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纵观事物的兴亡,大致可以分为五个阶段。兴起、发展、高潮、衰败、落幕。
以西汉来看,陈王奋起挥黄钺,秦灭,汉兴,这期间天下沸腾,战争不止,高祖以合伙人制度起于民间,汉朝建立以后,高祖吕后时期一直在在解决合伙人问题,即解决异姓王问题。权力的接力棒传到了文帝手上,此时天下刚刚从糜烂状态恢复统一没多久,国力虚弱,无为既是有为,只要不去干扰百姓,百姓就能自己发展。
到了景帝时期,同姓王开始做大,开始反噬中央,严重压迫了国力的发展空间,天下复苏而中央汲取不到养分,财政部搞不到钱,这是个问题,所以景帝朝又在解决同姓王问题,最终睢阳一战,重创七国,解决了同姓王问题最关键的一步。
权力传承到武帝手上,顺势就以推恩令解决了同姓诸侯问题,达到了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效果。但此时一直压着的外部问题又开始凸显出来,即匈奴问题。解决匈奴问题要打仗,打仗要钱要资源,要钱要资源就要权力高度集中,因此在武帝朝,集权、搞钱、打匈奴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也因此创造性的迸发出高效的搞钱手段。紧接着到了宣帝朝,此时,异姓王、同姓王、匈奴问题都已经基本解决,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所有的强大对手都被踩在脚下,刀光剑影和鼓角争鸣统统远去,在这个时候,社会各阶级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空前热烈,治国富民成为时代的主旋律,时逢汉宣,汉朝迎来了综合国力的巅峰,史称孝宣中兴。治大国如烹小鲜。治国先治吏,治民先治官,我们来看看汉宣帝是如何治国的。【材料】《资治通鉴》汉纪 孝宣皇帝 地节二年 前68年帝兴于闾阎,知民事之艰难。霍光既薨,始亲政事,厉精为治,五日一听事。侍中、尚书功劳当迁及有异善,厚加赏赐,至于子孙,终不改易。枢机周密,品式具备,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及拜刺史、守、相,辄亲见问,观其所由,退而考察所行以质其言,有名实不相应,必知其所必然。常称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叹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讼理也。与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以为太守,吏民之本,数变易则下不安;民知其将久,不可欺罔,乃服从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辄以玺书勉厉,增秩,赐金,或爵至关内侯;公卿缺,则选诸所表,以次用之。是以汉世良吏,于是为盛,称中兴焉。【译文】皇上生长于民间,了解老百姓的艰难困苦。霍光死后,皇上开始亲政,励精图治,每五天就要上朝。
【评注】汉制惯例五日一朝,但上朝很累,很多皇帝并不这么干,比如说汉武帝就经常住在城外的甘露宫,不怎么上朝,政事决于一身,所以五日一朝算是很勤快的群臣自丞相以下都要各自奏报自己负责的事务,再将他们的解决方案下达有关部门试行,考察验证其效果。无为而无不为,人主切忌替什么都自己决定,如果什么都自己决定,坏处有很多。一是不能验证下属的忠奸,什么都自己拍板了看不到下属的态度,容易被附和;二是不能分辨下属的能力,什么都自己决定,看不到下属的想法,无法评判下属的能力;四是下属容易形成路径依赖,得不到锻炼。培养不出有能力的下属,容易造成人才断层;五是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人主精力有限,也不可能什么都懂,容易做出错误的决定;六是让属下自己提解决方案,不会损害人主权威,有功领导占大头,有过下属自己背锅。凡是担任侍中、尚书的官员,有功劳应当升迁的,或有特殊才能的,往往厚加赏赐,甚至赏及他们的子孙,始终不变动他们的职位。对各项朝政大事的决策,周密详备;君臣上下关系融洽,没有人抱着混吃等死的态度办事。侍中是加官,表示有出入禁中、顾问应对,位次常侍的权限,是皇帝的随身参谋,到了魏晋南北朝以后,侍中实际上已经代替了宰相的权力;尚书是处理文书奏章的职位,所有的文书出入都要经过尚书,西汉时期尚书令位低权重,到了隋唐时期成为实际上的宰相,即后世三省六部的尚书省,最高长官尚书令,比如说李世民就曾担任尚书令。担任侍中、尚书的官员,也有升迁需求,汉宣帝之所以要减少这两个职位的人员流动,是因为这两个职位都是经常跟皇帝打交道的职位,接触的都是国家机密,所以知情人越少越好。知情人多了,容易泄露国家机密,对皇帝不利,对国家也不利。所以这两个位置一般犯错不会被处理,但一旦被处理,那就是九死一生,因为皇帝要保密,要灭口。至于任命州刺史、郡太守、封国丞相等高级地方官,皇上总是亲自召见,详加询问,了解他的抱负和打算,再考察他赴任后的行为,看是否和他当初说的一样,凡是发现言行不一致的,一定要追究原因何在。作为管理者,一个人能管理的人是有限的,因为精力是有限的,管理在精不再多,如果不顾实际情况,强行管理,容易造成流于形式,沦为表面工作。在有限的精力下,抓住主要矛盾就显得尤其重要,微操是要不得的,只会因小失大。皇上常常念叨:“老百姓之所以能安居乐业,没有叹息怨恨政府的人,主要是因为当政者公平清明,立法、司法和执法合乎情理。能和我共建和谐社会的,正是这些高级地方官!”为官一方,任何一个举动,都可以影响成千上万人的命运,甚至是上百万人的命运,因此地方主官的选择就显得尤其重要。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如果政治主官没有选对,对一个地区的影响是致命的,造成的伤害是灾难性的。
同时,再好的制度也需要人去执行,中央政策的第一手受众正是这些官员,如果主政者没有选对,或者选对了而缺乏监督,再好的干部也要变质,再好的制度也要变味。皇上认为郡太守是治理百姓的关键,如变换频繁则易引起百姓不安;只有让百姓知道他们的父母官将长期留任,便不会生出蒙蔽欺罔的侥幸心理,这样才能使得他们服从教化,安于本分。未必是这样,要不要频繁更换政治主官,还是要看政治诉求,以及时代的主要矛盾。频繁更换主官有利于防止出现地方割据,频繁的调动有利于防止出现地方性利益集团,更有利于中央权力的集中;而不频繁更换主官则有利于政策的贯彻落实,如果惯例是待几年就走,官员为了刷政绩,谋取政治前途,极容易萌生杀鸡取卵的想法,透支地方的发展潜力,为自己的仕途添砖加瓦,哪管走后一片狼藉,洪水滔天。所以凡是地方高级官员政绩突出的,皇上总是正式颁布诏书加以勉励,增加他的官阶,俸禄,赏赐黄金,或赐予关内侯爵位;遇有公卿职位有空缺的,则按照他们平时所受到奖励的先后、多少,依次挑选补任。因此,汉朝的良吏,在这时最盛,史称孝宣中兴。治国无外乎赏罚二柄,赏罚不行,就算是管仲、诸葛亮在世,也治理不好国家,把这两样权力抓在手上,是搞团队的根本。
汉宣帝把赏罚和升迁挂钩,把赏罚标准量化了,官员的升迁看所得赏罚的先后和多少,容易激发官僚集团的积极性,同时避免拉帮结派和圈子文化,不失为一桩创举。但也有一个弊端,那就是老而不死是为贼,长此以往,地方官员会盼着中央官员下台。一个萝卜一个坑,只有中央官员下台,地方官才有上位的机会。这样就容易造成中央和地方的对立,地方官员仇视中央官员,中央官员防着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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