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水叮咚，泉水叮咚，泉水叮咚响，
跳下了山岗，走过了草地，来到我身旁。
泉水呀泉水你到哪里你到哪里去？
唱着歌儿，弹着琴弦流向远方……
每当这清醇的歌声萦绕耳边，我都会想起泰戈尔的名言：“你的音乐的圣泉，冲过一切阻碍的岩石，向前奔涌。”
那么这奔涌的音乐圣泉，她的源头究竟在哪里呢？
一望无际的冀中平原，多像胸怀坦荡的母亲，孕育了无数民族英才，也哺育了少年于淑珍的成长。
1936年农历腊月二十四，于淑珍出生在河北省东光县。
她的老家是东光县的于家湾儿。之所以叫湾儿，因为村子前面有一个大水塘，而居住在这里的百十户人家，大多姓于，所以叫于家湾儿。这个村子是东西走向，村子有多长，水塘就有多长。湾儿里的水比村子低很多，从住处往下走有三口井，分别置于东西两边和中间，三眼井高出湾的水平面，但又比村子矮一截。人们到井边打水或饮牛，都要从大斜坡走下去。一年三季都没问题，只是到了下雨或结冰时，坡路就有些打滑，因此要格外当心。三眼井台边上伸展着排排杨柳，与南边一面坡的芦苇遥相呼应。从柳絮翩翩飞舞，到芦花纷纷扬扬，从柳丝拂面的翠绿，到芦苇耀眼的金黄，仿佛大自然为这波光潋滟的“湾儿姑娘”，适时的变换着新装——这就是于淑珍心中的绿洲，这就是于淑珍难忘的故乡。
于淑珍的祖辈居住在前后街的中间，这是一个四世同堂的大户人家。村西边有一片于家的枣树林，到了秋天，三十几棵树上挂满一嘟噜、一嘟噜的果子，就像一串串的红玛瑙，让人垂涎欲滴。于是，她放学后，就去枣树林看枣。家的后院有三棵椿树，常有老鸹在上方盘旋。听人们讲：“老鸹做窝的树下，永远有柴禾。”这里也是她小时候“练声”的地方：每当心里憋闷时，她就跑到树下去唱歌……
本来她和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住在天津，七岁时：爷爷、奶奶、妈妈先后去世。刚刚失业的爸爸，经不起这接二连三的打击，精神几近崩溃。走投无路之下，只好把她先送回老家。就此，她和身无子女的二大爷、大娘，开始了相依为命的生活。
乡下的孩子对这个城里来的小伙伴，自然是高看一等。而已经读过一年书的她，自己也有些优越感。学校成立儿童团，要站岗、放哨、查路条，孩子们就选她当了儿童团团长。
从小就有一股争强好胜劲的她：考试时总用眼睛瞄着别人，一看有人要交卷了，她就三下两下赶上去，非要抢个第一不可。那时家里买不起书和纸、笔，她常常借书来抄，抄一课学一课。还把双层古书拆开来用背面写，也常常用树枝代笔在地上画。她唯一的学习工具就是石板和石笔，但是学习却一直在前三名。学校奖给她的毛笔、本子，她都舍不得用。有时爸爸会从天津捎给她几只红色地球牌铅笔，她如获至宝，小伙伴们也会投来羡慕的目光。那时的她活蹦乱跳，有说有笑。村里人都叫她“大丫”，也有人喊她“野小子”。有一次放学后，她手里甩着书包，边跑边唱，路边大人笑骂她：“野小子，不好好走路跑啥？我们还以为鬼子来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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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回头做个鬼脸，又一步三跳地跑远了。“啪嗒！”书包上挂的石板甩到地上，摔掉了一个角，她心疼地坐在大树下，知道再也拼不上了，虽然难受但是从小倔强的她，没有掉一滴眼泪。
到了第二年，城里的弟弟又被送了回来，说是过继给大爷。本来一直受宠的她，因为弟弟的到来，她在家里就变成第二位了。大爷认为女孩子读书无用，早晚是人家的人，就不让她上学了。听到这话她没有争辩，却含着眼泪找到刘校长，希望他能说服大爷，让她继续读书。经校长和村干部做工作，大爷同意她下午上半天学。但是，上午要把一天的活干完。当时只有九岁的她，为了读书学文化，不知哪来的一股劲，毅然答应了大人的要求。
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去给牛拔草，懵懵懂懂下炕摸到两只鞋就走。天亮一看：一只鞋是她的，另一只竟是大娘的。拔草要到自己家地里去拔，回来好喂牛。一来锄了地里的草，二来又喂了家里的牛，这叫一举两得。从家到地有三里路要走，地里有一片小松林，那是她先祖的坟茔所在。天没亮时难免有些害怕，有时就等起早拾粪的老人搭伴走。按照现在的话讲，就是加个早班，补上下午学习的时间。到了中午，一麻袋青草揹回来，有了给牛吃的草料，她就可以安心去上学了。放学回到家，经常是手拿一块饼子就“磕头”了！那时的她不怕吃苦受累，就怕不让她读书。
