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确诊癌症的那一天,是2016年的四月。究竟是四月的几号,我忘了。我应该记得的,可是我忘了。
只是记得穿着高跟鞋的女医生走了进来,每次隔老远我都能听见她的鞋跟叩击走廊地板的声音,铿锵有力。这时候,我要是在玩手机,就会立马把手机塞到枕头底下,发呆的话,也会马上回过神来看着她,像小学生敬畏老师一般。没有什么匪夷所思的原因,我只是想让她知道,我尊重她,以及她的工作。
她走了进来,例行公事的看了我一眼,依旧神情严肃。医生一旦严肃起来我就紧张,不过这一次我没有,因为他的后面还跟着一大群亦步亦趋的实习医生,显然她很有必要在他们面前做出为人师表的派头来。
至少我是这么想的。
“小伙子今天可以出院了。”她语气轻松到与神情不搭。
她不是我的主治医生,所以她不清楚我的状况也是情有可原。
旁边的实习医生便递给她一份病例报告,她捧在手里,头一次语气凝重:“这……转科吧。”然后抬头看了我一眼。我的心往下一沉,突然对她有点抱歉。
在此之前,活检的结果我爸爸就已经告诉我了。
“恶性肿瘤,要做化疗。”说完他便呜咽起来,以至于说话的声音也变了。彼时我们站在医院走廊的尽头,透过玻璃窗子可以看见外面的世界阳光鼎盛自由自在,我向下望去,行人小如蚂蚁,没有动乱与车祸,一切如常,只是生命里即将过去的最平凡的一天罢了。
我回头看着我爸,手忙脚乱的开始安慰他。
这不是他第一次为我哭。上一次是三月里他听说我要做手术,电话里的他平静的像是在聊别人家的事,嘱托我向老师请好假,他马上就回来。
这是我爸外出打工的第17个年头,大约是我三岁的时候,他便和我妈一同离开了家。从此每年我见他们的时间便少之又少,只有过年的几天年假,可两三天又都耗费在路途上,真正一家人阖家欢乐的日子实打实的算下来,一年到头也仅仅只有七八天左右。
小时候我最喜欢过年了,过年才能见到爸爸和妈妈。
转眼十多年过去,我上了高中,父母也从原先的工厂离了职,辗转去了河北开了间早餐店,买小笼包。说是早餐店,其实是从早卖到晚,五点不到便起床,直到晚八点街道上人迹罕至他们才舍得关门休息。
方才他口中的“回来”,便是从河北启程。
我站在武汉同济医院的门口,隔老远就看到有人招手,接着我爸便走了过来。他穿着我高中弃置了的一件旧毛衣,看起来十分滑稽。我们话不多,托着箱子便挂了门诊。
我的脾脏上面长了一颗肿瘤,这是前一段时间我体检的时候无意中发现的,医生说要做手术,我才联系了千里之外的父母。
那时候似乎谁都没有当回事,直到他知道这可能并不是一个小手术。当医生说只能把整个脾脏全部切除时,我爸抗拒的摆了摆手,径直推门走了出去。走出诊室的那一刻他便哭了,边推着箱子边哭,医院里人潮涌动,下手扶梯的时候,有不少人好奇的打量他。
“别哭了,不就是做个手术吗?”我一边安慰他,心里其实颇为不满。我接受的教育里,父亲永远是山一样的形象,是足以信赖的依靠,这十几年来,我和他相处的时间虽寥寥无几,可我心里早就擅自将他塑造成那样的存在。
“不是……我就是……就是……觉得你还那么年轻……”他几乎话不成句,眼泪大颗大颗的掉下来,悲伤到不能自已。
我也沉默了,在一棵叫不出名字的树下停了下来。三个人里只有我妈最正常,这里面有个特殊的原因——她的耳朵不好,我始终不愿意说她耳背。大概是从初中开始,她每年回家独自一人出门我就会很紧张,一般人交谈的音量对她而言过小,我就待在她身边充当她的翻译,等别人说完她要是没听见,我就再转述一遍。这时候,对方往往露出狐疑,我便率先开口,“她耳朵不太好。”将那句有可能出现的“你妈耳背”扼杀在摇篮里。
这种日子时常令我提心吊胆,可没办法,这个世界上总是有不礼貌的人。
我妈却是不介意的,她总是笑笑,“年纪大了,耳背。”
就好比此时,她虽然一起进了诊室,可医生的话,仿佛断断续续的电波,她听清了几个字,却还是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医生怎么说?”她关切的问。
我一字一顿的跟她解释清楚,确保她能够听见每一个字,她听明白了,便会认真的点头,这时她就点了。
“没事的,现在的医学这么发达。”她笃定的安慰我。
我潦草的敷衍着她,心里想着别的事情。这时我爸又开口了,他抹了一把眼泪,骂道:“我放你妈的臭屁!整个切掉啊,还没事?你个猪脑子。”他的声音里还带着哭腔,语气是一如既往的咆哮。
他们两人的婚姻并不美满,这几年更甚。过年回家寥寥数日,总得挪几天出来留给争吵,以前我每次都是帮着我妈的,在我看来,她温柔,勤劳,漂亮,嫁给我爸实在是委屈她了。可这会儿我小性子上来,不想管了,一个人径直向前走去。他们这才停止争吵,追了上来。
我们随便找了一家小馆子吃了顿饭,肚子饱了,我爸的理智也回来了。
“手术就手术吧。”他像是认命了一般,随即又看向我“你不要怕,这可是华中地区最好的医院。”说完眼泪又漫了上来。
我夹着菜也不看他,“我不怕,就怕你怕。”
说实话,我有点受够了他的眼泪。
“我这人吧。”他接着说,“你别看我脾气暴躁,又冲动。可只要是你有事,我就没办法,我也不想哭,可我就是控制不住自己。”
我默默的听他说完,一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这些年来,我们没什么交流,电话里基本上是他对我肆无忌惮的干涉。不准干这,不准干那。这个危险,那个危险。我在他远距离的庇护里长大,对他的感情充满矛盾,我最爱的就是他,却从来不想让他知道。他也无条件的包容我突如其来的冷漠,十几年,都是这么过来的。
吃完饭,我们便办理了入院,在毫无人情味儿的雪白的房子里住了下来。
那一年,我二十一岁,在武汉一所再普通不过的高校里念大二,那时候还以为是一次简单的生病,一个月之后,我的人生天翻地覆。(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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