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是迄今我在外交政治中所见到的最超凡的人，拥有最超凡的头脑。”这是前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对周恩来灵活的外交政策和高超外交艺术的评语。
新中国成立时只有苏联等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肯承认中国，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则对中国实施敌视和封锁禁锢政策。
当时担任政务院总理并兼外交部长的周恩来，冷静地分析形势，制定了在巩固和发展与东方阵营的关系的同时，谋求与西方阵营的交往和和解，从中协调国际关系，以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的外交战略。
虽然那时要做到和西方明显改善关系尚不可能，但他不愿把话说死，把事情做绝，把通向西方的大门完全封闭起来，而是保持必要的灵活性，作出积极的姿态，一旦条件成熟便不失时机地采取改善关系的实际步骤。
周恩来认为：“资本主义并不是铁板一块，我们应区别对待”，“对帝国主义阵营也要有分析。”
他将资本主义阵营与我国的关系分成六类，提出了“依靠进步，争取中间，分化顽固”的方针。
这种区别对待、争取多数的方针破除了将外交阵线简单划为“两个营垒”的僵硬作法，为中国拓展外交空间，打开外交工作的局面开辟了道路。
周恩来是一位务实的外交家。1954年9月，他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说：“中国希望同欧洲、南北美洲和澳洲的任何国家建立和平关系，只要他们也有同样的愿望和诚意。”
周恩来的外交特点可用四个字概括：灵活、务实。
“求同存异”是周恩来长期处理统一战线内部关系的一贯思想。“求同存异”这个概念的提出是周恩来的一大贡献。
他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和1955年的万隆会议上，成功地运用“求同存异”的政治协商艺术，提出了举世闻名、影响深远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发展双边关系开辟了现实途径，扩大了国际统一战线，从而使我们的朋友遍天下，使我国的国际地位大大提高。
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活动的一次大检阅。这次会议讨论朝鲜问题和印支问题，中、苏、美、英、法都派代表团参加，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注意。
周恩来在讨论印支问题上的外交意图，是寻求使该地区中立化，使中国从与西方强国之间的进一步冲突中摆脱出来；同时也希望中立化能使印支三国(越南、老挝、柬埔寨)真正地独立于西方的影响之外。
就与亚洲其它不结盟国家的关系而言，也希望改善与他们的关系，进一步鼓励其中立倾向。总的目的，是要在保障中国国家安全的同时，扩大中国外交的活动范围，进而寻求在国际上发挥领导作用。
当时，中国和苏联基本观点一致，主张和平解决印支问题。英国和法国有妥协倾向，希望尽早达成协议，体面地从印支抽身。与此同时，法国主战派反对妥协，要求继续扩大战争。美国推行“战争边缘政策”，企图趁火打劫染指印支。
周恩来客观分析了与会国力量的对比，决定利用英法与美国之间以及法国主和派与主战派之间的矛盾，采取集中打击并孤立美国及法国好战势力的外交策略，制定适中的方案，争取不失时机地和平解决印度支那问题。
印支问题的焦点集中到如何划分越法交战双方集结区这一点上。越南代表坚持以北纬16度为界，法国坚持以北纬18度线为界，各执一端，互不相让，谈判几陷僵局。由于美国的干扰和法国主战派积极活动，谈判随时都有逆转和破裂的可能。
周恩来果断提出一个折中方案，建议双方以北纬17度为界划分各自集结区。他设法说服双方领导人。他特别提醒越方警惕美国干涉而导致战争国际化的可能性及严重后果，最后双方同意以17度为界的折中方案，不失时机地达成了印支和平协议。
如果不抓住这一时机尽早达成协议，一旦法国主战派占上风，战争就将扩大并拖延下去，美国染指印支进而侵略中国的意图就能变成现实。
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上同西方展开外交斗争的同时，也不放弃任何一个有助于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改善关系的机会。
在关于朝鲜问题的谈判上，中美这两个死对头面对面地坐在谈判桌前，全世界的视线都集中在国联大厦。
美国代表团团长国务卿杜勒斯是个死硬的反华分子。他发誓不同中国代表团打交道。
