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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民先治吏
【前言】纵观事物的兴亡,大致可以分为五个阶段。兴起、发展、高潮、衰败、落幕。
以西汉来看,陈王奋起挥黄钺,秦灭,汉兴,这期间天下沸腾,战争不止,高祖以合伙人制度起于民间,汉朝建立以后,高祖吕后时期一直在在解决合伙人问题,即解决异姓王问题。
权力的接力棒传到了文帝手上,此时天下刚刚从糜烂状态恢复统一没多久,国力虚弱,无为既是有为,只要不去干扰百姓,百姓就能自己发展。
到了景帝时期,同姓王开始做大,开始反噬中央,严重压迫了国力的发展空间,天下复苏而中央汲取不到养分,财政部搞不到钱,这是个问题,所以景帝朝又在解决同姓王问题,最终睢阳一战,重创七国,解决了同姓王问题最关键的一步。
权力传承到武帝手上,顺势就以推恩令解决了同姓诸侯问题,达到了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效果。但此时一直压着的外部问题又开始凸显出来,即匈奴问题。解决匈奴问题要打仗,打仗要钱要资源,要钱要资源就要权力高度集中,因此在武帝朝,集权、搞钱、打匈奴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也因此创造性的迸发出高效的搞钱手段。
紧接着到了宣帝朝,此时,异姓王、同姓王、匈奴问题都已经基本解决,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所有的强大对手都被踩在脚下,刀光剑影和鼓角争鸣统统远去,在这个时候,社会各阶级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空前热烈,治国富民成为时代的主旋律,时逢汉宣,汉朝迎来了综合国力的巅峰,史称孝宣中兴。
治大国如烹小鲜。治国先治吏,治民先治官,我们来看看汉宣帝是如何治国的。
【材料】《资治通鉴》汉纪 孝宣皇帝 地节二年 前68年
帝兴于闾阎,知民事之艰难。霍光既薨,始亲政事,厉精为治,五日一听事。
自丞相以下各奉职奏事,敷奏其言,考试功能。
侍中、尚书功劳当迁及有异善,厚加赏赐,至于子孙,终不改易。枢机周密,品式具备,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
及拜刺史、守、相,辄亲见问,观其所由,退而考察所行以质其言,有名实不相应,必知其所必然。
常称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叹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讼理也。与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
以为太守,吏民之本,数变易则下不安;民知其将久,不可欺罔,乃服从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辄以玺书勉厉,增秩,赐金,或爵至关内侯;
公卿缺,则选诸所表,以次用之。是以汉世良吏,于是为盛,称中兴焉。
【译文】皇上生长于民间,了解老百姓的艰难困苦。霍光死后,皇上开始亲政,励精图治,每五天就要上朝。
【评注】汉制惯例五日一朝,但上朝很累,很多皇帝并不这么干,比如说汉武帝就经常住在城外的甘露宫,不怎么上朝,政事决于一身,所以五日一朝算是很勤快的
群臣自丞相以下都要各自奏报自己负责的事务,再将他们的解决方案下达有关部门试行,考察验证其效果。
无为而无不为,人主切忌替什么都自己决定,如果什么都自己决定,坏处有很多。
一是不能验证下属的忠奸,什么都自己拍板了看不到下属的态度,容易被附和;
二是不能分辨下属的能力,什么都自己决定,看不到下属的想法,无法评判下属的能力;
三是事必躬亲折寿,诸葛亮了解一下;
四是下属容易形成路径依赖,得不到锻炼。培养不出有能力的下属,容易造成人才断层;