上学时念的是八路军的书，鬼子一来扫荡，赶快把书藏起来。她这个不满十岁的儿童团长，也曾有过梦想：如果有一天能当共产党、八路军该多好哇！虽然她不完全懂得共产党是干什么的，但她知道共产党、八路军是救穷人的。她还知道一个秘密：校长刘半年就是共产党，要不他对穷孩子怎么那么好。
在校长的提示下，儿童团组织了“互助组”：每天集体帮一家去干活。正值秋高气爽的九月，玉米结了棒，高粱红了脸，谷穗弯了腰……万没想到丰收在望的好年景，却被一场暴风雨搅乱。河滩地的水势猛涨，各家都在抢收庄稼。她因为和小组去帮一户人家，回来却挨了大爷一通骂：“自己家的活不干，去帮人家。粮食抢收不回来，你喝西北风啊？”。
倔强的她，不辩也不哭。已经在水里帮人家忙乎了半天，又累又饿，眼前直冒金星，她连饭也没吃，趴在炕上睡着了……
第二天，她身揹箩筐，淌着齐腰深的水，一棵一棵的把自己家的玉米，全都掰了回来。到了十二岁，她已能肩挑两桶水，家里外头一起忙乎。她还曾和男劳力一块“刨棒子”、拔麦子，用手一搂一把，再用脚一磕哒，放倒再继续。这样的童年，她倒没觉得有什么苦，只是觉得自三位亲人去世后，自己一下子长大了许多。
为了宣传抗日救国，反对买卖婚姻，老师组织儿童团自编自演，她还记得这首《打麦歌》：
四月里黄麦稍，
百姓们乐陶陶。
八路军上前线，
交河城围了四十天，
鬼子们叫连天。
还有一首唱童养媳的歌：
清晨起打柴回，
童养媳把磨推。
三顿稀米汤也不给喝饱，
婆婆你才把良心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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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的她编曲演戏十分活跃，一叫演就上台了，连比划带唱，邻里们都夸她这“疯丫头”演得还像模像样。儿童团做了许多木枪，老师领着练瞄准，练射击，还进行比赛。在学校不但学文化，也长了不少见识，给她的童年，带来很多乐趣。
那时候，她最盼望的是去姥姥家拜年，住上一两天，还能看到踩高跷、扭秧歌的。有一年四月十八，她和大爷、大娘去赶集，看了一出蹦蹦，也就是评剧《打狗劝夫》后，她对那穿大红袍的主角印象很深，怎么也忘不掉。多想有一天也能参加这样的演出啊！
不知怎的，她嘴里常常哼着那首童养媳的歌。也难怪，十来岁的孩子，没有母亲，远离父亲，烦闷时就用这个曲调填词哼唱：想亲妈时唱它，抱怨爸爸时唱它，干活累了时唱它，盼望未来时也唱它……
快活时想唱，忧愁时也想唱，小小的她感到：只有唱歌才能消除苦闷，解脱疲劳。随着一天天地长大，她发现自己越来越爱唱了。索性就把那三棵椿树，当作了“伙伴”和“听众”……我想：如果这三棵椿树还健在的话，一定会为今天的大丫齐声喝彩的。
1949年，天津解放了，父亲把母亲的灵柩送回老家安葬，顺便看望在二哥家的姐弟三人。这时，十三岁的大丫，对父亲说：“我想去天津看看。”
“我和你大爷、大娘商量一下。”
当她得知同意她去天津后，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从不喜形于色的她，悄悄给自己赶做了两双鞋：一双用“杏树根”染的杏黄色的“实纳帮”鞋，一双用黑洋布做的绣花鞋。心灵手巧的她，兴奋地把四只鞋贴在脸上亲了又亲：穿上自己亲手做的鞋，去走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吧！
东光县城距离天津有160多公里，从于家湾儿要走四十多里地，到“泊头镇”去上火车，她舍不得穿绣花鞋，就套上了“实纳帮”鞋，上了火车后，才换上那双美丽的绣花鞋。像大雁去寻找温暖，如小鸟飞出樊笼，她第一次感到天是这样的蓝，水是这样的清。也许这是她五年来度过的最自由、最快乐的时光吧！在车轮有节奏的震动中，她睡着了。“咣当！”一下，车子停在天津东站，望着南来北往的旅客，熙熙攘攘的人群，她主意已定：和父亲摊牌。
“爸！我到天津不回来了！”
“为什么？不是说好了，看看就回来吗？”
“我不！我就不！”
从来没有享受过母爱、父爱的她，突然和父亲撒起娇来。
