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值“五·一”劳动节前夕,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郝建秀到天津视察。她看了即将表彰的“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及劳动模范名单后问道:
“为什么没有于淑珍?”
“她没有带头致富。”
“她是你们自己培养的典型,你们这样轻率地把她拿掉,你们认为合适吗?”
“………………”
之后,“于淑珍”的名字又悄然出现在表彰名单上!
我不想争论这是非曲直,此刻我只想唱:
“大雁啊,告诉我”:曾经被千百家媒体爆炒到极致的“优秀共产党员、三·八红旗手、特等劳动模范、心灵美的模范文艺工作者于淑珍”她在哪里?
追逐大雁的足迹,我的视野在广袤天地间拓展、延伸……
终于,苏北的皇天后土、淳朴的父老乡亲,憨憨地告诉我:“她在这里,她在为我们歌唱。我们喜欢她,她就在我们中间……”
11月的苏北,冰雪覆盖,天寒地冻。
这是一片有着光荣传统的土地,这是一群有着爱国情怀的民众。正是伟大的苏北人民,用无数鲜血和生命,支援了波澜壮阔的解放战争,用独轮车为淮海战役立下了赫赫战功。然而,解放三十多年了,这里的土地依然这么贫瘠,这里的人民依然这么穷困,这里的文化依然这么落后……它就像严冬里的老树枯枝,在寒风中瑟瑟发抖。鱼米之乡的江苏啊!经济大省的江苏啊!这和你的形象是何等不相称啊!扶贫的干部下去一批又一批,苏北的面貌仍无多大改观。可见精准扶贫的任务,的确是任重道远啊!
春节前夕,我突然收到她的来信:
“你不会想到我正在江苏的一个县城演出吧?为了我们团的民乐队,为了能有比较正统的演出,我和杨德富带领28人的小分队下乡了。你知道我是最怕冷的,但这一生中,也要受一次最怕的苦。别人能行,我为什么不行?四十天虽然熬过来了,但是,一进家门就病倒了,烧到38·8度,躺了两天整,这在我也是少有的。我们小分队从睢宁县出发经过邳县、淮阴、淮安、盐城、益林镇、阜宁、连云港、赣榆、东海,最后在空军基地演出后,结束了我们的苏北之行……”
文艺体制的改革,是以转变计划经济为市场经济而开始的。天津歌舞剧院也分成了几个小分队,开始“自负盈亏”的尝试。既然是“自负盈亏”,没有人会选择去贫困地区演出。按团里有人议论的:“去苏北能赚到钱吗?”
于淑珍毅然选择了苏北,因为她有个未了心愿:把最好的精神食粮,送到最贫困的边远地区。她和杨德富带领的小分队共28人,乐队以民乐为主,共12个演奏员(二胡2、扬琴、中阮、小阮、琵琶、笛子、大提琴、电子琴、电吉他2、架子鼓),大家完全是志愿组合。跟了她多年的乐队成员,铁了心和她同甘共苦,这也是对她最大的支持和安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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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到达苏北时,倒是挺令人振奋的。得知消息的老乡都在议论:
天津歌舞剧院来了?歌唱家于淑珍来了?这会是真的吗?不大可能吧?
演出计划在苏北停留二十天,由于乡亲们的热情,远近各村都闻风而来邀请:
“你既然来了,不让乡亲们见见你,多遗憾!”
于是,计划20天的行程,最后翻了一倍:停留了40天。这就叫:心里有大爱,眼里有民众,行动才有真诚吧!
那时的苏北,可以用三个字来形容:穷、冷、苦。有的剧场观众虽然很满,可却说没卖出去票,一场300元也不肯给,他们也就算了!再说不只是天冷,穷的住处连个桌子板凳都找不到。他们去了以后,那里没有炉子,人家到处去张罗,确实也很为难。由于后台像烟囱似的,风呼呼吹进来,随他们演出的王副院长冻病了,咳个不停,只好提前回去了。后来病情加重,可能和住处受冻有关。
提起这次苏北行,大雁却不无感慨地对我说:
“虽然是县城、农村,人们却都很欢迎我们。再冷、再苦,别人能克服,我为什么不能?
正是群众给了我信心,我很想在退出舞台前,多到各地农村走一走。当然,这只是我的一个愿望。几年内如果我能做到这一点,可以说我走出了一条新路。”
在淮阴、淮安、盐城体育馆演出时,天冷极了!外边下着大雪,体育馆的看台座位是水泥的,坐上去真叫透心凉。散场时几个年轻人来看她,并腼腆地说:
“天这么冷,你们辛苦啦!”
“你们也辛苦啦!坐那看冷不冷啊?”
年轻人笑着回答:“冰屁股……”
团里对这个小分队,没有任何支持,全靠他们自己奋斗。没有话筒,扩音设备是一个破旧的前机,十路话筒只有两路是能用的。有一次演出,调音台断了三次。演出结束时,她不得不向观众表示歉意,观众倒很理解,还有人喊:“别客气!”没办法的情况下,杨德富自己买了两只国产话筒,还借了250元。
在苏北,除了四家体育馆,其余都在剧场演出,观众热情,秩序井然,于淑珍是压台节目,大家一次次要求返场,有人说:
“我们好像第一次体会手掌拍麻、嗓子喊哑的感觉”。
正是老区人民的淳朴热情,砥砺了这支队伍不断前行。
最后一场演出在连云港的空军基地。
部队首长接见时说:
“一提起歌唱家于淑珍,我们广大官兵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过去大家都是在广播、电视、报纸、杂志上认识了于淑珍。今天坐在台下,亲眼观看歌唱家演出,别提战士们有多兴奋了。你那泉水浪花般的歌声,一定会长久地留在他们心中……”
记得决定去苏北演出时,团里就议论纷纷:
“这次到苏北,他们是回不来了!”
事实恰恰相反,他们不但回来了,而且还有很大收获。在经济问题上,杨德富提出于淑珍和他,两个主要演员拿一成半。(别的小队主要演员拿三成)四十天结束后,她分到了600元,每个队员拿了400元,上交团里5000元。
在那个“走穴成风”、“金钱至上”的年代,难得我的大雁,不忘江东父老,把为人民歌唱,作为自己神圣使命。这就是她的初心,这就是她的本色,这就是她常对我说的:
“我的价值观就是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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