五是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人主精力有限,也不可能什么都懂,容易做出错误的决定;
六是让属下自己提解决方案,不会损害人主权威,有功领导占大头,有过下属自己背锅。
凡是担任侍中、尚书的官员,有功劳应当升迁的,或有特殊才能的,往往厚加赏赐,甚至赏及他们的子孙,始终不变动他们的职位。对各项朝政大事的决策,周密详备;君臣上下关系融洽,没有人抱着混吃等死的态度办事。
侍中是加官,表示有出入禁中、顾问应对,位次常侍的权限,是皇帝的随身参谋,到了魏晋南北朝以后,侍中实际上已经代替了宰相的权力;
尚书是处理文书奏章的职位,所有的文书出入都要经过尚书,西汉时期尚书令位低权重,到了隋唐时期成为实际上的宰相,即后世三省六部的尚书省,最高长官尚书令,比如说李世民就曾担任尚书令。
担任侍中、尚书的官员,也有升迁需求,汉宣帝之所以要减少这两个职位的人员流动,是因为这两个职位都是经常跟皇帝打交道的职位,接触的都是国家机密,所以知情人越少越好。
知情人多了,容易泄露国家机密,对皇帝不利,对国家也不利。所以这两个位置一般犯错不会被处理,但一旦被处理,那就是九死一生,因为皇帝要保密,要灭口。
至于任命州刺史、郡太守、封国丞相等高级地方官,皇上总是亲自召见,详加询问,了解他的抱负和打算,再考察他赴任后的行为,看是否和他当初说的一样,凡是发现言行不一致的,一定要追究原因何在。
作为管理者,一个人能管理的人是有限的,因为精力是有限的,管理在精不再多,如果不顾实际情况,强行管理,容易造成流于形式,沦为表面工作。
在有限的精力下,抓住主要矛盾就显得尤其重要,微操是要不得的,只会因小失大。
皇上常常念叨:“老百姓之所以能安居乐业,没有叹息怨恨政府的人,主要是因为当政者公平清明,立法、司法和执法合乎情理。能和我共建和谐社会的,正是这些高级地方官!”
为官一方,任何一个举动,都可以影响成千上万人的命运,甚至是上百万人的命运,因此地方主官的选择就显得尤其重要。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如果政治主官没有选对,对一个地区的影响是致命的,造成的伤害是灾难性的。
同时,再好的制度也需要人去执行,中央政策的第一手受众正是这些官员,如果主政者没有选对,或者选对了而缺乏监督,再好的干部也要变质,再好的制度也要变味。
皇上认为郡太守是治理百姓的关键,如变换频繁则易引起百姓不安;只有让百姓知道他们的父母官将长期留任,便不会生出蒙蔽欺罔的侥幸心理,这样才能使得他们服从教化,安于本分。
未必是这样,要不要频繁更换政治主官,还是要看政治诉求,以及时代的主要矛盾。
频繁更换主官有利于防止出现地方割据,频繁的调动有利于防止出现地方性利益集团,更有利于中央权力的集中;
而不频繁更换主官则有利于政策的贯彻落实,如果惯例是待几年就走,官员为了刷政绩,谋取政治前途,极容易萌生杀鸡取卵的想法,透支地方的发展潜力,为自己的仕途添砖加瓦,哪管走后一片狼藉,洪水滔天。
所以凡是地方高级官员政绩突出的,皇上总是正式颁布诏书加以勉励,增加他的官阶,俸禄,赏赐黄金,或赐予关内侯爵位;
遇有公卿职位有空缺的,则按照他们平时所受到奖励的先后、多少,依次挑选补任。因此,汉朝的良吏,在这时最盛,史称孝宣中兴。
治国无外乎赏罚二柄,赏罚不行,就算是管仲、诸葛亮在世,也治理不好国家,把这两样权力抓在手上,是搞团队的根本。
汉宣帝把赏罚和升迁挂钩,把赏罚标准量化了,官员的升迁看所得赏罚的先后和多少,容易激发官僚集团的积极性,同时避免拉帮结派和圈子文化,不失为一桩创举。
但也有一个弊端,那就是老而不死是为贼,长此以往,地方官员会盼着中央官员下台。一个萝卜一个坑,只有中央官员下台,地方官才有上位的机会。这样就容易造成中央和地方的对立,地方官员仇视中央官员,中央官员防着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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