“你后娘又添了两个弟弟，一个妹妹，我的工作也不稳定，生活够紧的。何况你后娘脾气不好，你的个性我也摸不准，日子久了，难免鸡生鹅斗的，能行吗？”
“能行！我不怕苦，能干活，不惹娘生气……”
“那你也不能上学了，我怕供不起你去念书了。”
“不上就不上，反正我十三长这么大个子，上学也叫城里小孩儿笑话。”
“那好吧！我答应你”
就这样，她来到天津和平区（当时叫一区）和平路大安里49号的院子里（也就是正兴德茶庄的后身儿），开始了新的生活。按父亲的话讲：“她的确很听话，也很乖。和继母相处得很好，比亲生的还懂事。”后娘虽然脾气不好，娘俩偶尔发生口角，也就随说随散了。父亲在外劳累一天，回来看她们总是亲亲热热，有说有笑的，心里也就舒坦了。有时高兴了，还搂着大女儿，在地心跳几圈舞，娘看着也很高兴。每天晚上父亲要下班时，她抱着弟弟，拎着妹妹，穿过拥挤的和平路，在一家商店橱窗台上坐下来等。电车开来又走，乘客下来又上，似光阴周而复始，如岁月年复一年，于淑珍就在这车水马龙的环境中长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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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天津一年多，虽然心情比在乡下畅快，但这不和年龄的劳累，疾病开始找上了她。先是觉得浑身没劲，站到哪总想靠点啥。后是感到手里抱着弟弟，有点力不从心。有一天她对娘讲：
“娘，我心跳得难受。”
娘随口搭了一句：“谁心不跳？心不跳不死了。”
她想想：“娘说的也对。”就再也没吭声了。
这是个星期天，父亲在屋里和母亲说话功夫，突然发现她抱着弟弟，靠在门框上发呆。
“她娘，我看这孩子不对头，是不是病啦？”
娘仔细一瞧，也觉得不对劲：“明天带她去看看吧！”
听到爸和娘的对话，懂事的她抱着弟弟到院子去了。因为娘嘱咐过：“你爸劳累在外，头疼脑热的，不要跟他叨咕。”
第二天，父母带她去看医生，一下子就确诊了：
窦性心脏病、血压低，再不来就危险了。现在需要卧床静养。”
听到这话，她吓得差点哭出来。新的生活才刚刚开始，难道我也会像亲妈那样，不久人世了吗？
回到家中，父母一夜没合眼：或许是事情来得突然，他们还来不及思考，或许是家境贫寒，他们真的没顾上她。十四岁的长女，一直在艰难困苦的环境长大，她的肩上分担着生活的重压：缝补、浆洗、带孩子、做饭，伺候娘的月子……她那纤细柔弱的肩膀，顶着半个家的门户啊！不能让她小小年纪就夭折。于是，父母商定：从今后不准她再抱孩子，干重活。每天给她补养一个鸡蛋，一定要让她好起来。
可是第一天，娘把鸡蛋放到她面前时，她说什么也不肯吃。
“家里生活这么紧，不要为我费心了，省点钱过日子吧！我不会有事的。”
娘着急了：“这怎么行？家再穷也得治病。你真不吃，娘可要生气骂你了。”
她拿起鸡蛋，在桌上轻轻磕开，用手慢慢地扒着蛋壳，泪水一直在眼里打转，蛋黄在嘴里，怎么也咽不下去。她深知这六口之家，全靠父亲那微薄的工资过活。娘从来就舍不得多吃一口，都顾了爸爸和弟妹。如今自己病了，连几岁的弟妹都没吃上鸡蛋，自己是老大，怎么能咽得下去呢？
人心都是肉长的，在娘的逼迫下，她每天一个鸡蛋，休息了一个多月，病情渐渐好转，30个鸡蛋治好了病，这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也许是那时还小，吃了容易吸收，病也就好了。于是，又和往常一样为父母分忧，为弟妹操心了。中国有句古话：“父不在，长兄为父。”虽然她的父母尚在，但这贫穷的日子，不得不使她过早充当了“长姐为母”的角色。
1952年，刚满十五岁的她，为了挑起家庭生活的重担，就捣鼓娘去帮她找工作。爸一听这事就跟她急了：
“一来你的心脏病刚好些，干活劳累再犯怎么办？二来这刚解放不久，你一个女孩子家当工人受欺负怎么办？”
由于父亲连年失业，家里经济实在困难，何况还有三个嗷嗷待哺的孩子。最后他只好答应了大女儿的要求。
