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问·六节藏象论》首论数术，三分之二篇幅之后才及于藏象，盖象因于数，数术乃藏象之源，所谓脏腑功能实为数与象之结合。如肝属于木“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尚书·五行志》)，故肝在数为八，应象于岁星、青色、草木，与春季、东方、酸味相感通。木气疏泄则“苍气达，阳和布化，阴气乃随，生气淳化，万物以荣”(《素问·五常政大论》)。又如心属于火“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尚书·五行志》)，故火在数为七，应象于荧惑、红色、谷黍，与夏季、南方、苦味相感通，火气炎热则“阴气内化，阳气外荣，炎暑施化，物得以昌”(同上)。这就是五脏生成之道(《素问·金匾真言论》)。不仅如此，中医以数识象，因象求理，以象类症，故认症识脉、诊断治疗的思考皆由此而发，所以说数术是藏象学说的核心，也是传统中医临证的思维方式之一。
《黄帝外经》中论述的九宫八风篇、灾九宫术等是五运六气中预测地气的数术之法。如《玄珠密语》中说：“己巳中土运少宫，灾五宫，五宫即中宫也，卦应坤位，在人为脾，四时应夏，虫为倮虫，土不及，名曰卑监；即四时化气之令不正，木乃来胜，大风数举，民病痞满，黄疸，驸肿。雨湿之气不化，倮虫乃夭。胜之深也，金乃来复，复之至也，白埃四起，肃杀乃至，木叶凋落，民病肝藏，毛虫反困。复罢，脾气犹虚，至九月甲戌月，己得甲力，得其干合，方还正宫。雨化五，巳亥之政同於此化。”凡是不及之年皆有灾宫，按照九宫分野的地域划分，皆有灾气流行，或人或畜，或病或震等等，不一而足。
北极及其与太一、道、太极一体化的古盖天论思想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源头。《太一生水》中“太一”与“水”共同作用，作为本原，继而生成天地与四时且天地已有西北东南四方的清晰区分。在宇宙时空认识中，对整个传统文化影响最大的主要是天地自然演变中以季节更替为表现的四时和凸显空间格局的四方，它不但是早期星占历算之学的核心，也是后世经典理论的基础和前身。早期数术之学非常注重以各种方式来模拟天地所呈现出的时空规律，形成了以“式占”为代表的占卜体系，来表达时空结构和预测时空规律。所谓“式占”，就是用模拟宇宙天地结构的式盘（或称“占盘”）来进行占卜。
李学勤先生认为，“太一生水”的年代下限即公元前 300 年左右，太一周行的理论不会太复杂。当时说“太一藏于水，行于时”，只意味着太一常居北极，始于北方，周行四时。这正是后世所谓太一行九宫数术的雏形。太一行九宫的数术模型实际上就是古代式盘中的一种，其运作机制在《易纬乾凿度》等古代文献中有详细的记载。其形制也得到了考古发现式盘实物的证实，如安徽阜阳双古堆 M1 出土的西汉初期“太乙九宫占盘”。
该图式盘由天盘和地盘两部分构成，天盘形圆、地盘形方，以模拟天圆地方之象，这与先秦至两汉时期广为流行于社会上的“盖天说”相一致。《灵枢·九宫八风》有与之一致的论述，其云：“太一在冬至之日有变，占在君；太一在春分之日有变，占在相；太一在中宫之日有变，占在吏；太一在秋分之日有变，占在将；太一在夏至之日有变，占在百姓。”如此，则宇宙之时间与空间概念就紧密结合在一起了。
