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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明清时期，中国封建社会已经进入更年衰老期，盛极而衰的败絮逐渐暴露出来，这就给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萌芽提供了破土而出的机会：部分“王土”（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可以自由买卖，某些皇家垄断的行业也允许私人投资兴业，城乡农贸市场日趋活跃，民间工商业人口增加，中小规模的私家厂、矿、窑、坊、铺、店、摊、市、园等业态也成长得有模有样，自由职业和流动短工随处可见……如果不是清朝皇权过于自高自大和自我封闭，断然拒绝西方自由通商的请求，从而错失了华丽转身融入资本主义世界的机遇，结果反而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了大门，最终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悲惨境地，那么，在没有外来干涉和侵略的前提下，古老的中国完全有可能按照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逻辑，或自发进行社会改革以迎合工业革命的到来，或爆发资产阶级革命以推翻封建专制统治，从而自行成长为资本主义大国。
既然明清时代已经有了资本主义的萌芽，那就必然有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存在，也必然有早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而“康乾盛世”的著名诗人袁枚，正是以其个性解放的性灵学说、追求自由民主的社会活动、得道盈利的商业运作、潇洒享乐的生活方式以及名利双收的价值观，居然神不知鬼不觉地将自己塑造成中国早期资产阶级高级知识分子的典型成功人物。袁枚“转业”（袁枚本人和许多学者都喜欢用“归隐”二字）后赖以安身立命并独领风骚的随园（袁枚在《随园诗话》（道光四年刊本）中云：“雪芹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中有所谓大观园者，即余之随园也。”），也就自然而然可以被视作中国早期资本主义的试水样板。袁枚精心打造的随园文化综合体（包括园艺、景观、旅游、餐饮、娱乐、教育、图书、文创、出版、广告等行业），虽然只存活了半个世纪，在历史长河中不过昙花一现，但在封建体制内的死水中毕竟掀起过几朵创新的浪花，对社会进步具有顺水推舟的意义，值得后人加以实事求是的肯定乃至恰如其分的点赞。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袁枚超前的投资兴业的商业头脑和追求知识产权利益最大化的聪明才智，更是值得我们今天深入研究和学习借鉴。随园先生生财有道，他善于利用正在松动的封建体制内的破绽，在原始积累的园田资本基础上，大胆地公开地投资经营园林产业和独占鳌头的原创诗文知识产权，经过几番苦心经营，从而一举达成发家致富、名利双收、光宗耀祖的一览众山小的境界，其致富门路之广，效率之高，成果之大，避险之巧，在中国乃至全世界文化产业发展史上也是可圈可点的成功，不知该有多少袁枚同时代文人为之汗颜，也不知该有多少后代（包括现代）知识分子望尘莫及！袁枚独创的随园文化品牌和经营模式，也因其具有中国早期资本主义萌芽的性质和特点，也理应在中国近代发展史上占有可圈可点的一席之地。学界对袁枚评述的许多难点和疑点，似乎也可以在“资本主义萌芽”的解惑中得到合理的解释，对袁枚的历史定位和历史贡献也似乎可以达成明晰的共识。
此为总论，纲举目张，且看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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