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是不需要信仰的。——王绍璠

于丹在其《论语心得》中注解孔子的“民无信不立”，把其中的“信”解读为“信仰”，认为人民没有“信仰”是不行的。这种观点得到很多中国人的认同。当今中国的种种乱象，许多人把原因归结为“中国人没有信仰”，包括一大部分精英们也在大谈特谈“信仰”，似乎只要中国人有了“信仰”，一切问题都解决了。这，实在是天大的冤枉，又一次“抬错了棺材，哭错了祖宗”！王老师一句“中国人是不需要信仰的”，石破天惊，唤醒了沉睡的集体无意识。

翻开中国的历史看看，我们中国先民们早在周代以前，就已经是“无神论”的国家，已经是“参天地而化育”的民族。我们的先民们“仰观天文，俯察地理，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创造了经天纬地的《易经》。早在七千年前，他们就开创了灿烂无比的“玉器文明”，巧夺天工，“比德于玉”。在中医的历史上，有着“神农尝百草 ,一日而遇七十毒”的感人故事，有着《黄帝内经》、《本草纲目》、《伤寒杂病论》等光照千古的伟大医著。中华民族还是一个“诗”的国度，从《诗经》到唐诗宋词，我们的先民们以“诗歌”教化人民，赞美自然，顺应大道，天人合一，温柔敦厚。这样伟大的文明，何曾有过“信仰”？在先秦的儒、墨、道、法、兵等诸子百家的学说中，人们更感兴趣的是“天道”、“地道”、“人道”，而不是当今我们所谓的“信仰”。即便是后来进入中国的佛教，在中国文化的融合下，也逐步转化成了中国化的佛教——禅宗，乃至进一步形成了“儒释道”三教合一的“禅文化”，彻底远离了宗教信仰，深巨影响了中国唐宋元明清的历史。这股力量来自于中印文明结晶的智慧，而不是宗教信仰。当然，中国自古以来，也不是完全没有“信仰”。只是信仰文化从来就不是中国的主流文化。中国的历史恰恰显示，越是“信仰”流行的时代，越是中华民族堕落的时代；越是“智慧”彰显的时代，越是中华民族文明的时代。

孔子所谓“民无信不立”中的“信”，不是“信仰”，是“信用”或者说“诚信”，一个民族的人民，如果没有了“诚信”，是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当代中国人面临的巨大问题，不是什么“信仰危机”，而是“诚信危机”。人们之所以不讲诚信，是因为大家丢掉了“智慧”。所以，归根结底，中国人更需要的是“智慧”，而不是“信仰”。关于这一点，笔者可以用一个形象的比喻，加以说明。

就像一个人，在身体疼痛之时，该怎么办呢？有三种类型的人，分别采取三种态度。第三类人，就是遇到疼痛时，没有办法，只知道呼天喊地、哭爹喊娘，痛苦不堪。这种人就是“没有智慧、也没有信仰”的人，他们很可怜。第二类人，在遇到疼痛时，他们找到了一个办法，就是“吃鸦片”。吃了鸦片，疼痛暂时可以消去，但并没有真正解决病根。所以，鸦片麻醉性过去后，他又会疼痛，于是，又要接着吃鸦片。他们的逻辑就是“疼痛——吃鸦片——暂时止痛——感受到人生短暂的快乐幸福——麻醉消失——再疼痛——再吃鸦片……”他们的快乐是建立在“吃鸦片”的基础上的，离开了“鸦片”，就会痛苦。这种人就是“有信仰，而没有智慧的人”，能感受到作为人的快乐，可是他的快乐是暂时的，不究竟的。第一类人，在疼痛来临时，他会怎样呢？他首先能够面对痛苦，然后运用自己和他人的智慧，分析疼痛的根源，加以医治和调理，从而解除疼痛，重新享受人生的快乐。这种解除，是从根本上的解除。这种快乐，是究竟彻底的快乐，是真快乐。这种人，就是“有智慧，不需要信仰的人”。“信仰”就是精神的鸦片，他即使有用，也只是暂时的有用，并不究竟，并不圆融。