周恩来超脱于个人的得失，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他还是尽最大努力做美国代表团成员的工作。
经过周恩来卓有成效的工作，在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的斡旋下，中美两国在1955年恢复了大使级会谈。
多年后，周恩来在一次会上谈到日内瓦会议时说，中美大使级会谈至今虽然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但我们就两国侨民问题进行了具体的建设性接触，我们要回了一个钱学森，单就这件事来说，会谈也是值得的。
在日内瓦会议上，周恩来还通过与英国外交大臣的磋商，达到了双方互设外交代办处的协议，这又为中英关系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谋求与西方的和解不等于放弃原则，迁就对方。周恩来从不在外国压力和挑衅面前让步。
日内瓦会议上，当美国代表团担任会议后期首席发言人的沃尔特·罗伯逊反对中国提出的解决印支问题的方案时，周恩来指着他说：“罗伯逊先生，我要提醒你，我们在中国是认识的，我了解你。如果美国敢于挑战，我们将是能够应战的。”
罗伯逊听了面红耳赤，无言以对。
1955年4月，在印度尼西亚避暑胜地万隆举行了第一次亚非会议。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国际会议。
与会国大多是中小国家，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也同中国大相径庭，它们担心中国会实行扩张主义，谋求地区霸权，因此对中国存在种种疑惧和不满。
周恩来很快判断出形势对中国代表团的不利。当大会主席宣布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发言时，周恩来健步地登上了讲台，他字字千钧地说道：“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
这句话，使会议的气氛陡变，人们原以为中国这样的大国会厉言反驳，想不到中国代表竟如此诚心诚意谋求和平。
周恩来完全了解各国对中国政府所抱的陌生心理和疑虑心情，他说：“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虽然这种不同在我们中间显然是存在的。”
周恩来在坦率地说出会议的性质之后，鲜明地提出了会议的目标，他指出：“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求异的。”
“在我们中间有无求同的基础呢？有的。那就是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造成的灾难和痛苦。这是我们大家都承认的。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顾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
当会场上越来越多的人凝神注视着周恩来的发言时，他进一步深入地说下去：“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同时，会议应将这些共同愿望和要求肯定下来。这是我们中间的主要问题。我们并不要求各人放弃自己的见解，因为这是实际存在的反映，但是不应该使它妨碍我们在主要问题上达成共同的协议。我们还应该在共同的基础上来互相了解和重视彼此的不同见解。”
这就是周恩来对实现大会宗旨所提出的求同方式，所确认的存异限度。这是一流外交家的杰出智慧，这是一个关注亚非国家命运的政府首脑的主张。
周恩来还简明扼要地阐述了中国政府在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宗教信仰自由和颠覆活动等国际社会中争论最多的敏感问题上的主张。他以坦荡的胸怀，向世界人民敞开了新中国的姿态，他以和平使者身份，欢迎所有对中国感到陌生的国家参观新中国。
周恩来成功了！
中国代表团不负使命，仅用了18分钟的发言就冲散了两天来的乌云，使会议绕过了前进中的暗礁，他使全世界都认识到新中国的真挚、善意和聪明、力量。“求同存异”成为公认的术语，大会的主题词。
事后，印度总理尼赫鲁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演说。”
缅甸的吴努说：“这个发言对抨击中国的人一个很好的答复。”
就连当天上午在发言中与中国大唱反调的菲律宾罗慕洛也说：“这个演说是出色的、和解的，表现了民主精神。”
用一个美国观察家的话来说，周恩来“成功地造成了在共产党人和中立主义者之间存在统一战线的印象。这条统一战线的基础是他们都相信，西方殖民主义和西方军事条约是威胁亚洲新成立国家独立的唯一现实的危险”。
