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社会

　　目前，要对“知识社会”给出一个确切的定义还不可能、不现实，甚至是冒险的，而尽可能详细地预测性探索其特征，并由此来把握它的可能形态，这却是我们应该和必须做的。我们将以丹尼尔·贝尔、彼得·德鲁克以及尼科·斯特尔对知识社会特征的有关论述来展示知识社会的可能图式。

　　⒈丹尼尔·贝尔，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著名的社会学家和未来学家。他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中主要向我们预测了未来知识社会的种种可能状态。贝尔认为，即将来临的后工业社会与以往工业社会有着很大的不同，从总体的广泛特征上说：“如果工业社会以机器技术为基础，后工业社会是由知识技术形成的。如果资本与劳动是工业社会的主要结构特征，那么信息和知识则是后工业社会的主要结构特征。”（贝尔，1997:9）

　　面对“后工业社会”这样一个未来学的概念，贝尔概括性地描绘了其五个基本特征：

　　⒈经济方面：从产品生产经济转变为服务性经济;

　　⒉职业分布：专业与技术人员阶级处于主导地位;

　　⒊中轴原理：理论知识处于中心地位，它是社会变革与制定政策的源泉；

　　⒋未来发展方向：控制技术发展，对技术进行鉴定；

　　⒌制定决策：创造新的‘智能技术’。

　　（贝尔，1997:14）其中，他认为，最显著和最简单的也是他书中最主要阐述的是理论知识的首要性和服务业部门的扩张性这两点。就社会结构的变迁而言，贝尔特别强调了服务业的迅速发展，即大多数劳动力不再从事农业或制造业，而是从事诸如贸易、金融、保健、研究、教育和管理等行业。但是，贝尔认为，服务业的不断扩张正是理论知识在后工业社会中获得首要性和核心地位的表现，因而最值得他在书中论述的还是“理论知识”在后工业社会的中心地位问题。他知道，知识在以往任何社会的运转中都是不可缺少的，然而，以往任何社会都没有像后工业社会这样“给予”知识以如此高的核心地位，即都没有如此地依赖于知识。“后工业社会是围绕着知识组织起来的”（贝尔，1997:21），知识在社会中的“组织”作用使得其本身的性质由此而发生了变化，由边缘转向了中心；知识的发展日益成为各领域发展的先导,也日益成为一个社会发展的战略源泉与动力。

　　而且，贝尔对自己的“后工业社会”概念有这样的一些概说，即：

　　⑴它是用于表征着社会发展转型中的一个过渡。在他看来，后工业社会之“后”并不是指称某种新的社会形态，而是象征着一种过渡。

　　⑵它是用于强调“理论知识”的中心地位和中轴原理；

　　⑶它是用于描述和说明社会转型中的一种“范式”变迁。在他那里，后工业社会的概念并不是一幅完整的社会秩序的图画。

　　⑷它是用于理解和把握转特征及价值挑战的知识社会型中社会结构复杂性的一种方法。他认为，后工业社会的概念就是使西方社会结构的复杂变化更易理解的这样一种方法。

　　可见，贝尔对后工业社会的说明既是一种社会特征的描述，也是一种思维的方式和路标。

　　⒉彼得·德鲁克，美国当代资深经济学家、管理学家。他主要是在《后资本主义社会》一书中阐述了他对知识社会的看法。德鲁克认为，西方历史表明，每隔几百年社会就会发生急剧变化。自二战以来，我们现在又一次处于这样的变化时期，但这次变化已经不再局限于西方的地域，而是在世界范围内展开。当然，这个“世界”也首先是“西方化”了的。这个处于变化与转型中的新社会就是现已存在的“后资本主义社会”。

　　对于该社会的基本特征，德鲁克认为，这个社会的“主要资源将是知识”，“基本经济资源——用经济学家的话来说，就是‘生产资料’——不再是资本、自然资源(经济学家的‘土地’）或‘劳动力’，它现在是并且将来也是知识。”“主要社会团体将是‘知识工作者’”，“他们是知道如何把知识用于生产的知识经济人员、知识专业人员、知识雇员。”因此，德鲁克预测，后资本主义社会所面临的“经济挑战将是知识工作和知识工作者的生产力”，即工作效率问题，其所面对的“社会挑战，则将是该社会中的第二阶级的尊严：服务工作者”，因为他们缺乏成为知识工作者的必要教育程度，因而可能成为社会的反抗者。后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在“知识分子”和“管理人员”之间“将用一种价值观和美学概念的新的两分法来划分”，所以如何调和并“用一种新的综合法来超越这种两分法，将是一次哲学上和教育上对后资本主义社会最主要的挑战。”（德鲁克,1998:4、8-9）。

　　由于知识是后资本主义社会的最主要资源，它根本地改变了整个社会结构，即不仅创造了新的社会动力，创造了新的经济发展动力，而且创造了新的政治模式与动力。因而，德鲁克认为，它也必然引起整个管理范式(management paradigm）的根本性革命，即“知识正被应用于知识”。“提供知识以找出应用现有知识创造效益的最佳方法，事实上就是我们所说的管理”，“管理部门是知识社会的通用机构”（德鲁克,1998:45-46）。它不仅限于经济领域，还将扩展到社会的各个方面。于是，与贝尔的观点相似，知识在德鲁克这里，在知识社会中，也进入了核心地位。

　　⒊尼科·斯特尔，加拿大阿尔伯特大学社会学教授。从其《知识社会》一书就可看出他对未来知识社会的直接关注。斯特尔认为，即将到来的社会之所以被称为“知识社会”，是因为它的发展是受着“知识”驱动的。当然，这种社会的到来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不是一个革命性的突发。在这个渐进的过程中，经济领域是首发的敏感区。

　　对于知识社会所具有的特征，斯特尔在考察了包括贝尔、德鲁克等学者对未来知识社会特征的论述后，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主要有：

　　⑴在科学和技术的帮助下，“社会作用于它自身、作用于它的各种机构和它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等方面的行为能力”的提高；

　　⑵充分就业成为历史，“恢复充分就业……在知识社会是不再可行的了”；

　　⑶“知识社会的主要特性是知识价值论，而不是劳动价值论”（赞同贝尔的观点）；

　　⑷知识社会是一个可以控制的社会，因为“一旦社会按照知识而被组织起来时，它就成了可以控制的了”；

　　⑸社会的脆弱性更加突出，即“社会结构和人类建构物的脆弱程度在知识社会中普遍上升”；

　　⑹伴随着社会自制力的增强，自毁性也增大，“知识社会在前所未有的程度上，是以当然包括摧毁其自身的能力在内的自制的社会关系和自制的未来为特征的”；

　　⑺未来知识社会将是更难预测的，即由于“存在着（a）知识本身的偶然性和（b）作为知识向社会的日益渗透之结果的社会关系的更大的偶然性。……未来比起以往任何时候来都更加难以想象”（斯特尔，1998）。因此，在斯特尔看来，可以用不可预测性、不确定性和脆弱性来概括知识社会的总体特征。

　　可见，知识在未来知识社会之包括经济活动在内的一切活动中的决定性作用已成为这些学者不争的共识，只是他们对知识社会之特征的预测性描述略有差异，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即便是对现实社会的特征的概括都尚存歧义，更何况是对一个未来社会的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