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以“义战”为核心的战争观。 春秋末期战争频繁且日益残酷，孔子以他的“道”为政治标准衡量当时的战争，区分战争的性质，他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孔子的战争观是从有道与无道的判断中得来的。孔子认为争伐自诸侯出是天下无道的表现，这种战争就是不义之战。孔子把战争明确划分为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两大类。凡是拯民于水火，吊民罚罪，为维护大一统局面，为实施仁政开辟道路的战争都是义战，应该支持和拥护。相反，为争名逐利，戕害生灵，强凌弱众暴寡的兼并战争都属于不义之战，应该坚决反对和谴责。
孔子对战争持十分慎重的态度，“子之所慎：斋、战、疾。”但并不一概地反对战争，而是严格地用义与不义相区别，认为战争应该是一种禁暴除害高尚正义的事业。在中国古文字中，征与政都从正，即含有正义、匡正的意思。在兴师征伐的战略决策上，主张以兵昭德，以义昭不义。孔子的战争观立足于战争的性质，从战争与政治的关系看战争的功能与作用，因而反对不义的侵略战争，反对违背道义原则的战争。“义”是儒家学说的根本观点，“义”的基本含义是指行为对道德规范的自觉遵守。孔子把义的概念引入战争，系统地提出义战理论，这是孔子军事教育思想的一个根本观点，它揭示了军事与政治之间的内在关系，从而使其战争观在哲学上得到升华，在理论上趋于成熟。
孔子的“义战”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历代儒家始终高举“义战”这面旗帜，并形成了有鲜明特色的中国兵学的战争规范。孔子首倡义战始于公元前五世纪，距今已经二千五百年了。西方与此相似的理论有所谓“正义战争论”，它的思想渊源是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正义论”，以及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提出的把“正义因素引入战争领域”说。但形成理论体系还是在中世纪时期，由***神父阿奎那完成的，他提出了战争正义论三原则：战争必须要有一个法定的统治权威来宣布；战争必须以正义事业为目的；战争必须出于正确的动机，既要达到善良的目标，又要避免邪恶的行为。这一理论在西方影响至深。中西比较，这一理论观点和基本行为规范，在中国产生的更为久远，而在西方近现代发展得较为完善。
（二）崇尚人本精神，强调民为兵本。 孔子从理性上把人们信仰中的神抛在一边，把人还给社会，在处理人与神的关系时，突出人的价值，轻鬼神重人事。据《论语》载：“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孔子认为：“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孔子虽然没有彻底否定神的存在，却时而流露出这种意念。他曾对学生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这里，孔子已经把神化的天还原为自然的天体，认为天并不是有意志的人格神。表明中国传统人文思想对神道观念的改造和修正更加趋于理性。人们开始逐渐在思想领域中剔出天命观念，主张天人相分、重民轻神、先人而后神。
孔子高度重视取信于民的重要言，认为人心向背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首要条件。据《论语》载：“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孔子回答子贡问怎样治理政事，孔子把民信放在首位。重视民心归向对战争成败的意义，是孔子战争观的基本价值取向。取信于民的思想成为历代政治家、军事家的政治信条。
孔子强调富民以争取民心归附。他认识到富民对战争的根本意义和重大作用，在《论语》中多处论及富民、惠民、贵民、重民、济民、教民、博施于民，基本精神是在经济上发展生产，使民众富裕，积聚民力，增强国力，在政治上赢得民心，巩固统治，在军事上，民众为攻战之本，是攻战所需要的物力和人力来源。攻战依赖民众，民力强，攻战才能有起码的保障。富民是治国强兵之本，是孔子民为兵本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孔子重视民心、民力对战争的制约作用，构成了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民本思想的实质性内容，也是中国古代的优良军事传统。孔子的民为兵本思想是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精华，它反映了孔子军事教育思想的战略意识，也反映了中国古代军事理论趋向成熟。
（三）“大一统”观念，以战止乱。渴望统一、维护统一是先哲们十分重视的社会理想。孔子面对春秋末期“礼崩乐坏”的局面，大声疾呼“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力求维护统一的政治局面。孔子的大一统观念是儒家社会理想的核心。“大一统”观念高度尊崇和重视国家统一，反对分裂，历经数千年而不变，与传统文化中的尚同贵一精神密不可分，孔子主张“大同”，墨子倡言“尚同”，孟子提出“定于一”。中国历史上，凡是有作为的有才略的政治家都把一匡天下、河山统一，作为政治目标。中国军事发展史的主导趋势是谋求统一。一部中华民族战争史可以说就是一部为统一而战的历史。
（四）“义勇”精神是战争取胜之本，也是军人武德内容之一。“智、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勇”是人类最美好的品格之一，是天下具有普遍性的道德。“尚勇”对于军人来说更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孔子说：“战阵有列矣而勇为本。”勇敢为战争取胜之本，这一思想为后代兵家所普遍接受，“夫战，勇气也。”“器械为宝，勇斗为首”，“三军勇斗，莫我能御。”战争是勇敢者的舞台，“勇”成为传统武德之一。孙子把勇列为将领五德之一，后代类似提法虽略有差异，但“勇”不可或缺。《六韬·论将》称：“将有五材：勇、智、仁、信、忠”，更把勇排在了将德的首位。
孔子倡导智勇。教导只有勇敢是不够的，勇敢不仅受仁义的制约，还要以智谋为依凭。只有刻苦学习以砥砺自己，才能成为有勇有谋的人。
孔子倡导义勇。他认为遵循道义的行为才称得上勇敢，勇要接受仁义的统率和支配，要把勇纳入仁义的轨道。认为“仁者必勇”，“见义勇为”，“知耻近乎勇”。孔子崇尚志气和节操的培养。他认为坚持正义，在民族危急的关头或强大的压力面前不屈服是一种高尚的人格。“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孔子又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孔子认为为了道义，为了理想，应该连死都不惧怕，这就是义勇精神。 孔子认为勇敢不能等同于鲁莽，因一时冲动，拔剑而起，挺身而出，这是匹夫之勇。
直至今日，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正是继承与发扬了孔子所倡导的“义勇”精神，激励着中华民族百折不挠地前进。
（五）注重教化是以礼治军的中心内容。首先，重视教化，强调政治思想教育在军队中的重要作用。孔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 其次，强调将帅和军人的道德品质修养。孔子有“文治武备”、“柔远能迩”思想；在战争决策的道德依据，提出了“义战”理论；在军人道德修养方面，提出了智、仁、勇三达德及一系列道德修养准则都是将帅和军人不可或缺的道德修养。孔子强调武德在维系国家命运中的支柱作用，强调武德在战争中的决定作用，形成中国传统军事教育思想的一大特色。 再次，倡导爱国主义精神。他说：“能执干戈以卫社稷，可无殇也。”，“苟利国家，死生以之”。“临患不忘国，忠也；图国忘死，贞也”。“人有恒言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历史上，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孔子的倡导功莫大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