经过几天时间，万隆会议29个国家找到了构成“万隆精神”的共同语言：和平、独立、合作、团结、协商、求同。这结果大部来自周恩来“求同存异”的外交策略。
美国政治学家鲍达科认为，周恩来在万隆的表演完全证明他是世界上最有经验、最有才干的外交家之一。
在会上他既没有去刻意争取对共产主义的支持，没有鼓动他人激烈反美、反西方，也没有去破坏或削弱西方的反共防务联盟，但他达到了此行的主要目的，即使很多代表相信了他是一个心怀善意、通情达理而真挚诚恳的人，并相当成功地使人相信了中国共产党奉行和平政策。
菲律宾代表团团长洛斯·罗慕洛1985年在纽约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说：“亚非会议上，我发表了反对共产主义的长篇演说，可是周恩来不但没有和我争论，而且还主动地和我在会外进行深入的讨论，使我深深地感动。当时菲律宾同中国还没有建交，而我和周恩来从那时起就建立了友谊，成了好朋友。”
日本前外相小板善太郎指出：“人们常常说周恩来是位实干的天才政治家，我却认为他的思想是天才的。1955年万隆会议时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国和'第三世界一道前进’、'中国不做超级大国’、'反对霸权和霸权主义’，这样一些天才的思想，是从帝国主义欺凌、在贫困中挣扎的中国的痛苦经历中凝聚起来的哲学，同时也是创造今后世界和平的新的哲学。”
周恩来首创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得到大多数国家特别是中小国家的赞同，成为建立国际新秩序和处理国家关系的重要准则。
周恩来采取“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方针，推动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也是很值得称道的。对于这一方针，周恩来作了精辟的论述：从展开中日两国经济、文化交流开始，从增加人民交往开始，从增进民间团体协商开始来打开中日关系。只要人民互相来往通商、友好合作，日本人民的大多数就会认识到中日之间恢复邦交首先对日本人民有益，对中国人民也有益，从而推动日本政府改变政策。
他还指出：尽管中日两国还没有恢复正常关系，而且按照国际法还存在着战争状态，但是这些并没有妨碍两国人民的友好活动和签订民间协议。
这样先从民间的频繁来往并且达成协议开始，把两国关系大大地发展，最后就剩下在外交上宣布结束战争状态、恢复正常关系了。
周恩来在50年代对京剧大师梅兰芳说：文化和经济交流是外交的“两个翅膀”，是外交的“开路先锋”。
文化经济交流之所以具有生命力和促进力，是因为它们不像政治关系那样敏感，艺术和体育交流易于被对方所接受，开展经贸合作对双方都有好处。
从文化经济两翼入手，有助于消除疑虑和隔阂，加深了解和友谊。这样日积月累，到了一定程度就可以促成政治关系的解冻，而建立起正式的外交关系。
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国先后成立了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中国外交协会等非官方的民间团体，以这些团体的名义，邀请和接待世界各国经济贸易、艺术文化、教育科技及朝野政商等各方面人士，通过他们让世界认识和了解中国，把他们的见闻介绍给他们本国人民。
中国也派出相应人员访问，从而造成对中国友好的舆论和声势，促进官方态度的变化。
1952年4月，周恩来指示参加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的中国代表团，主动同参加会议的日本社会党议员帆足计、女参议员高良富及改进党议员宫腰喜助进行接触，邀请他们访问中国，开始了中日民间往来。
通过接触，双方签署了第一个民间贸易协定。此后，第二、三、四次民间贸易协定又相继产生。从1953年起，中国方面本着人道主义精神分七批护送近4万名日侨回国。
1955年，中日之间签订了民间渔业协定，使大批日本渔民和中小渔业企业能来我国东海、黄海捕鱼，得以维持生计。
1956年和1957年，中方又先后宽大处理并释放1062名日本战犯。在此期间，双方民间代表团来往频繁，人数日增，交流面涉及经贸、文化、体育及工、青、妇等众多领域。
所有这一切大大促进了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和感情联系，尤其在日本涌现出了一批致力于重建日中关系的志士仁人，形成了一支包括各阶层人士的极其广泛的对华友好力量。
周恩来接待日本民间访华团的次数难以胜计。他非常懂得心理学和传播学，每次接待都克尽朋友之礼。他坚信访问和宣传具有连锁效应，几个日本人来一趟中国，回去以后就可以影响一大批人。就像滚雪球一样，随着访问的增多，对华友好的呼声也会越来越大。
