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园随谈之四】
上文提到，乾隆十二年（1747）8月某天袁枚得到隋家欲低价出售隋园家产的消息，仅仅一年后，袁枚就说：“戊辰（1748）秋，余初得隋织造园，改为随园。王孟亭太守，商寳意、陶西圃二太守，置酒相贺，各有诗见赠……”可见，袁枚买下隋园并改名为随园大业已经坐实。
因为资料短缺，我们现在难以知道这一桩地产交易达成的细节，比如双方是谁出面谈判？是谁签字画押盖章？有没有法律障碍？有没有人为障碍？有没有中间人？有没有文书证据？有没有官方批文或背景？有没有交易契约？有没有园林地界范围地契存根？有没有秘密协议（口头的或文字的），现在都无从查考。因此，我只能根据袁枚及其亲友的诗文中寻找蛛丝马迹，并根据现存的史料做出若干推断。
话说袁枚得知随家急于出售江南名园的情报后暗自欣喜，下定决心先下手为强。
300两现银对袁太守来说并非难事，只不过一个月的薪俸，易如反掌。但这桩土地买卖法律上的风险极大，弄得不好会翻船的。
《大清律例》明文规定：凡有司官吏，不得于现任处所置买田宅，违者笞五十，解任，田宅入官……
也就是说，如果袁枚在江宁县令岗位上购买隋家田宅土地，只要有人举报，就可能受到革职查办、公堂上打屁股、罚没家产等严厉惩罚，一旦罪名成立，袁枚将名声扫地，甚至落得个败家子的悲惨下场……
这类顶风作案、身败名裂的事，大才子、大诗人袁枚绝对做不出来，但“隋园”这只眼看到手的鸭子也不能就这么白白放飞了，一定要想个万全的办法当机立断，鱼和熊掌必须同时争取到手。
袁枚如何规避风险呢？原以为尹继善举荐自己到高邮任知府，便是异地升迁，这样在金陵购买宅基地就顺理成章，完全是合情合理合法的了。谁知吏部不批，皇帝依议，还落得个“不得升迁”的后果，连进步的台阶都给堵死了。袁枚早已厌倦了官奴般的生活，归隐之心日益迫切。既然前程无望，不如辞官为民，另谋出路。但壮年辞官也容易引起误会甚至非议，必须有冠冕堂皇的理由才能做到出师有名。就在此时，老家杭州传来母亲病重的消息。于是袁枚当即以照顾母病为由请求休长假。在官场上请长假实际上就是辞官的前奏。但孝道毕竟是中国的传统美德，清朝官场也不例外。更何况主管江南事务的两江总督是袁枚的知遇恩师尹继善，他有权批县令长假（但批辞职申请须上报吏部再呈皇上朱批）。而且。尹大人已经得到调任两广任职的命令，提笔批准袁枚探亲长假，既做了顺水人情，也符合为官之道。袁枚为人好交朋友，为官广结善缘，才子佳人、诗朋文友遍天下，从不惹事，从不得罪人，一生没有冤家死对头，何况这次购买隋家园林都是暗中行事，并没有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外界也许还以为袁枚真的辞了官，置地安家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
一场大风险就这么被轻易排除了。一个新生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狡猾开始锋芒毕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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