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西汉打通丝绸之路，在河西走廊设置“西域都护府”以来，西域一直是中外文化交流和经济贸易往来的窗口。
而国力强盛、经济繁荣、开放包容的唐朝，更是继续设置行政体系完备的安西都护府和北庭都护府。
期间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促进了汉地与西域各国的文化交流，在对外开放上达到了历史上的顶峰。
西汉丝绸之路的开创者张骞（资料图）
文化交流都是双向的，既有西域文化的传入，也有汉地文化的输出。在军事和经济都强盛的唐朝，尊崇老子为始祖，立道教为国教，故道教文化的输出则显得尤为重要。
《新唐书》二二一卷上《天竺传》就记载西域各国接受唐朝服化，请老子像的事迹：
贞观二十二年，太宗遣右卫率府长史王玄策使其国，未至，国人乱，玄策挺身奔吐蕃西鄙，檄召邻国兵，击之，胜。迩没路国献异物，并上地图，请老子像。
在唐太宗时期又有东天竺王请求将《道德经》翻译为梵文。
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西域使李义上表唐太宗时提及，东天竺童子王要求翻译汉地在佛教传入之前就有的圣典和说教，以流传西域，供当地人学习和信奉。《集古今佛道论衡》记载了此事：
东天竺童子王所，未有佛法，外道宗盛。臣已告云：‘支那大国未有佛教已前，旧有得圣人说经，在俗流布，但此文不来。若得闻者，必当信奉。’彼王言：‘卿还本国，译为梵言，我欲见之必。’道：‘越此徒传通，不晚。’
西安大慈恩寺是唐代三大译场，玄奘即在此译经（资料图）
于是就有了唐太宗敕令道士蔡晃、成玄英和高僧玄奘等共译《道德经》的历史事件。
但要将《老子》转译为梵文，其难度也不亚于译梵为汉。在这场翻译中，引出的一个话题就是：翻译《老子》时，究竟要怎么理解《老子》文本的内容？文中记载：
然老之《道德》，文止五千。无论解之，但有群注。自余千卷，事杂符图。张葛之咠附，非老君之气叶。又《道德》两卷，词旨沉深。
汉景重之，诚不虚及(反？)。至如何晏、王弼、严遵(道)、钟会、顾欢、萧绎、卢景裕、韦处玄之流数十余家，注解老经，指归非一。
这里说的是，从《老子》五千言写出开始，至唐朝玄奘时期，对《老子》的注释不下十几种。
有先秦韩非的《解老》，河上公的《老子河上公章句》，严君平的《老子指归》，何晏的《老子道德论》，王弼的《老子指略》等等，其中对老子的理解都有所不同，侧重也不一样。
所以翻译《道德经》，首先就得对《道德经》进行深入的理解。
如果仅仅采用其中一种注解或翻译者的理解去翻译，那么译文的意义就只仅限于该注解或翻译者的那种理解，很难说是《老子》的本意，这便是问题所在。
玄奘因认为道教道家有所不同而不愿翻译河上公的序（资料图）
《道德经》的注释者们，在经典的基础上，结合他们的时代精神以及自己的生命体验作进一步的发挥，从而使经典诠释具有一种时代感。
注释所阐发的意义确实为经典文本的诠释注入了新鲜的活力。
通过诠释，我们古老的文化传统，那些流传了数千年的经典，获得了新的生命力。在这次翻译中，玄奘就表示不翻译《河上公序》，原因可能就是玄奘理解的《老子》和河上公理解的《老子》主旨不同的缘故：河上序胤缺而不出。
成英曰：“老经幽秘，闻必具仪。非夫序胤，何以开悟？请为翻度，惠彼边戎。”奘曰：“观老存身存国之文，文词具矣。叩齿咽液之序，序实惊人，……将恐两关异国有愧乡(卿，误)邦。”英等不惬其情，以事陈诸朝宰。
梵文贝叶（资料图）
玄奘把《老子》理解成一种玄理，即现在所谓的哲学思想。而河上公则挖掘的是《老子》中的养生之术，同时也包含治国治身的道理。
究竟哪种《老子》的注释应该被确定为翻译的版本？这不仅仅是“格义”的问题，也是诠释的问题。
类似的，我们也能想到现代学术上对“道教”定义的争论。很多人受科学和人文精神的影响，更愿意把“道家”和“道教”区分开来。但要是追溯道家的历史源头，又会发现，道家和道教彼此又分离不开。
上文所提的关于《老子》译梵问题的争论给我们的启发是：首先，一种文化传入到另一文化区域，“格义”不仅是必须的也是必要的。
陈寅恪先生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指出：“释迦之教义，与吾国传统之学说，存在之制度，无一不相冲突。输入之后，若久不变易，则决难保持。是以佛教学说，能于吾国思想史上，发生重大久远之影响者，皆经国人吸收改造之过程。”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资料图）
所以文化的交流，并不是单向的交流，更多的是一种双向交流，也不是被动消极地接受，而是两者都有主动的意愿去接受。
其次，对经典的注解，就包含着注解者自身对经典的独特理解，这也展现了经典文本的开放性，也是经典之所以为经典，具有鲜活的生命力之所在。最后，我们对文化的交流要持有一种开放的包容性，这样才不至于固步自封。
《道德经》说：“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
道教强调“上善若水，虚怀若谷”，站在“道”的层面上看问题，才一直能够有着强大的包容性，而自身也能够在新的环境里不断发展和创新。
（编辑：灵瑾）
声明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