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9月20日，参加第二届华北音乐节《晋阳之秋》的天津歌舞剧院，受天津市党政领导和人民群众的委托，来到西山矿务局下属的杜儿坪煤矿进行慰问。
矿工们在煤矿坑道旁的广场，临时搭起个露天舞台。
听说天津歌舞剧院要来演出，刚刚出坑的工人，准备下坑的工人，以及从几公里外赶来的家属，足足有上万人，从四面八方涌向这里。偏偏天公不作美，淅淅沥沥的秋雨越下越大。看看台上不能淋湿的乐器，望望台下雨中伫立的工人，着实急坏了主管活动的文化厅厅长鲁克义。只见他跑进跑出，亲自为演员借雨伞、找草帽，演出时间快到了，雨具还是没备全。这时，矿上的同志，送来了一卷塑料布，他急中生智，组织大家高举塑料布，撑起了临时“大雨伞”，一路护送演员登上了舞台。大家都夸奖“克义同志真是个好干部。”
演出准时开始了！矿工们多期望能听到于淑珍的歌声啊！可剧院领导却向大家道歉：“由于发烧后身体还没有恢复，于淑珍的嗓子已经水肿，医生要求她：休息、禁声。”
话音刚落，下边已是一片遗憾的骚动。有人高声叫着：“她不能唱，我们想要见见她。”
听到这样的喊声，看到山坡上、围墙上、屋顶上、汽车上，穿着雨衣，打着雨伞，有的在雨中淋湿也不肯离去的工人。于淑珍再也耐不住了，她想：作为一个演员，你上台不给人家唱歌，就在那见一面，根本说不过去。于是，就把话筒拿得很近：
“今天实在对不起，我声音出不来，就为大家唱一首吧，将来有机会，一定还这个帐。”于是，她推开同志为她撑起的雨伞，穿着风衣在雨中唱起了《让人们生活得更美好》。
虽然声音沙哑，但却充满激情。当那雷鸣般的掌声响彻山谷时，她多想为工人多唱几首啊，可嗓子不争气呀。一曲终了，她手扶话筒，哭了起来。与她多年合作的乐队成员，从来没见过这样场景，也激动得热泪盈眶。都道“男儿有泪不轻弹，只缘没到伤心处”。台下的观众受她情绪感染，致使这些常年与大山矿石打交道的硬汉，也都流下了热泪。
这时，有位矿工递上一张纸条：
你，台上哭了；我，台下哭了。你心灵美，我算是看到了。工人阶级最欢迎你，我们的心永远连在一起。你可得养好嗓子，我们还等着听你唱歌呢。
——这催人泪下的一幕，深深刻印在广大矿工的心坎上。
正在河北师范学院音乐系进修的我，为了观摩《晋阳之秋》的演出，同时采访几位音乐家，于是，乘461次石家庄——太原专列，经过七小时的颠簸，在14:08抵达太原。这个宽阔的山西省会，比起人称“中国最大农村”的石家庄，要干净整洁得多。下车后直奔海子湖：省委第三招待所北楼101房间。
我轻轻地敲了几下门，没等里面“请进！”，便推门大步走到她的床前，她先是一愣，二话没说，伸开双臂紧紧抱住了我。像见到“救星”似的，任凭眼泪打湿了我的衣服。半天才冒出一句：
“我在想：要是吉玛在这多好。”
“我这不是在这吗？听我说，蒙古人有句谚语：一个幸福分成两半，就变成两个幸福；一个痛苦分成两半，就变成半个痛苦。我来了，你的病就好了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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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松开我破涕为笑地说：“看你平时那个顽皮劲儿，想不到还挺会安慰人的。”
“那当然了！我早晨出发时石家庄晴空万里，可是一下火车，太原以极不友好的眼泪迎接我。第六感告诉我：你可能病了，果真如此。”
“是我自己不争气。你要不是北上进修，我就南下治嗓子去了，这样可以帮你完成写作。”
“看来还是我的罪过了？”
望着茶几和桌子上：大包小包的草药，成瓶成盒的针剂、药丸，心中一阵绞痛。前几天，她带着发烧后，重感未愈的病体，登上了“引滦庆功”的舞台。按她的话讲：“这样的大事，我怎能推脱呢？”病情未愈，又应邀来太原。出来前感冒还没好，加上没买到卧铺，经过十七个小时的颠簸，一下火车嗓子就不行了。