借用上述例子，我们可以看看人类世界。中国的先民们，曾经大多数都是第一类人，他们是有智慧的族类，不需要信仰。他们的智慧足可以解决人世间面临的一切问题；他们的智慧足可以与天地合一，快乐幸福，和谐万邦。他们的心中没有神仙、没有上帝、没有救世主，即使有，也纯粹是出于实用或娱乐之目的，并不真以为有。他们相信自己，他们追求的是“道”，而“道”是变动不居的。而西方人，他们恰恰是文明还未得以完全开化的族类，他们是有信仰的民族，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信仰“上帝”或者别的什么神。他们的信仰是虔诚的，因而他们是典型的第二类人，有信仰没有智慧的人。这里所谓智慧，是指根本智慧。西方人或许有些智慧，但缺乏根本智慧。只要他们离不开“上帝”，他们就永远是第二类人，做不了第一类人。因为，在智慧的人看来，人格化的“上帝”根本就不存在，他只是能暂时解除人类痛苦的“精神鸦片”，虽然有作用，可是并不能真正解决痛苦。而当今的中国人是哪一类人呢？很不幸，我们从第一类人，一下子堕落成了第三类人。我们现在居然是“既没有智慧、又没有信仰”的第三类人。我们当今的中国人，可以说远远不及西方人幸福快乐，更无法想象我们先民的智慧生活。我们是第三类人，也难怪精英们要呼唤“信仰”。因为有了“信仰”，我们至少可以升级为第二类人。这个方案，理论上似乎可行，可是在实际上根本做不到。因为我们当代的中国人，正如王老师所言，是“沉睡的兔子”。我们的基因决定了我们要么堕落为第三类人，要么觉醒为第一类人。我们本来是第一类人，只不过近两百年，我们睡着了。现在，是我们苏醒的时候了。王老师说，“龟兔赛跑，哪有乌龟赢的道理，只要兔子不再睡觉就好！”

当然，人类世界永远会有三类人，我们也要允许三类人的存在，就像“人类中心主义”不对一样，自然界的一切动物、植物，都是有权力生存的，更何况人类呢？只是，那些自诩为精英的人们，不要以为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类人；不要以为只有“信仰”才是正确的、唯一的。王老师可能是要棒喝大家：还有另外一种人，正如我们的先民一样，是有智慧的人类，他们不需要信仰。

中国人不需要信仰，需要智慧。      （ 黄东涛）

 

王老师还说过：世界只有两大文明，一个是以西方为代表的“宗教文明”，一个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智慧文明”。

所谓的宗教文明，其本质特点就是信仰，信仰作为主宰的上帝。而智慧文明，其本质特点则是自信，是自立，是参天地化育，是天人合一的平等。近代由于西方中心论的影响，中国人不自觉被西方文化洗脑了，谈到当前的国民素质低下，于是广大中国精英就都“信仰”、“信仰”地嚷起来了。

从古到今，中国文化涵养的中国人，信仰谁了？中国人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中观人事，我们信仰谁了？中国人有“随心所欲而不逾矩”，有“善养吾浩然正气”，有“致虚极守静笃”，有“逍遥游”，有“挑柴担水无非道妙”，我们信仰谁了？

正是因为对“信仰”的滥用，因为对西方中心论的皈依，我们把佛教也当成了信仰式的宗教。这就根本违背了佛教的精神。佛教是智慧的解脱。佛陀自己就曾说，对他说过的话，不要迷信，而要去实证。我们也把道教归到宗教里头，这也是跟在西方人后面亦步亦趋。

王老师因此提出，中国的佛教和道教应该归到文化部而不是宗教局来管。因为现在一提到宗教，大家就下意识认为是西方信仰式的宗教了。

因为认识到欧洲宗教蒙昧对人性智慧的压抑，尼采大声呼喊“上帝死了！”又正如尼采说，如果追求幸福，去信仰吧；如果要追求智慧，上下探索吧。尼采自认是欧洲的佛陀，因为他认识到佛教所展现的正是智慧，是真正的自由。中国文化的特质在禅，也正是这种智慧和充满创造的文化。

在欧洲启蒙运动中，欧洲哲学家们欣赏中国的无神论和道法自然的思想，并以此作为对欧洲的宗教蒙昧进行宣战的思想武器之一。中国文化由此成为欧洲启蒙运动的一个动力。启蒙思想家们发现，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国家，也可以治理得井然有序，大为感叹并且潜心学习。当时的欧洲启蒙思想家，几乎没有不了解中国文化的。（郑汉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