与《黄帝内经》中以五行学说架构脏腑的篇章相比，显得更为古朴、原始。因此，《灵枢·九宫八风》反映了更为早期的医学与数术社会思潮相结合的面貌。这种与太一行九宫说有关的古朴的身体知识，还可见于《灵枢·九针论》，该篇有云：“黄帝曰：愿闻身形应九野奈何？岐伯曰：请言身形之应九野也，左足应立春，其日戊寅己丑。左胁应春分，其日乙卯。左手应立夏，其日戊辰己巳。膺喉首头应夏至，其日丙午。右手应立秋，其日戊申己未。右胁应秋分，其日辛酉。右足应立冬，其日戊戌己亥。腰尻下窍应冬至，其日壬子。六腑及膈下三脏应中州，其大禁，大禁太一所在之日，及诸戊己。凡此九者，善候八正所在之处。所主左右上下身体有痈肿者，欲治之，无以其所直之日溃治之，是谓天忌日也。”
文中所述身体部位、节气、方位三者之间的对应关系，乃是两臂，两腿张开后，头南尻北之俯卧平面图。故左足位东北方应立春，左胁位东方应春分，左手位东南方应立夏，头位南方应夏至，右手位西南方应立秋，右胁位西方应秋分，右足位西北方应方立冬，腰尻下窍位北方应冬至。六腑及膈下脾肝肾三脏应中州。明代医家张景岳曾在其《类经图翼》中据此绘制“身形应九野太乙所在天忌图”。
唐代著名佛家人物一行(673-727)从历法与地理上再次科学的证明了九宫分野的合理性与科学性。僧一行，俗姓张，名遂，唐朝魏州昌乐人(今河南省南乐县)人，一说邢州巨鹿(今河北巨鹿县)人，唐朝开国功臣、邹国公张公谨之曾孙、张大素之孙。(关于僧一行籍贯，正史《旧唐书》记载为魏州昌乐人，该史料是官修正史，最为权威。唐代郑处诲 《明皇杂录》记载为巨鹿人，是当朝史料，很具参考价值，宋代赞宁《宋高僧传》记载为邢州巨鹿(今河北巨鹿县)人，宋代《太平广记》也记载为巨鹿人。)
僧一行自小读书很多，到二十岁左右，已经博览经史，尤其精通天文历法、阴阳五行之学。据《旧唐书》本传载。时年二十的一行。得京都著名道人尹崇所送一本西汉扬雄所著的《太玄经》。一行很快即通达其旨。写出《太衍玄图》《义诀》各一卷。阐释晦涩难懂的《太玄经》。为尹崇所推崇。称“此后生颜子也”。从此名声大振。当时的武三思有意与他结交，但他顾忌其名声不好，便逃走了，正好遇上普寂禅师，就从普寂出家。有一位叫卢鸿的隐士，得知一行的才学，惊异地对普寂说，此子“非君所能教导也，当纵其游学”(《宋高僧传·一行传》卷五)。普寂同意一行外出寻访名师高僧，于是他遍访当时的名宿，并曾到浙江天台山国清寺向一位老僧学历法。据《旧唐书》，唐玄宗于开元五年(717)派一行的族叔到湖北去请一行入京，向他请教安国抚民之道，据《佛祖统纪》卷二十九载，一行进京则在开元三年(715)。
开元十一年(723)，为了测定星体位置的需要，一行与率府兵曹参军梁令瓒等人制成了黄道游仪、水运浑天仪。开元十二年(724)，一行根据修改旧历的需要，又组织领导了我国古代第一次天文大地测量，也是一次史无前例、世界罕见的全国天文大地测量工作。一行主张在实测的基础上修订历法，在经过几年的天文观测及准备工作后，于开元十三年(725)才开始编历。他用两年时间写成历法草稿，并定名为《大衍历》。开元十三年(725)，善无畏来长安弘教，一行受胎藏法，在洛阳的大福先寺助善无畏共同翻译《大日经》七卷等，并著《大日经疏》二十卷，成为解释密宗理论的重要著作。又汇编经、律、论要文为《摄调伏藏》十卷(已佚)。一行与玄宗过从甚密，谈经论道，出入宫廷，同登寺阁。在京城的近十年中，一行一直在两京从事科学研究和宗教传播活动。
《大衍历》以刘焯的《皇极历》为基础，并进一步发展了《皇极历》。《大衍历》共分为7篇，即步中朔术、步发敛术、步日躔术、步月离术、步轨漏术、步交会术、步五星术。《大衍历》发展了前人岁差的概念，创造性地提出了计算食分的方法，发现了不等间距二次内插法公式、新的二次方程式求和公式，并将古代“齐同术”(通分法则)运用于历法计算。
