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理论的迂回突破

分类： 自述（简历、回忆录、年表）

 

“什么是翻译？什么是翻译的标准？什么是翻译的风格？这些似乎是常识问题，但正是在这些常识问题上，译界历来就有分歧，至今尚无定论。”

这是我在1985年《南外学报》上发表的题为《论翻译的两重性》学术论文的第一句话。这篇论文试图解开翻译界长期纠缠不清的理论难题。我决定在吸收中外传统翻译理论合理成分基础上，另辟蹊径，从新兴的信息科学出发探讨语言学的基本原理，又从信息语言学的角度探索信息翻译学的基本理论，认为翻译具有信息解码理解和编码表达的双重性质，因而必然要遵循相应的双重客观标准：对信息的解码理解是否正确无误；对信息的编码表达是否恰如其分。正因为如此，翻译作品必然具有作者和译者的双重风格，而译者的风格就是表现作者风格的风格。

论文发表后即引起译界的重视。当年10月，我国当代著名翻译家和翻译理论研究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翻译论集》编著罗新璋先生就《论翻译的两重性》一文的新见解写信给作者谈了他自己的看法：

“……迄止目前为止，所见谈翻译的文章，不是翻译家的经验之谈，就是研究者的感想印象文字，往往缺乏新意，呈现知识老化或僵化的现象。阁下大作，也给译论带来新的‘信息’，开始给翻译以科学的界说，是个可喜的值得肯定的开端。”

同年，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会刊《翻译通讯》第四期发表了我的论文，题目改为《信息与翻译》。我的学术见解终于登上了译协的大雅之堂。

一篇学术论文，如果没有什么理论或实践价值，一般经不起时间和实践的考验，时过境迁后，也就随之销声匿迹了。而我的论文却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显露出其理论的科学性和实践的可行性。

1986年4月21日至26日，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来自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以及港澳地区译协代表和翻译界人士400多人出席了这次盛会。我作为江苏译协代表出席了大会，并当选第二届中国译协理事会理事。

1987年，中国译协在青岛举行全国首届翻译理论学术讨论会，我推出两篇论文在会上交流，除《论翻译的两重性》外，还有一篇是《信息场与翻译》，后者把前者的理论的可操作性加以细化和深入阐述，受到与会同行的好评。会上，我还与“翻译万能论者”当面进行了辩论。会后，《信息场与翻译》发表在《外语研究》1987年第一期上。紧接着，我又在《外国语文》1987年第二期上发表了《不可译与不必译》，有力地批驳了“翻译无能轮”和“翻译万能论”的谬误，系统地解开了可译性世界性难题的死扣，从而得出“翻译有限论”的正确结论，科学地界定了译作与创作的异同，还原了翻译的本质面目。

1991年，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吴新华和刘小湄合著的报告文学集《奉献者之歌》，该书特地介绍了我在翻译理论上的贡献：“杨松河同志在从事法国文学名著翻译的同时，十分注意在翻译经验基础上，用先进的语言学理论进行翻译理论的探索，在我国率先把信息理论引入翻译理论研究，开创了信息翻译学的新领域，回答了译界长期争论不休的几个重大问题，如翻译实质问题，翻译标准问题，翻译风格问题，翻译的可能性问题，以及翻译技巧的可操作性问题，取得了若干令人信服的经得起实践和时间考验的新成果，得到了同行专家的鼓励和肯定。”

进入21世纪后，我建构“信息翻译学”基本理论构想不但没有过时，反而一路走红，还多次获奖。2004年，论文《论翻译的两重性》获中科华夏文化研究院“中国新思想新学术成果一等奖”，2005年该论文荣获“中国改革与发展精典成果论著”一等奖。2009年该论文荣获中国国际交流出版社、世界文化艺术研究中心和世界学术成果研究院联合颁发的“百年学术特等奖，并入编《世界知名学术成果获奖精选》，同年该书已公开出版。三家组成的专家学术委员会评语是：《论翻译的两重性》提出了新的学术见解，取得了革新性的结论和重大发现，在理论上有重大的突破和创新。”该论文以其鲜明的科学性和实践性为建立信息翻译学边缘学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