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江上苇
为了鼓舞“临时工”的士气，朝廷最初也曾有表现优秀者“转正提干”一说。无奈湘军前后12年间，因战功得到保举者实在太多（最初是按全军人数的3%，但最高时竟有按20%比例保举的），故湘军历年保至武职三品以上者即高达数万人——但大清正式的绿营武官编制，总共才12933员，其中三品以上（提督、总兵、副将、参将、游击）仅有646员。
所以“湖南帮”一下子搞出好几万“正厅级”以上“记名”干部，且不说朝廷是不是歧视“临时工”，就算大家轮班排序，等空位也要等好多年不是？
由于武职“记名高干”多如狗，而拿着委任状的没准还是个“临时工”，所以这种“朝廷功名”也就滥贱了。如《官场现形记》中的江湖骗子冒得官先生，只花30元，便买得了一副“花翎副将衔尽先候补游击”。最糟糕时，竟闹出过武职正二品的记名总兵朱德树（实授浙江处州镇游击），被文职正七品的中书吴士迈（实职为统领，朱则是他手下营官）拖出去杀头的案例⋯⋯
湘军遣散后武职人员潦倒不堪，而同为“临时工”的淮军却转正，“湖南帮”自然不服，湘淮两系在利益之争中摩擦不断。
1875年，左宗棠率湘军一部入新疆平乱，成为引发湘淮之争的第一根导火索。
湘系主导的新疆平乱要用钱，淮系鼓吹的海防建设也要花钱，帝国到底应该重点投资何处，引发了朝廷上的大争论，史称“塞防海防之争”——“塞防派”支持左宗棠经略新疆，而“海防派”则支持李鸿章建设海军。
此时湘系功名犹盛，淮军资历尚浅，且朝廷受传统的大陆战略影响更深，故这场竞争最终以“塞防论”胜出——产生的结果是，左宗棠在新疆七年花掉5230万两；而李鸿章此后十年间，只得到762万两的投资⋯⋯帝国因此退出了蒸汽铁甲时代的大海角逐，好在版图上留下了新疆。
但湘淮之争，并未因此而结束。
到1883年底中法战争起，由于淮军在战场上表现吃力，朝中清流派对淮系大加指责，力倡“以湘代淮”之议。湘军宿将王德榜受命募勇数十营参战，镇南关一战虽有出彩，但整体表现亦只不过与淮军侪辈相当。
1894年中日之间爆发甲午战争，以淮军为主力的驻朝清军一溃千里，翁同龢为首朝中的“清流党”趁机又掀起“以湘代淮”之议。朝廷对淮系的信心动摇，改以湘系大佬两江总督刘坤一为钦差大臣出防山海关，另一位湘系大佬湖南巡抚吴大澂，则自告奋勇率数万大军出战日军，结果在牛庄一战大败亏输，吴竟“弃冠脱剑”夜逃。
虽说都是吃败仗，但湘军败得比淮军更难看，“以湘代淮”从此无人再提。
甲午之败说明，无论湘、淮，都已不足以“执干戈以卫社稷”。这压根就不是清流派们热议的态度问题，而是明显的技术代差问题。体制的先天缺陷已无法靠管理提升来缓和与弥补，军事改良业已失败，必须靠一场彻底的革命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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