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终生注重家庭教育，从传统文化中寻找依据，独创一套家教理论和方法。
他强调持家教子，修身立志，对长辈悉心问候，对同辈劝诫勉励，对子孙严格鞭策，不厌其烦，而且注重以身垂范。其严谨的家风使得家族后裔人才辈出，在学术、科技、文化等领域很有成就，在中国历史上是一种罕见的现象，构成了一种特有的家族文化，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典型代表。
家庭日用中有学问
原文
今人都将学字看错了，若细读“贤贤易色”一章，则绝大学问，即在家庭日用之间。于孝弟两字上尽一分便是一分学，尽十分便是十分学。今人读书，皆为科名起见，于孝弟伦纪之大，反似与书不相关。殊不知书上所载的，作文时所代圣贤说的，无非要明白这个道理。若果事事做得，即下笔说不出何妨？若事事不能做，并有亏于伦纪之大，则文章说得好，亦只算个名教中之罪人。
贤弟性情真挚，而短于诗文，何不日日在孝弟两字上用功？《曲礼》《内则》所说的，句句依他做出，务使祖父母、父母、叔父母无一时不安乐，无一时不顺适；下而兄弟妻子，皆蔼然有恩，秩然有序，此真大学问也。若诗文不好，此小事不足计，即好极，亦不值一钱。不知贤弟肯听此语否？
科名之所以可贵者，谓其足以承堂上之欢也，谓禄仕可以养亲也，今吾得之矣。即使诸弟不得，亦可以承欢，可以养亲，何必兄弟尽得哉？贤弟若细思此理，但于孝弟上用功，不于诗文上用功，则诗文不期进而自进矣。
唐浩明评点
这段话是道光二十三年六月曾氏给诸弟信中，专门针对四弟的来信而写的。
当年二十三岁的四弟国潢为诗文功名所困，向大哥写信道心中的苦恼。对于文才短缺而又不很热中科名的老四，曾氏说了这一番话。
这番话既有目的性很明确的指向，也同时具有普遍的意义，尤其是“绝大学问即在家庭日用之间”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
在曾氏那个时代，学问的最大体现便是在于能很好地处理方方面面的人事关系。家庭虽小，日用虽细，但也存在并不简单的人事， 要将这些处置得妥当熨帖，也不容易，这里面大有学问。
当然，我们现在所说的学问还增加了科学技术这一门类，相对于人事而言，可称之为物事。有的人人事不行，物事好，你不能说他没学问；但既然身为一个人，便不能超越于人事之外，物事学问再好，也得要有起码的人事学问，否则物事学问的发挥也会受到影响，故而家庭日常中的学问是每个人都不能忽视的。
孝友之家可绵延十代八代
原文
吾细思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其子孙始而骄佚，继而流荡，终而沟壑，而庆延一二代鲜矣。商贾之家，勤俭者能延三四代；耕读之家，谨朴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以绵延十代八代。
我今赖祖宗之积累，少年早达，深恐其以一身享用殆尽，故教诸弟及儿辈，但愿其为耕读、孝友之家，不愿其为仕宦之家。
唐浩明评点
曾氏列出四种家庭，即官宦之家、商贾之家、耕读之家及孝友之家。
其实，官宦、商贾、耕读，指的是家庭赖以生存的收入来源，孝友指的是家庭内部的伦理和谐。它不宜与前三种并列为一种家庭形式。
理论上说，孝友可在官宦、商贾家中体现，也可在耕读家中体现， 但事实上，权、钱易于使人堕落，故而孝友在官家商家中少见，家贫则反而易出孝子。如果家庭内部真正做到了孝友，无论是官是商， 还是耕读，家中的福分都是可以多绵延几代的。
不积银钱遗子弟
原文
仁宦之家，不蓄积银钱，使子弟自觉一无可恃。一日不勤，则将有饥寒之患，则子弟渐渐勤劳，知谋所以自立矣。
唐浩明评点
好逸恶劳，是人的本性，若有钱，则不愿意劳作吃苦。不如不给他们坐享安逸的凭恃，逼他们去以劳作而自立。这就是有见识的父母的良苦用心。
治家八字诀
原文
家中一切，自沅弟去冬归去，规模大备，惟书、蔬、鱼、猪及扫屋、种竹等事，系祖父以来相传家法，无论世界之兴衰，此数事不可不尽心。
凡屋高而天井小者，风难入，日亦难入，必须设法祛散湿气，乃不生病。至嘱至嘱。
余与沅弟论治家之道，一切以星冈公为法，大约有八字诀，其四字，即上年所称“书、蔬、鱼、猪”也，又四字，则曰“早、扫、考、宝”。早者，起早也；扫者，扫屋也；考者，祖先祭祀，敬奉显考、王考、曾祖考，而妣可该也；宝者，亲族乡里，时时周旋，贺喜吊丧，问疾济急。星冈公尝曰：“人待人，无价之宝也。”星冈公生平于此数端，最为认真，故余戏述为八字诀曰书、蔬、鱼、猪、早、扫、考、宝也。
唐浩明评点
曾氏一再称他的治家之道是从他的祖父星冈公那里学来的，相信他说的是事实。不过笔者认为，曾氏对乃祖的家法在继承的基础上一定有许多发展与提高，至少他加以条理化、系统化、理论化了。这八字诀就是其中一个典型例子。
以上内容摘选自
《唐浩明评点曾国藩语录》
青岛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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