列优惠国内外舶商的政策，允许本地的商贾走出去，吸引域外的蕃商走进来。

南外宗正司遗址

海上贸易的繁荣带动了泉州交通基建的发展，大大小小的造船厂、港口、桥梁如同雨后春笋一般，遍布泉州大地。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绍兴初宰相吕颐浩在《三朝北盟会会编》载：“南方木性与水相宜，故海舟以福建为上，广州次之，温、明船又次之。”。稳定安全的福船，能够在天候险恶的海域航行，是远洋贸易的理想船型，得到了海内外商人的青睐和信任。泉州制造的福船凭借着领先于同时代世界其他国家的优异航海性能，搭载着世界各地的奇珍异宝，乘风破浪的航行于海上丝绸之路上，促进了世界海洋贸易的繁荣。

1974年，在泉州后渚港发掘的宋代古沉船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体量最大、年代最早的海船，在世界考古界引起轰动。这艘泉州在13世纪造的三桅远洋帆船12道隔舱板将全船分成13个舱，所有的舱壁钩联十分严密，水密程度很高。隔板与船壳用铁钩钉钩联在一起，并在两旁装置”肋骨“，以增加船体强度。隔舱板和肋骨两项设置都是我国造船史上的重要创造。这种水密隔舱的设置，提高了船体的安全性。2010年11月15日，泉州的”水密隔舱福船制造技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宋代古船

泉州港在宋代形成了三湾十二港的格局：一是泉州湾的崇武港、秀涂港、后渚港、蚶江港；二是深沪湾的石湖港、祥芝港、永宁港、深沪港；三是围头湾的福全港、石井港、东石港、安海港。泉州湾一时“风樯鳞集，舶计骤增”，出现“海港万国商”的中外商贾云集的繁荣景象。建于南宋的姑嫂塔成为船只出入泉州港的航标塔，重建于元代的六胜塔成为船只从主航道驶向内河港口的航标塔，建于唐代的林銮渡是唐代航海家林銮为通北婆罗洲而建的码头，建于宋代的江口码头是泉州城区与港区水陆转运的枢纽，沿江的集群商业码头。

南宋时期，泉州海外贸易范围不断扩大，《诸蕃志》载五十八个国家和地区。到元朝，《岛夷志略》载增至九十八个。至南宋中后期，泉州港在港口规模、 通番国数、贸易额、税收等方面逐渐超过广州，跃居全国最大的贸易港口，成为“涨海声中万国商”的东方第一大港。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泉州市舶税收约90万缗，占南宋年财政收入的五十分之一左右。泉州港走向世界，成为与埃及亚历山大港齐名的世界四大港口之一。

泉州港

大海是未知而凶险的，穿梭于海上丝绸之路上不仅需要可靠的船只和技术，也需要心灵的慰藉，各种海神崇拜也应运而生。除了在九日山一年两度的官方祈风仪式给予帆船以航行的动力。更有来自民间的通远王、玄天上帝和妈祖等航海保护神来保佑一路平安。其中，妈祖更是一路得到官方认证，从元代加封“天妃”，到清代加封“天后”，成为遍布海内外的华人海神信仰。

妈祖信仰

海上交通固然重要，车水马龙的陆路交通，更是生活、生产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在经济发达的基础上，泉州的架梁造桥技术已经达到相当水平，单是在宋代，泉州建造的桥梁就有二百余座之多，故有“闽中桥梁甲天下”之美誉。绝大多数的桥梁建于滨海或海湾之上，贯通从泉州通往闽南、南粤的交通，连接城南港区和城市中心网络，大大方便了海舶运输集散货物的需要。

在泉州诸多桥梁中的佼佼者当属洛阳桥和安平桥。其中建于北宋1059年的洛阳桥是中国第一座跨海梁式石桥，在中国古桥排名中位列第三，采用了筏形基础、浮运架梁、养蛎固基等创造性的技术；建于南宋1138年的安平桥号称“天下无桥长此桥”，它是跨海湾的梁式石桥，2255米的长度举世无双。

洛阳桥

说完天时、地利，咱们再来说说人和。宋元时期的泉州是淘金的乐土，是开放的天堂，吸引了各色各样的老外们，他们沿着海上丝绸之路来到泉州。阿拉伯人、波斯人、欧洲人、非洲人、印度人、日本人、南洋人等纷至沓来，官员、商贾、旅行家、僧侣、传教士等接踵而至。泉州成为“市井十洲人”的国际大都市，可以与当今美国的纽约相媲美。

出于泉州优越的环境和包容的政策，这些远道而来的老外们有很大一部分在泉州安家落户，落地生根。他们起蕃坊，选蕃长，办蕃学，把泉州作为他们的第二故乡。从灵山圣墓和泉州现存的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墓葬石刻可以看出，定居在泉州的外国人具有一定的规模，其中有不少人和泉州人通婚，逐渐被同化，中外文化相互融合，形成泉州独特的多元文化。

刺桐繁盛图

当不同国家的侨民达到一定规模，并且经济水平富裕时，他们就需要满足各自宗教精神上的需求。于是他们开始建教堂，立寺庙，拥有大海一般宽广胸怀的泉州成了世界宗教博物馆：道教、佛教、伊斯兰教、景教、天主教、印度教、基督教、摩尼教、日本教、犹太教等，纷纷涌入泉州。

如今，泉州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世界多元文化展示中心。这里依旧可以看到当年留下的诸多宗教遗迹：佛教的开元寺、儒教的府文庙、道教的老君岩、伊斯兰教的清净寺和灵山圣墓、摩尼教的草庵寺、印度教的蕃佛寺石柱、景教的刺桐十字……

泉州西街

感谢大家耐着性子跟我看着泉州是如何从一个边陲小城，一步步成长为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贸易中心。当今的泉州，无论是经济、政治或者文化地位，跟宋元时期刺桐港的辉煌不可同日而语。历史是我们值得骄傲的过去，但是更重要的是如何能够顺着申遗和“一带一路”的春风，重振昔日古港雄风。都说以史为鉴，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它忠实的记录了我们一路走来的足迹，也为未来的发展提供启示，相信大家一定能够从文章中找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