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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明亮拍电影的方法,太绝了!

作者:Zhuo-Ning Su

译者:Issac

校对:奥涅金

来源:《Film Stage》

 

在过去的四年中,我们有幸与台湾导演/「慢电影」大师蔡明亮进行了三次谈话。今年,他带着《日子》重返柏林国际电影节,这是他自2013年获得了威尼斯评委会大奖的《郊游》以来的首部叙事长片。


这部「刻意无对白」的电影首映于柏林的竞赛单元,讲述了两个孤单的男人的生活。他们两人一起共度过亲密时光,然后又重新开始了各自孤独的生活。在柏林,我们和蔡先生坐下来讨论了叙事电影的制作,《日子》的「无对白」,以及对李康生的脸的拍摄。

记者:蔡先生,在拍摄了一系列(形式混合的)纪录片(《那日下午》《你的脸》)和一部VR电影(《家在兰若寺》)后,你又回到了叙事电影的拍摄领域。你处理或准备项目的方式有什么不同吗?


蔡明亮:我现在拍电影的时候,不会考虑准备工作。我以前会写剧本,提出一些想法,但现在我不再这样做了。相反,我专注于收集素材。我会把这些素材保存、积累起来。这可能和我博物馆的背景有关。

那日下午

我经常想把电影素材存起来,将来有一天用在展览上。例如,当康(一直以来的搭档李康生)生病时,我强烈地想要把这个过程记录在电影里。我还找了个不错的摄影师把这个过程拍好。

《日子》就是这样来的。经过几年的素材收集,我遇到了亚侬(《日子》的联合主演,亚侬弘尚希),我也用这种方式拍摄了他。有一天,我只是想知道把这段素材合在一起会是什么样子。

《日子》

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种工作方式。没有压力。亚侬只知道我是个导演,却不知道我拍他是为了什么。我自己也不能告诉他为什么。在我剪辑了他们的部分镜头后,我意识到这是一个可以进一步发展的东西,我就放手去做了。

所以我不认为这部电影与我之前的作品有什么不同,也许它在情感上挖掘得更深一些,但仅此而已。

记者:你是什么时候意识到你可以把这些素材变成叙事电影的?


蔡明亮:大约在去年的五、六月的时候。那也是我开始为这部电影寻找资金的时候,因为把它拍成故事片需要后期制作。我找了台湾的公共电视台,给他们看了可用的片段。他们之前与我有过合作,所以知道我对于接下来要做什么是没办法跟他们说太多的,但他们还是马上同意支持我。

记者:所以你连剧本都没给他们看?


蔡明亮:没有。我只告诉他们这是一部关于两个可能相遇也可能见不到面的男人的电影。但是他们真的很喜欢他们所看到的,并且马上同意了。


记者:你什么时候开始为这部电影拍摄和保存素材的?


蔡明亮:我从2014年开始拍摄。当然,我只使用了一些专门为这部电影拍摄的镜头。

记者: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没有传统的前期制作了?


蔡明亮:一点儿也没有了。摄影师也不必去寻找拍摄地点。没有艺术部门之类的了。这是我一直渴望的工作方式。当我在电影片场看到很多人的时候,我总是觉得不真实。像这样的所谓的作者电影,完全是导演的创造。

但是,导演一个人无法承担所有的事情,而且,出于需要,不得不把工作委派给别人。因此,拍这部电影的时候,我把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压缩到一个小团队的规模,由我自己带领。

记者:甚至连艺术部门都没有?


蔡明亮:没有,都是我自己做的,包括挑选戏服。我们全部实景拍摄,包括我们住的酒店。

记者:这将是你今后工作的方式吗?


蔡明亮:我现在还不会这么说。这也取决于项目。这部电影我只花了很少的钱就完成了。如果给我提供一个更大的预算来拍摄另一种类型的电影,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记者:与你上一部叙事长片《郊游》相比,《日子》有什么不同之处?