一行在完成《大衍历》的同年圆寂，时年45岁。开元十七年(729)，《大衍历》颁布实行，并一直沿用达八百年之久。经过验证《大衍历》比当时已有的其他历法，如祖冲之的《大明历》、刘焯的《皇极历》、李淳风的《麟德历》等要精密、准确得多。《大衍历》作为当时世界上较为先进的历法，相继传入日本、印度，在这两国也沿用近百年，极大地影响了这两个国家的历法。
僧一行在数学上也很有成就。他在《大衍历》中提出了自变数不等间距的二次差内插法；吸收印度传入的正弦函数，并用于编制天文数表；提出了含有三次差的近似内插公式。自变数不等间距的二次差内插法比刘焯发明的等间距二次内插法更具优越性，这证明一行具有很高的数学造诣。一行在数学上的成就，很多中国古代数学史著作都多有介绍，且评价甚高。例《中国数学史》(科学出版社，1964年)专题介绍了一行的数学成就:自变量不等间距的二次函数内插公式及其算法，并指出:在中国数学史上是一个特殊的例子。
一行在天文方面也作出了重大贡献，他通过长期的天文观测发现了恒星移动的现象，进一步发现和认识了日，月、星辰的运动规律，废弃了沿用长达八百多年的二十八宿距度数据，并在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月亮比太阳离地球近的科学论点。当时有个率府兵曹参军梁令瓒设计了一个黄道游仪，并已经制成了该仪器的木头模型。在一行的支持和领导下，于开元十一年(723)，用铜铸造成此仪器。这台仪器既可以用来测定每天太阳在天空中的位置，也可以用来测定月亮和星宿的位置。
同年，一行和梁令瓒等人在继承张衡“水运浑象”理论的基础上又设计制造了“水运浑天仪”。水运浑天仪上刻有二十八宿，注水激轮，每天一周，恰恰与天体周日视运动一致。水运浑天仪一半在水柜里，柜的上框，有如地则自然撞钟。整个水运浑天仪既能演示日、月、星辰的视运动，又能自动报时。这是世界上最早的计时器，比外国自鸣钟的出现早了六百多年。一行等人的成就又超过了张衡。
一行组织了一批天文工作者利用这两台仪器进行天文观测，取得了一系列关于日、月、星辰运动的第一手资料。他还组织人力在全国各地测量日影，实际上这就是对地球子午线的测定，这是一行在天文学上最重要的贡献。
从开元十二年(724)起，一行主持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天文大地测量工作。他在全国选择了12个观测点，并派人实地观测，自己则在长安总体统筹指挥。其中负责在河南进行观测的南宫说等人所测得的数据最科学和有意义。他们选择了经度相同、地势高低相似的四个地方进行设点观测，分别测量了当地的北极星高度，冬至、夏至和春分、秋分四时日影的长度，以及四地间的距离。最后经一行统一计算，得出了北极高度差一度，南北两地相距351里80步(即现在的129.2公里)的结论。虽然这与今天1度长111.2公里的测量值相比有较大误差，但这是世界上第一次用科学方法进行的子午线实测，在科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就曾评价一行组织的子午线长度测量是“科学史上划时代的创举”。也正是这次的大地测量，一行完成了九宫山河分野图的测绘，从科学角度上证明了九宫地理分野的真实性和数术法则。
一行在天文历法上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在人类文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他所重视的实际观测的科学方法，极大地促进了天文学的发展。在他之后，实际观测就成为了历代天文学家从事学术研究时采用的基本方法，引导着学者们译解了一层层的天文奥秘。