在许多日本人心目中，周恩来是像诸葛亮那样的“名宰相”，是最了解日本社会和历史的中国人，是对改进中日关系和维护亚洲和平怀有诚意和远见的政治家，还是一个富有情感足以信赖的人。
日本作者山本忠雄在周恩来逝世后评论说：“中国给人的深刻印象是重信义的国家，是通情达理的国家。这些印象多数是通过周恩来所获得的。正是周恩来这样的人物对宣传现代中国起到了伟大的作用。”
中日关系逐步从民间关系发展到半官方关系，再从半官方关系发展到1972年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
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是周恩来外交生涯登峰造极的成就。
历史进入60年代，美国依然是中国在意识形态上的头号敌人。中国安全受到的威胁与日俱增。
周恩来曾对外国记者说：“假设一下，苏联军队直接开到黄河北岸，美国人开到长江南岸，日本占领山东省的青岛，而印度也参加进来占领西藏！”
如果假设成为现实，那将是灭顶之灾。
60年代末，周恩来和毛泽东不谋而合，都切盼尽早解除国家所受到的铁桶似的包围。要解除国家安全所受到的威胁，关键还得从中、美、苏这个世界大三角上作文章，寻求至少与美、苏两国中的一个实现关系的缓和。
苏联是中国最大的邻国也是最大的心腹之患，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对中国执行比赫鲁晓夫更强硬的敌对政策。与苏联缓和关系显然很难。
美国呢？美国在和苏联的军备竞赛中，感到越来越力不从心，在封锁和孤立中国的过程中，没有把中国拖垮，越南战争又无取胜把握。为了打破被动局面，美国总统尼克松从切身的利益出发，想把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当作他竟选连任总统的重要筹码。
于是，美国向中国频送秋波。先是它的驻波兰大使向中国驻波兰使馆表示恢复两国大使级会谈的意向，后是美国总统尼克松在1970年秋约见美国《时代周刊》记者时说：“如果说我在死以前有什么事情可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
这年11月，尼克松还通过当时巴基斯坦总理捎口信，表示要与中国友好。
这是难得的机会。周恩来紧紧抓住了这一机会。他对美国的态度作出了积极的回应。
当他收到中国驻波兰使馆有关美国要求恢复大使级会谈的电讯后，立即回电中国驻波兰使馆嘱其响应。他看着发来的电报稿欣喜地对毛泽东说：“找着门道了，可以敲门了，拿到敲门砖了。”
为了表示中国对美国的态度，在周恩来的安排下，1970年国庆节，周恩来请美国记者斯诺夫妇上天安门城楼，站在毛泽东身边，检阅国庆游行队伍。这就给中国人也给美国人一个明确的暗示，中美之间将会发生什么样的事。
1971年，周恩来协助毛泽东导演了“小球转动大球”的精彩一幕。他们利用第31届世乒赛在日本举行的机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在比赛结束后来华访问。
小小乒乓球震动了地球对面的美国，也震惊了全世界。尼克松当天晚上就召开了特别会议。然后，16名美国运动员组成的代表队通过香港的罗湖桥，担负起“先遣队”的特殊使命。
4月，周恩来接见了美国乒乓球队，一开始就用“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来表达他的欢欣之情。
他充满信心地说：“中美两国人民过去往来是很频繁的，以后中断了一个很长的时间，你们这次应邀来访，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
伴随着巨大的宣传攻势，这次活动无异于给基辛格的来访注了一针兴奋剂。
7月9日基辛格这位神秘的西方人从伊斯兰堡起飞，开始了他的“波罗行动”。到北京后，他和周恩来进行了17小时的会谈，基本上完成了尼克松访华的前期工作。
当他涉足中国国土时，不禁以一个初次来华的旅游者的口吻说：“中国是一片美丽的、但对我们来说却是神秘的国土。”
周恩来立即纠正道：“你会发现，它并不神秘。你熟悉之后，它就不会像过去那样神秘了。”
10月，基辛格第二次来华安排尼克松访华最后的细节，并与周恩来就中美联合公报达成了共识。他离开北京前，周恩来用英语对他说：“欢迎你迅速回来共享谈判的愉快。”
1972年2月17日，尼克松在北京冬天料峭的寒风中走下飞机，与周恩来握手。
在驱车前往市区途中，周恩来对尼克松说：“你从大洋彼岸伸出手来，和我握手。我们已经25年没有联系了。”
毛泽东会见了尼克松，周恩来同尼克松就中美关系正常化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认真和坦率的讨论，实现了中美最高领导人的直接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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