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园首例勤工俭学成才纪实

013随园随谈之十三

随园首例勤工俭学成才纪实

杨松河

2021年2月27日星期六

 

 

中国人对“勤工俭学”的成才教育模式怀有特殊的好感。作为学生（特别是贫困生），一边学习，一边打工，以工助学，可以自食其力，自立自强，有助于品学兼优；作为校方，既可降低教学成本，广开生源（特别是扩大招收贫困生入学），又可培养学生勤劳、节俭的优秀品德，有助于提高育人的数量和质量。五四运动前后兴起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曾为中国革命和国家富强造就了一大批德才兼备、文武双全的革命领袖人物和文化名人，如周恩来、邓小平、陈毅、聂荣臻、何长工、李维汉、李富春、蔡畅、赵世炎、蔡和森、王若飞、李立三、向警予、陈毅、陈延年、陈乔年、严济慈、童第周、巴金、徐悲鸿、钱三强、肖三、冼星海……。实践证明，“勤工俭学”模式适合中国国情，是教书育人、立德树人的成功之道。而伟大领袖毛泽东就是“勤工俭学”的热心践行者、支持者、推动者和组织者。

许多人认为，“勤工俭学”是现代民主革命向西方学习的产物，在古代中国文献中找不到先例。我肯定前面的结论，但不相信后面的说法，因为我在南京的随园，找到了旧中国“勤工俭学”育（成）才一个成功的先例。这个先例就是袁枚用“勤工俭学”的办法让穷读书人黄生在随园边学习边打工六年终于取得了“监生”资格，此后他得以“遊幕”四方，成为著作等身、学有所成的知名诗人、“编修”和学者。

提到“黄生”，中国青年学生没有不知道的，因为中学语文课本有一篇著名的古文：《黄生借书说》，这是清代大诗人袁枚的古文杰作，老师不仅要求学生背诵和翻译全文，而且还要求触类旁通，延伸了解或阅读袁枚的生平及其它著作，有的还有求写相应的读书笔记。更值得考生重视的是，据说几次高考语文卷出题多少与袁枚的古文作品有关。

袁枚笔下的“黄生”，翻译成现代汉语，相当于“黄同学”，其真实姓名为黄之纪，字允修，号星岩，上元（今江苏南京）人。他人穷志不穷，尽管缺吃少穿，但从不向人借粮借钱，唯独因家贫买不起书，不得不厚着脸皮向有钱人借书。有钱人大都有藏书但一般不肯外借，所以穷人不仅借钱难，借书也难。黄生四处借书尝尽苦头，唯独到随园借书尝到甜头。个中的酸甜苦辣，黄生一言难尽。

时人只知道随园主人袁枚好吃、好色、好玩，殊不知他的最爱是书：爱读书、爱写书、爱借书、爱刻书、爱藏书、爱卖书、还爱散书。他一造三改随园，洋洋得意之作就是建造了一座让他自己心满意足的图书馆，俗称“小仓山房”，美其名曰“所好轩”，私人藏书多达十万卷（一说四十万）之巨。袁枚之所以爱藏书，是因为小时候想读书却买不起书，向有钱人借书却往往借不来想要读的书。寒门书生经常苦于无书可读。自从袁枚当了官，有了钱，辞官后买了地，盖了图书楼，好书不断上架，新旧杂陈，洋洋大观，彻底改变了文人无书可读的尴尬命运，随园一夜之间成了一方藏书首富，品味之高在六朝古都也是有口皆碑的。袁枚深知，书是用来读的，不是用来藏的。藏书不读等于没书。藏书多是为了读书多。读书多是为了应用多。书到用时方恨少。藏书一旦对外开放，前来借书的读者必然趋之若鹜，前人的知识随之起死回生，潜藏于书中的智慧很可能芝麻开门，点石成金。高智商必然带来高回报。于是，“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就可能变成现实。藏书不但可以方便家人和亲朋好友受用，也可让利于左邻右舍，前村后店，还可以造福于子孙后代。因此，藏书多多益善，读者多多益善，回报多多益善，图书馆就可能成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了。好书不但不会因出借而贬值，相反会因出借而增加影响力。袁枚认为，“书非借不能读也！“借来的书是要还的，如果能在还之前抄下来或背下来，学而时习之，那就可以无偿地将别人的书据为己有。书一旦烂熟于心，便成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借书、抄书、背书可以催人勤奋，相反，一味依赖自家藏书则容易产生懈怠。古代人没有复印机，借书、抄书、背书下苦功，往往是穷书生金榜题名、改变命运的不二选择。