僧一行的著述一行初期的著述以道书为主。这与其经历有关。他少年时代曾拜道士尹崇学习道术与术数。观看过扬雄的道书《太玄经》。从其所著之道教文献上亦可以考察一行禅师，如南宋初期的道士曾懂的《道枢》卷31的“九仙”篇称其为“六通国师”，著有《天真皇人九仙经》，《天一太乙经》一卷，《太乙局遁甲经》一卷。在《宋史·艺文志》中亦载僧一行著《天真皇人九仙经》一卷(《天真皇人九仙经》)、《六定露誊诀》一卷。郑樵《通志》卷67《艺文略》、焦竑《国史经籍志》卷4记为唐叶静能撰，罗公远、僧一行注)。另有他著《易论》十二卷，《心机算术》一卷，《宿曜仪轨》，《七曜星辰别行法》，《北斗七星护摩法》等。
后期的一行作为高僧，翻译了《大日经》，并撰写了阐释密宗理论的权威著作《大日经疏》。在中国密教发展史上。唐代密宗的最终形成。一行是不可缺少的善无畏、金刚智两个密教大师之所以能够受到皇室的支持，王公显贵们的拥戴，其他诸教诸宗的默认，都是一行的缘故。
一行首先从理论上将印度密教本土化，确立了唐代密教的理论体系，使唐代密宗也具有同其他宗派一样的哲学理论。以后不论是受金刚密法的弟子，还是受胎藏密法的弟子，不论是日本东密的大师，还是日本台密的大师，释经论法都以《大日经疏》为依据。《大日经疏》对中国密教学的研究产生很大的影响，在中国密教史上起了很大的作用。一行作为本土学者，师从金刚智和善无畏两位印度高僧修习。因此一行是传承胎藏、金刚两部密法的密教高僧。特别是辅助善无畏翻译了《大日经》，并撰述有《大日经疏》二十卷，及加校订的《大日经义释》十四卷。此外，尚有《药师琉璃光如来消灾除难念诵仪轨》一卷，《大毗卢遮那佛眼修行仪轨》一卷，《曼殊室利焰曼德迦万爱秘术如意法》一卷、《摄调伏藏》十卷、《释氏系谱》一卷等等。可以说，把善无畏所译的《大日经》在唐土固定化而起决定作用的是中国的弟子--一行禅师。一行对中国密教的影响和成立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在风水研究界里，广泛流传一故事：唐代时国力强盛，不少外国使节、僧人、学生等等纷纷来到中土，广求各种知识。其中，中土的风水术亦为外国人士所景仰之术。然而，风水术一向被唐室视之若秘，半点不许流出民间，更枉论可以给外国人去学习；否则，中土四周之国，一旦学懂风水术，国力渐盛，就必会对唐室构成威胁。故此，唐室特别命令对天文地理有高度学识的一行禅师，借其威名，写下不正确的风水文章，让外国人去学习，以收制夷之效。而一行禅师所篇的，就是俗语所说的《灭蛮经》。这部《灭蛮经》的原文早已失传，目前仍为风水界其中一大谜题。
子午流注、灵龟八法、飞腾八法等等也都是中医数术——河图洛书重要的临证工具。
子午流注是指古代医家观察天地、日月、阴阳、四季变化对人体的影响，用人与天地相应观点，运用“择时选穴”进行针刺治疗的方法。古人用天干地支来记述年、月、日、时。子是地支的第一数，午是地支的第七数。子午合用具有时辰、阴阳、方位的含义。《灵枢·卫气行》认为，“岁有十二月，日有十二辰，子午为经，卯酉为纬”。子午是日夜年份的两个起点。从时辰看，一天十二时辰，子时是夜半，午时是中午； 一年中，子是农历十一月，为冬至节所在，午是农历五月，是夏至节所在。子时为阴之极，阴极生阳，故半夜子时后即一阳初生；午时是阳之极，午时后即一阴初生。其命名就与数术有着密切的关系。
子午流注的基础与使用的穴位便是五输穴(阳经包含原穴，阴经以输代原)，而其运算基本理论便是五输穴的五行属性。阴阳二经的五输穴五行属性虽然都是按五行相生的顺序排列(阴经:井-木，荣-火，输-土，经-金，合-水；阳经:井-金，荣-水，输-木，经-火，合-土)，但结果确是阴经的每一个五输穴都为阳经所克。这既体现了阴阳制约的理论，也彰显了古人崇阳抑阴的数术观点。