一张山西省晋剧院医务室诊断证明写着：
感冒、气管炎、咳嗽、双侧声带水肿，闭合不全。建议休息三天，服药治疗。
另一张山西省人民医院诊断书上写着：
喉肌疲劳，暂禁声，门诊观察治疗。
她病了，确实病了。就是这样的诊断书，也挡不住工人“不仅要听，还要见她”的热情。她感到痛心，并为不能给大家多唱几首而难过。
就是这样的诊断书，也未能阻止架空宣传、专帮倒忙的头头和记者。她真的太难了！
翌日清晨，我们散步到军区招待所找唐诃同志。因为方向搞错了，走了一段是军区二招，只好乘4路到山西二院下来才找到。
倪维德与唐诃准备合作出两盘磁带，请于淑珍演唱。作曲家一首一首地唱给歌唱家听，同时将每首作品的要求，细致地讲给歌唱家。这是他们多年来，默契合作的一个剪影。
《窗口的蔷薇花》是倪维德交给唐诃的一首新歌词，正当他要着手谱曲时，于淑珍却对结尾一句：“把青春献给祖国”提出异议：
“这句干巴巴的，‘只爱祖国不爱我’的小伙子，我是不会爱他的。”
在于淑珍的启发下，倪维德把最后一句改成现在的“把爱情默默地许给了我和亲爱的祖国”。而唐诃根据歌词采用了民间歌谣体分节歌的形式，以云南腾冲花灯调《新十杯酒》为素材，力求让歌唱家唱得自然、流畅、抒情、优美。后来发现没有突破原民歌的框架，有些陈旧。于是，又从调性、调式、曲式、音域和节奏型方面进行突破和开拓，终于给歌唱家谱写出一曲个性鲜明的作品。
1981年夏天，倪维德又写了《让人们生活得更美好》的歌词寄给了唐诃：
“这首词是我长期酝酿的结果，希望你能谱写出一曲热情流畅，充满青春美的曲子。让它通过于淑珍的演唱飞扬出去，变为精神热能。”
歌词也引起了唐诃的共鸣。他立即开始酝酿，并一气呵成完成了第一稿。可是自己听听有点俗气。经过彻底修改，终于，把八十年代青年人神采飞扬，热情奔放的感情抒发到极致。这首歌经于淑珍演唱，受到广大青年的喜爱，成为广播电台群众点播的热门歌曲。
为了一首歌、一句词，唐诃这位军级干部，会在接到信后，从北京赶到天津。为了改《只许你想，不许你说》的前奏，唐诃在于淑珍家的钢琴上，足足憋了两个小时，改了一遍又一遍，直到于淑珍觉得满意为止。正因为有词作家、作曲家和歌唱家长期的配合默契，才有诸多优秀作品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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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上午，就这样不知不觉地过去了。午饭后，我们回到招待所已经一点多。走到门口一看，一张纸条上写着：于老师不在，请勿敲门。
这是“猴孩子”怕影响自己午睡，贴在门上的。
“侯文菊晚上有演出，我们别打扰她了。咱们到湖边散散心吧！”姐姐很体谅地说。
我们信步来到海子湖畔，看到有人划船。我提议：
“怎么样？下去过过瘾吧！”
“好吧！多久没享受过这样的快乐了。”
我像小时候一样，自信地握着双桨，回忆起少先队夏令营的美好时光。有时我把双桨搭在船帮，任小船在微风中自由飘荡。岸上的假山古塔、亭台楼阁，与水中的船儿、人儿形成的倒影，涂成了一幅浓淡相间的水墨画。似她的歌，在我心河荡起层层涟漪，如她的人，在我脑海掀起阵阵波澜。她和我都是奔命形的人，像今天这样自由自在、返璞归真，的确是一种少有的情调。我把船儿划过桥头，她用口令在指挥：“左手用点劲，右手加快点……”
“嘭……”两只小船撞在了一起。对面船上坐着几个女学生，她们一起喊出“于淑珍！”
学生们非要合影留念，津歌的几个小伙子，也把船靠了过来，三只船不停地拍照，撞得她头直晕。本来我们想安静一下，没想到还是这么热闹。不管怎样，这只友谊的小船，在我们生命史上，确实做了一次难忘的航行，尽管它只有半个小时。
回到招待所，她发现平时叽叽喳喳的“小猴子”有点不对劲。
“怎么啦、谁惹你了？”
“……”
“说话呀！”
小花腔半天才冒出一句话：“晚上我不演了。”
“为什么？”
“把我排在第二个节目。”
“就为这个就不演啦？”