有一个本地姓黄的穷书生常来随园借书，受到大诗人袁枚的热情接待。黄生见大诗人礼贤下士，少不了毕恭毕敬向大师请教。授受之间，袁枚对黄生读书苦、苦读书的处境深表同情，不由勾起少时借书难的乡愁，百苦交集，感同身受。黄生生性朴野，志趣新锐，颇有诗才，不时给随园带来性灵佳句：五言有：“云开日脚直，雨落水纹圆。”“竹锐穿泥壁，蝇酣落酒尊。”“钓久知鱼性，樵多识树名。”“笔残芦并用，墨尽指同磨。”七言云：“小窗近水寒偏觉，古木遮天曙不知。”“旧生萍处泥犹绿，新落花时水亦香。“旧甓恐闲都贮水，破墙难补尽糊诗。”“有帘当槛云仍入，无客推门风自开。”袁枚爱才惜才，对黄生借书有求必应。有一次，黄生妙笔生花，推出“破庵僧卖临街瓦，独井人争向晚泉。”佳句，袁枚称奇，一高兴，当面奖励黄生“五斗米”。不多不少“五斗米”，袁枚用此典故的现实意义和象征意义可想而知。

袁枚藏书如此丰富，整理、编目、补缺、抄录、刻印、借还、防潮、晾晒颇费功夫，袁枚自己无论如何是忙不过来的。雇专人管理吧，费用肯定不低，而且很难找到合适人选。如若穷书生黃之紀肯留下来当助手，专门管理图书，边工作边学习，岂不两全其美？抄抄写写本是黄生的强项，图书管理业务只要稍加指点便可熟练掌握，剩下的时间都由他自由支配，读书和研究都可以得心应手，何乐而不为？随园这边接待黄生的生活保障也没多大的难事，只要多加一双碗筷，多放一把米，多添一瓢水，多设一张床，多做几件工作服，就可以供他吃、供他住、供他穿，供他读书，供他写字……这样，黄生就可一边工作，一边读书，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更何况十万卷图书任他整理，可任他选读，任他抄录，任他评论，有疑问即可当面向大师请教。名师出高徒，在袁枚手下当学生，才智不长进才怪呢。再说，图书进进出出，肯定要跟许多文人打交道，久而久之便可见多识广，多个朋友多条路嘛。可见，勤工俭学，对教学双方皆有好处，堪称两全其美，岂不皆大欢喜？!因此，袁枚一说出口，黄生求之不得，双方一拍即合，从1757年（乾隆22年）起，黄生正式应聘为随园抄书员。黄生从此开启随园勤工俭学的先例，在随园一干就是6个年头，相当于时下攻读硕士加博士两个学位，直到1753年（乾隆28年）正式学满出师。

黄生在随园勤工俭学，在袁枚大师的指导下自学成才，学会了藏书分类，掌握了文秘百科，能诗能文，无愧是笔墨高手，从此可以布衣自谋职业，以笔墨遊幕江湖，虽没有飞黄腾达，却也学以致用，自食其力，有所作为，最终修成正果。他一生勤于著述，著作等身，撰写有《编錄堂诗钞》三卷，《编錄堂文钞》三卷，《古诗刊误》十卷，《抑末錄》四卷；《河工摘錄》十八卷等等，为后人提供了借鉴。

据《随园诗话·补遗·卷九》记载：“布衣黄允修客死秦中，临危，嘱其家人云：'必葬我于随园之侧。’自题一联云：'生执一经为弟子，死营孤冢傍先生’。”黄生对随园和恩师的感激之深由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