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侦查人员询问证人的地点有三个，即证人所在的单位或者住处，人民检察院或公安机关。刑事诉讼法如此规定，显然是为了保证证人能够安全、如实地提供证言。
实践中，一些证人基于种种原因，不愿办案人员到其单位、住处进行询问，也不愿到检察院或公安机关接受询问，或者侦查机关到外地办案，不熟悉地形，到证人所在的单位、住处或通知证人到当地侦查机关提供证言，极不方便。遇到这类情况，办案人员往往会在尊重证人意愿的前提下，提供诸如宾馆等场所作为询问地点。这种做法不仅保护了证人的合法权益，也排除了干扰，保证了取证的顺利进行。
但是，刑诉法对询问证人的地点确实只规定了三种情形，从而使得控辩双方在“侦查机关在刑诉法规定的三种地点之外的其他地点取证是否合法”的问题上，存在较大分歧。如王怀忠的辩护人认为“侦查人员询问证人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由于取证地点不合法，不能排除证人提供证言时说了假话”。针对该辩护意见，法院一审判决书认为：“本案侦查机关是最高人民检察院，而本案的大部分证人居住或者工作在安徽，侦查机关通知证人到侦查人员在外地办案居住的宾馆或招待所进行，是工作需要，没有证据证明有关证人因为取证地点的原因而作了虚假陈述”，二审及最高人民法院对该判决内容也无异议，可见最高人民法院对侦查机关在宾馆询问证人的合法性已经确认。
还有一种情况，证人不去侦查机关提供的地点作证，也不愿意在单位、住处、侦查机关作证，非要到其认为安全的某个地方作证，侦查人员是否允许﹖笔者认为可以允许。刑诉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必须保证一切与案件有关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观地充分地提供证据的条件。证人愿意提供证言，只是对询问地点提出要求，应当尊重证人意志予以同意，这样做，不仅符合法律精神，保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同时也使法律更为人性化，体现了保障人权的宪法精神。
因此，笔者认为刑事诉讼法该条的规定已经不适合司法实践，为了体现法律的严肃性，避免无谓的争论，应对该条款进行必要的修改，也即侦查人员询问证人，可以到证人的所在单位或者住处进行，但是必须出示人民检察院或公安机关的证明文件。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通知证人到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指定的地点提供证言。证人主动提出要求到其认为合适的地点提供证言的，侦查人员可以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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