蔡明亮:我的记忆力很差,但我要说的是,尽管电影制作通常很累,但这一次是我拍电影最轻松的一次。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完全脱离了这个行业的生产模式,只有一个很小的团队。

《郊游》

在叙事特点方面,这是我一直想推进的:它不是基于剧本。只要有一个剧本,不管它有多简单,你就会有一个故事情节和一个基于这个故事情节的电影。我想要改变人们对叙事电影的看法,用图像代替电影剧本。这可以打开观影体验的大门,带来更多的可能性。

拍完《郊游》之后,我觉得很疲惫,也曾表达过我的疲惫,尽管这部电影反响不错。这一次,我试图将资金控制在最低限度,并保留对整个创作过程的控制权。我很高兴以这种方式拍了一部电影。我可以在整个过程中做我自己。

记者:所以这些镜头都没有故事板,没有事先计划是吗?


蔡明亮:没有,完全没有。所有的计划只是让它感觉不像是基于一个故事或从一个剧本发展而来的东西。它应该在任何时候都感觉是真实的,以至于模糊了叙事和纪录片制作之间的界线。

记者:长镜头是排练过的吗?


蔡明亮:没有排练。我的演员们直接演的。

记者:你能谈谈为什么不用对白吗?


蔡明亮:我认为这部电影不需要对白。一些观众在电影中听到中国人说话,他们立即想要了解他们在说什么。不理解会让他们焦虑。但实际上,他们不需要理解人物在说什么。

他们是否理解这些话并不影响他们理解这部电影的方式。他们会成为一个更加客观的图像观察者。我的目标并不是让他们专注于某个特定的角色,而是专注于观看本身。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电影画面上方明确地指出,它是有意不加对白的,以确保观众不需要理解台词就能看懂电影。


记者:你能谈谈这部电影的音效设计吗?


蔡明亮:我们花了不少时间才把声音弄好。我们听到的声音与同期声不同。同期声更加粗犷、音量更大,它吸收了我们不能自然地听到的一切。在电影中加入这些声音是否合适,这是一个品味问题。我花了很多时间来处理它们,这样当观众听到它们时,仍然会觉得很自然。总的来说,所有的声音都是重要的,并且丰富了电影。

记者:你的叙事长片处女作《青少年哪吒》在1993年的柏林电影节上放映。再次来到柏林的体验有何不同?


蔡明亮:我第一次来这里的时候,自然是非常激动人心的经历。现在我年纪大了,我感到更放松了,也不再那么在乎得奖了。让我高兴的是,这部电影在评论界的反响非常积极,甚至比我之前的电影还要好。

我感觉影评人、记者或一直关注我的作品的人已经逐渐喜欢或开始喜欢我的电影了。所以这是一次愉快、轻松的经历。

《青少年哪吒》

记者:你拍摄李康生的脸已经快30年了。是什么让你想继续拍下去?


蔡明亮:我认为这是机缘巧合。我永远不会厌倦拍摄他的脸的原因是,这让我更加清楚明白我为什么想要拍电影。许多人把电影当作产品来制作。你不能说他们不喜欢电影,他们对电影充满热情,但他们的出发点是他们想拍很多电影来谈论很多事情。

《日子》

但我认为,在生活中,没有那么多的事情可以谈论。拍康就像一份礼物。他是一个为我奉献生命的表演者。他不是依靠方法或技巧,而是向我展示他生活的每一个阶段,迫使我记录它——记录他的每时每刻。有时我会觉得没有什么可以拍的了,这感觉像是一种限制,也是一种挑战。

但我不担心。我找到了一位新演员,亚侬。康老了,有了新的生活经验,而我自己也老了,有了新的灵感和想法。所以我会继续拍摄,现在我还有一张脸要拍。当然,我已经没有那么多时间了。再过不到10年,我就70岁了。

考虑到我完成一部叙事长片所花的时间,也许再拍一部关于康和亚侬的电影时,我就已经70岁了。


记者:所以会有另一部关于这两个角色的电影吗?


蔡明亮:我有一些想法。

记者:《日子》的倒数第二个镜头令人叹为观止。你能谈谈它是如何构思的吗?


蔡明亮:只是为了传达一种情绪。在你醒来的那一刻,你仍然迷惘,意识到在遇见一个人之后你又回到了你原来的地方,你可能再也见不到那个人了。这就是我想要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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