“干嘛把我排在第二个？我比谁差？”
“好嘛！长脾气了。我能演第二个，你为什么就不能演第二个？”
“我跟着您没借别的光，倒借这个光了。我没您那境界。”
“怎么？跟我吃亏了？后悔吗？”
“……”
“好了，别耍小孩子脾气了。观众听的是你的演唱，不是看你第几个上场。你唱出自己的水平，这和第几个上场没有关系。调整情绪，晚上好好演出。”
我则敲边鼓地说：“啥时候冒出这么个规矩：第二个上场的就是次品。要是我的话，我巴不得第二个出场，演完早回家睡觉。”
“你还有正经地吗？”她又冲我来了。
“有哇！我祝今天晚上的第二个节目，声惊四座，掌声雷动。哈哈……”
“扑哧！”……
“猴孩子”还是被我逗笑了。晚场演出真就唱得很出色。回来一把抱住于淑珍“谢谢婆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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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事后我才知道，是于老师去做了工作。想起她对我的关心，今天不唱好第二个节目，真是对不起她。”
晚上姐姐送我去长风剧场，观摩内蒙古歌舞团的音乐会，好友金花那浓浓奶味的《乳香飘》，勾起我多少童年回忆呀！
我对姐姐讲：
“金花唱的那首《乳香飘》，我太喜欢了。要是我给你要来，你也能唱出那奶香味该多好哇！”
她笑了：“好哇！那就试试吧！”
次日一大早，我去找金花。她丈夫韩义端过刚烧好的奶茶，递给我和金花。三十多年了，第一次品味科尔沁奶茶的醇香。这也叫：“它乡遇知故，歌聚有缘人”吧！
韩义把我要的《乳香飘》抄了两份，另一份托我转给于淑珍：
“希望于老师也能唱出我们草原奶茶的味道。”
1985年6月30日，为了庆祝党的生日，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办的《工人之声》音乐会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我有幸聆听了于淑珍版的《乳香飘》。
坐在怀仁堂的正中间看她演出，一种说不出的兴奋传遍全身。这是我自五台山体育馆第一次陶醉后，又一次被她用歌声所征服。她唱了《唱支山歌给党听》、《节日的问候》和《五哥放羊》后，怀仁堂内仍然掌声不息。我也拼命地鼓掌，多希望她把《乳香飘》唱出来啊！她也似乎心领神会，返场后一曲蒙古族风格的《乳香飘》，唱得我心旌激荡，热血飞扬，真像奶茶冲开了锅盖，看到了儿时的动人景象。那挥之不去的旋律，一路都飘在我的脑海里，从怀仁堂飘到长安街，又从长安街飘到日坛宾馆：
带着雾的轻柔，
带着梦的飘渺，
在这清新的晨风里，
乳香飘飘。
飘过花丛，
飘过树梢，
飘向那彩云的怀抱。
这是劳动的欢欣，
这是甜蜜的歌谣。
那晚的演出，她无愧是第一号台柱子：声音纯净，形象可人，服装素雅，风度翩翩。她的每个音符，每个动作，都在表情。以情带声，用情感人，真可谓一个典型的“情种。”
回到宾馆，我紧紧地拥抱了她，给了她一个“心的祝贺！”
她也兴奋异常，撒娇地问我：“你满意吗？”
“当然！为这《乳香飘》的成功演唱，也该好好亲亲你。“
“谢谢！吉玛，听到你的祝福，是多么不容易呀！多希望得到你更多的支持啊！”
“从《少儿歌曲》电视演唱会，到歌剧选曲的录音，我逼你做一件事，也就做了。剩下的是独唱音乐会了，我一定逼你做下去，为我们的共同事业，再下一番功夫好吗？”
“让我考虑考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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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歌唱家刘改鱼邀请，我和金花到她家去做客。姐姐因身体不适，没有参加。