一开始是打游击，这干两天，那干两天。她曾糊过电线纸，也曾砸过云母片。那是一个只有十几人的小厂，弄堂里的西北风卷着雪花，飘散在她破旧的工作服上。因为没有手套，两手冻得钻心般地疼。右手握着铁榔头，左手立着要砸的云母片，手上被震得一道道口子渗着血。脚上那双旧棉鞋，也快要张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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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岁时，她进了一家私营麻袋厂，纺麻袋线是计件工资，每月可拿到十七八块钱，熟练之后，可以拿到二十五块钱。说来可怜，这个小厂不比托儿所大，十几个女工，就在过道里纺线，因为她来得最晚，好位置已经被人占了，她只能坐在门口，虽然挂个破门帘，冷风一吹，刮起的线毛毛，呛得她直咳嗽。因为纺线要用左手拇指和食指捻，时间一长，她的大拇指已经受损，至今拇指第一节，已经没有肉垫，而是松松的一层皮。
不管怎样，她上班了，有个工作，有了收入，能顶半个门户了，这是她最大的宽慰。父母对她更加疼爱，弟妹一天见不到姐姐，也更想她了。虽然每天早出晚归，做不上家务了，但是，为了减轻娘的负担，每晚临睡前，总要和好一大盆面，第二天，娘好做馒头。她自己从家带两个馒头，一点咸菜，偶尔买点菜，就是两顿饭了。她自己没什么奢望，只想当好这个老大，让全家过得好一点。
来到天津她最感到快慰地是：有书读了。父亲存着一些《七侠五义》、《小五义》、《十二金钱镖》、《大泽龙蛇传》和《十三妹》等等，都深深吸引着她。平时没时间读书，她就每天带一本，走路或午休时看。她从小就爱听故事，当儿童团团长时，常常磨大姐姐讲故事。现在自己也能看书、讲故事了。有一次边走边看，一不留神，摔了个大前趴，那本《十三妹》被甩出老远。爬起来拍拍屁股上的雪，正要去捡书，“嘟嘟！”一辆大卡车风驰而过……交警过来训斥她：“你怎么搞的？走路还看，差点被车撞了。”她红着脸不好意思地跑开了。
1953年8月，她进入中大化工仪器厂当学徒。这又是一个只有十七人的小厂，和她同去的共有四名女工。经过一个月的试用后，她被分配做定度、刻度的活，这是仪表制作过程中最精细、关键的一道工序。做事精益求精的她，干起活来丝毫也不马虎。厂里除了管吃饭，还发十八块钱补贴，她已经很知足了。因为父亲又失业了，有了这份补贴，她又可以分担家庭重担了。
1954年，沐浴在新中国阳光下的她，逐渐感受到太阳的温暖。她这个抗战时期的儿童团长，虽然没有品味过带红领巾的自豪，却以积极向上的精神，步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大门。她读过苏联英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看过保尔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刘胡兰，“为了新中国前进！”的董存瑞……这些英雄人物，都曾是青年团的一员，她为能加入这个队伍，感到骄傲和自豪。虽然不能像英雄们那样，用生命呼唤人类和平，但是，她可以用勤劳的双手，建设新生的祖国。当然，建设新中国不但要有热情，还要有文化。少女时代那种“我要读书”的渴望，又一次迸发出来。她报名参加了工人业余中学，父亲特别支持她学文化。上夜校的第一天，父亲对她说：“你好好念书，考上前三名，我给你买支钢笔。”
“爸！这可是你说的，要是到时候你不给买怎么办？”
“你别将军，只要你考得好，我一定买。”
记得《海河之春》举办的1982年，我和她一起去看望父亲，谈到钢笔的事，她还耿耿于怀地笑着说：“爸：您还欠我一只钢笔哪！”
老父亲歉意地说：“有这么回事。”我们都哈哈大笑起来。
工人夜校是一、三、五上课，二、四、六没事干。每次路过文化馆时，她就听人家唱歌。于是，那颗从小就爱唱的火星，又开始在心中燃烧。
1955年夏天，她约好几个同伴去文化馆考试，想不到只有她一个被录取了。
正式参加排练的第一首合唱，是民歌《夫妻逗趣》。当歌篇发到每个人手上后，老师讲了大致要求，然后让女声中的几个人轮流视唱，最后宣布“由于淑珍领唱。”
当时她愣住了：这是要参加区里汇演的曲目，自己能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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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在参加天津市职工业余汇演时，她以一曲新疆民歌《美丽的姑娘》获得优秀奖，（当时只有两个奖：一个是优秀奖，一个是优良奖，实际她获得的是一等奖。）那是文化馆的老师，一字一句教她的。接下来为农民做示范演出，因为当时也有天津歌舞团参加，于是，队长发现这是个人才，请领导和工厂协商，把她调到团里合唱队。
