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认为，它是清朝学者翟灏提出的。持此说法的人显见是在红旗下生，在红旗下长的，与古代语文有严重的隔阂。至于翟氏为何提起该语，我不予考查。
《增广贤文》里有该语。这是古代启蒙读本，形成于明朝万历年间，集录的全是现成的民谚，当然不能算出处。
南宋中后期罗大经的笔记《鹤林玉露》说：“俗语云：‘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既云“俗语”，可见形成已久，至少不迟于南宋中期。
南宋叶适的《留耕堂记》说：“‘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余孩稚时，闻田野传诵，已识其趣；出游四方，所至闾巷无不道此相训切。”（见温网不羁之鼎的blog，下同）叶适，1150年生于瑞安，可见，在南宋初年，该语已经很流行，其形成当更早些。
从形式上看，该语平仄相对，可谓严丝合缝，当是近体诗之句无疑。近体诗形成于齐梁，成熟于盛唐，因此该语的出现或不早于盛唐。只因作者的社会地位与声名较低，以至于姓名不传。
从内涵上看，叶适认为“其词意质而劝戒深，殆非文于言语者所能窥也”，意思是说，不能从词表上去理解，由此他主张“广欲莫如少取，多贪莫如寡愿，有得莫如无争。”，并慨叹“知方寸之小为无穷”。罗大经或是继承了叶氏的看法，简赅地断言“指心而言也”，即明确指出“方寸地”就是指“心地”。二人之言，多少有点像佛子谈禅。已知中唐时期佛教大盛，韩愈、李翱等起而抵制，抵制的结果却是儒佛的日渐交融，直至南宋朱熹的道学成了“佛儒”，而罗大经的乡前辈陆九渊之心学则以“静悟”为日课了。就其禅意而言，该语应该产生在儒佛交融时期，即中唐以后。并且唐诗重情趣，宋诗重理趣，这也是个明证。
从意象上看，该语的产生应该与土地兼并的政治背景有关。初唐实行土地国有的均田令，严禁土地买卖，至晚唐此令已名存实亡；五代十国的军阀们企图改变土地兼并的骇人局面，恢复那个孕育了盛唐的土地良策，无奈事过境迁，回天乏力；到了宋代，统治者干脆将土地私有化，允许自由买卖，虽时有反对的声音，却也是欲罢不能了。官僚们投机取巧，掠夺土地；商贾们倾其所有，购买土地；小民们日攒月积，也吃进了一些零星的土地。更有那些遭遇天灾人祸的家庭，惟有变卖那点聊以为生的田产，才得以苟延残喘，上无片瓦，上无寸土，背井离乡，四处流浪，诗人见此，能无感慨吗？如此取象成诗，也合乎文学规律。由此得出结论，该语应当作自晚唐到北宋后期之间。
我不擅考据，如此东拉西扯，徒见笑于大方之家耳！
“故纸”可束之高阁，但现实却不容回避。吾国土地国有，故“国”有权处置；“国”的权力执掌在少数人手里，所以高官可以出卖土地；巨贾们有钱（或者还有更大的权），所以他们买到了土地，与高官得“双赢”。这是拿不多的钱，通过土地这个媒介，换得很多的钱，实际上已是变相的土地兼并，破坏自然环境还在其次，造成社会秩序的不稳定恐怕是眉睫之迫了，难怪两任总理先后惊呼：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
高官巨贾可以兼并土地，那些不上不下的人物怎么办？——兼并房产！小吏们有不黑不白的钱，买房；小贩们有不多不少的钱，炒房；小民们没有钱，东挪西借也要弄到一套房。一旦风云突变，小吏们闻讯而息，小贩们见机而逃，小民们割肉而跑，跑不掉的就免不了有家破人亡的可能了。
“炒”高了价格的房子，应是“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作为瑞安人，我是感受到了彻骨之“寒”。日处一屋，夜眠一榻，我们要那么多房子干什么；一日三餐，无非一饱，我们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官僚商贾，聚敛财物，意欲何为？证明自己的价值吗，所作所为，何不摸摸方寸之地？“留之子孙”（叶适）吗，谁能保证，官者世世为官，商者代代成功？倘若子孙困顿，他们拿什么来买这高价房？“货虽不留，心足以留也”（叶适），我们何不想想：但存方寸“房”，留与子孙“买”？
近来，“央视”连续在数个台播报了瑞安的“炒房”之疾，虽不能从实质上起到“疗救”之效，在时间上也显得迟缓了些，但终究是有德之举，类同“安乃近”与“止痛片”，可治标。同时，“央视”又说，这么个小县城，房价高过大城市，却没有一座电影院，这似乎是说，瑞安人有钱没文化。我且不说，在豪华电影院里看垃圾大片是否文化，也不说，“东南小邹鲁”的古称是否过时，单是抽屉里有一篇叶适的不足四百字的《留耕堂记》，其价值恐怕早胜过十座电影院了。“央视”，亦陋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