坐落在解放路的山西省歌舞团，无论是排练场，还是职工宿舍，都很漂亮。一进门，看到她的两个女儿在为我们包饺子，邻居老少在帮忙做菜，多么温馨和谐的画面啊！
刘改鱼：这位山西民歌演唱家，十六岁就登上过中央音乐学院的讲台，于淑珍也曾听过她的讲课。
那时，正值国内“土洋之争”最热闹的时候，我认为上边这样做，也是有意为民族唱法正名吧！
我们边用餐边聊天，我举杯感谢主人的盛情，为我们共同的事业干杯！
因为金花晚上有演出，她把酒杯推给我：
“吉玛，帮帮忙喽！”
我立刻明白：蒙古人不能给主人剰酒，这是对主人的大不敬。于是，端起她的酒杯一饮而尽。我们一边散步返回招待所，一边为改鱼全家拍合影，她一直把我送到101才回去。
想不到进屋后，见到姐姐就开始难受，不一会儿，喝进去的全倒了出来。她边拍我后背
边骂：“看你下次还逞能不，讲什么义气？不能喝就不喝，何苦受罪？”
她怎么知道：为了让她好好休息，我和金花是在她午睡时走的。她怎么会想到：明天我要回去，她的病情还没有完全好转，我是在借酒浇愁呐！
她让我躺在床上，心疼地坐在床边，用小刀一片一片地削着梨子喂我。
“别离就喝酒哇？今年已是第三次见面了，你想我随时可以去天津，礼拜六都可以去，干嘛借酒浇愁呢？”
“我是担心你的病，才心烦的……”
她又泡了杯浓茶给我醒酒，其实也不过喝了两杯酒。于是，苦笑地自嘲起来：
“刘改鱼家的竹叶青，居然放倒个蒙古人。金花啊金花，你算把我坑苦啦！”
“好了！不提这些了。我给你讲讲小时候捉鱼的故事。七、八岁时，我常常和小伙伴提个小篮子，把它用绳子绑到杆上，然后放到水塘里。过一会你往起一提，连鱼带虾的都在篮子里蹦跶，把水漏净提回家，就是一顿美美的晚餐……”
接下来她又告诉我：“不知为什么，我没有给任何人写信，第一个要给你写信，你提出的问题，我要马上回答。你的一切要求，我都尽量满足你。也许我总觉得你的信比我的信有水平，你的文笔写出的东西比我强吧……”
5:30，没有安睡的三个人都醒了！灰蒙蒙的天，淅淅沥沥下着小雨。老天真不友好，来时石家庄万里晴空，一上太行却泪流满面。“太原用眼泪迎接我，可不是好兆头。”果然她病了。今天又一改昨天的晴朗，突然阴沉下来。难道她的嗓子还不行吗？这恰恰是我最最担心，也最最不放心的。
我坚持明天太钢见面后，不要参加公演。她还是听了我的劝告，谁知我走后，她会不会又无奈地变卦呢。
回到北京，当我把这催人泪下的一幕，讲给郑小瑛听时，她气愤地说：“我支持你写一篇东西给人民日报，呼吁一下，应该爱惜先进人物，而不能这样不负责任地让她为难。最后，只能加速她的完全‘让台’。”
我还真就写了《也有感于“催人泪下的一幕”》：
请各级领导从政治上、业务上、生活上、身体上真正关心一下模范人物，切身爱护他们的事业和艺术生命。
她是个一言九鼎，信守承诺的人。多年来，她从没有忘掉杜儿坪煤矿那感人的一幕，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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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觉得亏欠工人们一场演出。她希望有一天，能弥补当时因病未能多唱的遗憾。但是，她属于剧院这个集体，她不可能自己提出去矿区慰问。因此，这便成了她多年的一个心结。
真是老天有眼，早已退休的她，居然在三十年后，受山西省电视台的邀请，参加《喜报春来——山西省春节联欢晚会》的演出。为此，她向观众表达了自己多年的歉疚：
“杜儿坪煤矿的父老们，当年因为生病，欠了你们一场演出。三十年后，我终于有机会了却我的这桩牵挂了！我知道：当年的你们，有的老了，有的走了，但是我还是来了！相信矿工师傅们会通过荧屏，听到我发自肺腑的心声与歌声……”
山西日报报道于淑珍冒雨为煤矿工人演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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