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方言,是徽州人云游四海的一块抹不掉、洗不净的“胎记”,也是体现徽州人精神性格的商品标识。多少年来,人们对这种陌生的语言成因及特点,进行过大量的调查研究,以求寻找到准确的答案,捕捉到演变规律,并从中发现徽州人口迁移,给社会结构带来的冲击和变化。但这种至今仍充满活力的方言,总是让人难以捉摸,让人难以亲近。到过徽州的人,首先会被这“怪异”的方言古语所懵懂。这个似曾相识,又觉陌生的语言世界,撩给人们一个个不解之谜,也给人们带来了更多的惊奇诧异。
语言是人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人类走向社会的工具。它是逻辑思维形成和情感表达、信息交流、社会交际必不可少的工具。徽州方言,又名“徽州话”或“徽语”,与闽、粤、苏、浙四大方言并列。这与中原地带人类种群迁徙的联系十分密切,形成了以皖南为中心,包括浙之衢州,赣之饶州部分区域。徽州方言,跟闽、粤、苏、浙诸方言一样,都萌芽于中原古语。但由于历史的环境差异,它与其它方言间的差别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来愈大,且更多地保留了远古的口头语辞和形象表达习惯。这种方言,至今仍是“徽州一府六县”的主要地方方言。徽州方言实际上是指歙县话、绩溪话、休宁话、黟县话、祁门话、婺源话,至于解放后曾划归徽州地区的旌德县、太平县、石台县,其语多属下江官话,一般不列入徽州方言。由于历史上歙县长期为州治、郡治,统辖休宁、绩溪等地,所谓徽州方言当以歙县话为代表。可是抗日战争时期,沿海及外地人纷纷迁入屯溪,于是屯溪人口激增,曾有“小上海”之称。解放后屯溪又长期为地区所在地,是徽州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所以屯溪话就成了当代徽州方言的代表。因此,徵州方言可分为屯溪话、歙县话、绩溪话、黟县话、祁门话、休宁话、婺源话等七个次方言区。而在每一个次方言区内,又存在着“五里不同俗,十里不同音”的情况。如绩溪话,以徽岭为界,又分为岭南话与岭北话两大子区域。子区域中,又分若干土话圈。如岭北有坦头话、大源话、临溪话、上庄话。土话圈中又有核心区、缓冲区、扩散区。尤其是徽州边沿地界,方言交*重迭,错综复杂。方言的形成,有着复杂的政治因素、地理因素、文化因素。徽州方言,是以徽州人和徽州区域为主要对象的。这些当初生活在中原地带的家族举家南迁,最为明显的信号是引起了语言的种属分化。徽州历史上经历了三次大的人口迁徙,先后有七十八个大姓落户定居,并在此繁衍生息。当外来种姓反客为主,成为当地最大种姓时,外来语言就占据了主导地位。而古老土著人的语言,退而求次。因此,徽州方言语种的主要来源,正是基于战争引起的人口集中迁徙。战争这种人为外力冲击,打乱了当地山越人语言的平静和纯洁。生活社区重组,促进了人群的流散和语言交流的速度,导致了新的语言社区整合。另一方面,徽州东有鄣山之固,西有浙岭之塞,南有江滩之险,北有黄山之隘,是典型的封闭山区。隔山不便交流,隔河难以来往。相对独立且偏僻的地理单元,半封闭的山居方式,阻止了居民与边缘地界外来语言的同化,阻碍了语言自身的发展。反过来,也促进了徽州方言特点的形成和定型。一些古语古词并及其原始表达方式没有被淘汰,语言环境的相对闭塞起了十分紧要的作用。徽州方言的顽固性,基于徽州人聚族而居的习性。这种群居习俗,不仅在政治上形成了强大的宗法自治体系,而且在语言上,也形成了自己的独立王国。正是这样的语言环境,造就了徽州语言的个性,使得中原地带古语音古语言和土著山越语言的保存,成为客观可能。区域语言自身的特点,使得这种方言很难溶入其它语系并发展。文化的同源性,语言的同一性,又使得区域语言自身产生了一定的膨胀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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