灵龟八法的推算方法也值得关注。具体是将日、时的干支数字，共同加起来，得出四个数字的和数，然后按照阳日用九除，阴日用六除的公式，去除十支的和数，再将它的余数，求得八卦所分配的某穴的数字，就是当时应开的输穴。之所以选择六九二数，是因为六被称为“老阴之数”，九被称为“老阳之数”，这两个数字在数术中被认为阴阳数之极致。故《易经》中常用六、九来代表阴、阳爻，在这里也代表着阴阳的轮转周期。
与灵龟八法不同的是，飞腾八法是将八卦分别与十天干配合起来，根据时辰天干来开穴，推算起来就比较简单。具体配合《飞腾八法歌》有明确说明:“壬甲公孙即是乾，丙居良上内关然，戊为临泣生坎水，庚属外关震相连，辛上后溪装巽卦，乙癸申脉到坤传，己土列缺南离上，丁居照海兑金全。”如“甲己还生甲”的甲子时，开公孙穴；“乙庚丙作初”乙五时开申脉穴；丙寅时则取内关穴(丙申、丙戊、丙辰等皆同》……以此类推。
数术理论在针灸的时问禁忌上有众多发明，以《针灸大成》所收载为例，就专列太乙、九宫尻神、九部人神、十干人神、十二支人神、十二部人神、四季人神、逐日人神、逐时人神、逐血月忌、逐月血支、四季避忌日、男避忌日、女避忌日等十几项禁忌。其中太乙便是沿用了九宫八风这一数术理论。太乙歌将其引入主要是示人以“溃治痈疽”的避忌。除此便是“尻神”与“人神”禁忌。
人神禁忌远较屁神禁忌为多，如十干人神、十二支人神、四季人神、逐日人神、逐时人神、逐血月忌、逐月血支、四季避忌日等。几乎每月、每日、每时都有不同的禁针灸部位。对于不同性别也有不同的针灸禁忌时间，而这一些都与阴阳数术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单纯的左右捻转补泻为继《黄帝内经》后，被最早提及的捻转补泻具体方法。《针经指南·手法补泻》“左为补，右为泻。”《标幽赋》“迎夺右而泻凉，随济左而补暖”。明《医经小学》也载有相同观点，即左转为补，右转为泻。然而对于左右，历来存有争议。现今通行的大中专院校教材上的论述基本都认为:大拇指向前，示指向后，左转时角度大，用力重者为补；大拇指向后，示指向前，右转时角度大，用力重者为泻仁门。但实际操作时，一个正常右利手的施术者，大拇指向前，示指向后，针体是右转的；大拇指向后，示指向前，针体是左转的，这明显是矛盾的。要弄清这个问题，就必须理解数术学中左右的概念。天地四方以子午循行十二地支的方位来分南北左右。“子”在北，“午”在南，“卯”在东，“酉”在西。“左转”即是顺《河图》相生之序转动，相当于从“子”沿“卯”转向“午”；“右转”即是顺《洛书》相克之序转动，相当于从“午”沿“卯”退回“子”。“午”在“卯”之南，“子”在“卯”之北。故有“补从卯南转针高，泻从卯北莫辞劳”的说法。
针刺手法如烧山火、透天凉、阳中隐阴、阴中隐阳、子午捣臼、进气与龙虎交战、留气、抽添等手法，始见于《金针赋》，是后世补泻手法中的主要内容。作者对其中一些动作作了量的规范化，定出了一定的次数，即分别以九或六作为基数，一般补法用九阳数，泻法用六阴数。补法用三九二十七，或七七四十九(少阳)或九九八十一(老阳)数；泻法用六六三十六(老阴)或八八六十四(少阴)数。其中的六、九、七数都是“法于阴阳，和于术数”(《素问·上古天真论》)的结果。
放眼看去，中医典籍中无处不在的数术法则，就在那里摆着，王阳明说过：“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持钵效贫儿”，中医需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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