知道这一消息，不满二十岁的于淑珍，好似一颗启明星在心头升起，突然感到心胸敞亮了许多……
然而，父亲并不同意她的决定。记得有一次在文化馆演出结束，因为离家近，她就没有卸妆。父亲看到她脸上的胭脂，唇上的口红，一下子沉下脸来：“要念夜校就好好念，没事去演什么戏？一个女孩子家，疯疯癫癫让人笑话。”
她抹掉妆后也不争辩，心想：“父亲对旧社会的戏子很反感，所以才反对自己上台，我要用事实说服他才行。”
有一次为特赦战犯演出，她拿回家两张票，“爸，今晚有我演出，你和娘一起去看看吧！
爸把票一推“领你弟妹们去吧！我没那闲心。”
她看父亲不高兴了，就甜甜地一笑撒起娇来：“我非要你和娘去，就这一回，你就答应吧！”
爸不愿伤大女儿的心，晚上还是和娘来到剧场。
大幕拉开了，身穿借来的花棉袄，扎着两条小辫子的她，落落大方地走上舞台：
青线线那个蓝线线，
蓝格盈盈的彩，
生了一个蓝花花，
实实的爱死个人……
那时虽然还很年轻，但是，她却用开阔、流畅的信天游曲调，把一个不惜拼上性命，反抗封建礼教的蓝花花，唱得哭天抢地，赢得满堂喝彩。激动的战犯们，边鼓掌边叫着“再来一个！”
被掌声淹没的父亲，终于改变了看法：“新旧社会不同了，观众对演员是尊重的。孩子，你演吧！爸再不干涉你了。”
1956年4月4日，她从化工仪器厂归属的玻璃公司人事科，拿到一个小小的信封——这就是她的清白档案。
来到歌舞团报到时，正赶上大队人马到山东演出去了。团长曹火星看她没事干，就对她
说：“我来教你五线谱吧！”
刚刚学会简谱的她，面对这一串串的“蝌蚪”，第一次感到学音乐的“难”字。
在这个180多人的团体中，有《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作曲家曹火星及他的同代人，有自己培养的“院”字号高材生，也有比自己大不了多少，但比自己见多识广的同龄人。节目中，维也纳古典乐派的交响乐，浪漫主义全盛时期的钢琴曲，意大利歌剧咏叹调，民族乐派的圆舞曲，还有那刚刚成立的管弦乐队，都让她眼花缭乱，心思凝重。不满二十岁的她，除了在生命线上，做过苦苦挣扎外，根本不懂得什么“花腔”、“美声”的名词。来到这样的团体，不是活受罪吗？然而，五年的农村生活，四年的工厂实践，锤炼了她吃苦耐劳的韧劲，也铸就了她敢于担当的品格：既然歌舞团把我调来，我就要把歌唱作为事业，横下一条心：这辈子我就把歌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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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去春来，成群的大雁凭借灵敏的磁感，靠着星星和太阳的导航，沿着江河湖海，又飞回它的北方故乡。丽日蓝天，列队整齐的雁阵，一忽儿排成“人”字，一忽儿排成“一”字，为大地衔回了春天……
于淑珍就像那高飞的大雁，开始了生命史上追逐艺术春光的远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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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左起：妈妈、奶奶抱着于淑珍、四姑、表哥、爷爷、大姑、三大娘1937年在于家湾儿祖屋前合影
2、1943年妈妈、舅舅、于淑珍、弟、妹合影
3、1950年14岁的于淑珍在天津
4、1953年17岁的于淑珍
5、1957年进入天津歌舞团的于淑珍在河北赵王庙
1、左起：妈妈、奶奶抱着于淑珍、四姑、表哥、爷爷、大姑、三大娘1937年在于家湾儿祖屋前合影 2、1943年妈妈、舅舅、于淑珍、弟、妹合影 3、1950年14岁的于淑珍在天津4、1953年17岁的于淑珍 5、1957年进入天津歌舞团的于淑珍在河北赵王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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