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铭：
因为甘遂剂本身都是攻下峻剂，如果有人服完后上吐下泻止不住的话，可以用桂枝去芍药汤，把生姜换成干姜，大枣、甘草多放点儿，如果患者素体津血不足，我们可以效法《金匮》里的大黄甘遂汤，合上阿胶和人参。
梦回杏林：
如果说用大枣、甘草是防止峻猛药过度伤胃同时补充电解质，那大承气汤为什么不加大枣和甘草呢？
经方配伍用药有一套精确的“缓释、靶向、制衡”控制机制。
《金匮要略·痰饮咳嗽病脉证并治》：“饮后水流在胁下，咳唾引痛，谓之悬饮。”“病悬饮者，十枣汤主之。”
“病悬饮者，胸中痛者”以及“引胁下痛”，病位在胸胁，“悬饮”顾名思义可以理解为悬在横膈膜之上，相当于现代医学中的胸水、胸腔积液。
胸水的吸收速度比较慢，泻下太快只能攻逐胃肠中的痰饮，十枣汤用“十枣”的目的就是筑坝于脐上，使药效聚于胸上和心下，让悬饮慢慢地渗透到胃中，然后再泻出体外。
之所以不用甘草，一是因为甘草坝位太高，不利于悬饮向心下（胃中）引流；二是因为甘草偏走气分，滋腻程度不够，达不到8小时以上的缓释时间。
大柴胡汤用大枣去甘草的目的也是借大枣之缓滞，配合大黄实现泻胆腑热结之功。
十枣汤为什么要早上（平旦）服药，不效，翌日早上加量再服，也是一种顺应“天阳之势、人体之机”的服药方法，借上午少阳之气升发之力，将药效送到目标病位上焦胸胁，以充分发挥其渗逐悬饮的作用。
十枣汤以“十枣”为名，可见枣在立此方、治此证中的关键性作用。
在CCTV文明之旅《中医宝典〈伤寒论〉》中郝万山老师详解过十枣汤的配伍机理，可以看看。
耕铭：
记得郝万山老师在我们学校讲座时也举过十枣汤这个例子，还是任应秋老面试硕士生时提出的，问十枣汤的君药是什么？作为助教的郝万山也没答上来，后来在临床中才真正明白。
我在用控涎丹的时候，甘遂、大戟和白芥子都是制过的，用枣汤送服或者开水送服似乎泻下的时间和长度是差不多的，也比较安全。一般吃完4.5g，2～3个小时后就会出现泻下，早上8点空腹吃的话一般会持续到下午四五点。刚吃完后会出现头晕恶心，小腹部会隐隐作痛，之后泻下过程就不会有太多不舒服的感觉了。我第一次吃了6g，是用枣水送服的，中间还坐了1个多小时的汽车，回家又赶时间看了5个患者，开了3个膏方，一直到晚上10点才吃了这一天中的第一顿饭，在临睡前又拉了一次，第二天一天都没有便意。这期间对于我一个体重不到60kg的小瘦子似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适当调养将息还是很安全的，毕竟现在人肥甘厚味吃得那么多，是时候该不定期地“升清降浊”了。
至于甘草的作用，娄绍昆老师认为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先人们在觅食中发现甘草的甜味，这就揭开了单味药迈向两味以及两味以上药物组合使用的契机。因为甘草的加入可以减轻大黄、桂枝、麻黄等药物的苦味、辣味、涩味，甘草在《伤寒论》从药到方的过程中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用甘草配合成汤方，它在不改变治疗目标的基础上使人容易下咽，同时又能缓和制约主药的烈性和副作用，使服药更为安全，如桂枝甘草汤、甘草麻黄汤、大黄甘草汤。由于甘草与诸药的拮抗作用，因此其发汗、泻下作用比起单味的桂枝、麻黄、大黄的发汗与泻下作用就变得可以控制了。正像远田裕正所说的那样：“甘草的使用可以说是汤方形成过程中的第一原则，没有甘草也就没有《伤寒论》。”在远田裕正研究《康治本》的论文集里，他把许多方子拆成药物基团，发现将近80%都是某甘草基，由此可见，甘草的作用似乎没那么简单而又极为广泛，单单把甘草的筑坝方位定在中焦偏上似有不妥。
至于承气汤为何不加大枣，我觉得是因为承气汤攻的是有形的积聚与代谢废物，患者自身并不处于需要补充津血的状态。再看看《金匮》的大黄甘遂汤，主治妇人产后，水与血结于血室，少腹满如敦状。水邪与瘀血俱结在血室，同为有形之物，斯可以为实邪而驱逐攻下，主以大黄甘遂汤。大黄下血，甘遂逐水，二邪同治。入阿胶者，就阴分下水、血二邪，考虑到妇人产后素体津血亏损，加入阿胶而不至于伤阴。另外临床上亦有白虎人参汤合上大承气汤治疗高热日久不退而又津亏口渴甚，伴有里实热结的急危重症，胡老亦有小柴胡（含大枣、人参、甘草）合大承气汤的治验，似乎并没有考虑过大枣、甘草的药势问题，而是更着眼于患者的能量状态。
我记得在研究完《康治本》后，自己在书旁写了句感悟——伤寒学不分上中下表观之病位，只分病理次第与阴阳变化。什么意思？后人喜欢把桂枝论述为走上肢，芍药走下肢，羌活走上肢，独活走下肢，甚至《金匮》里也强调过“诸有水者，腰以下肿，当利小便，腰以上肿，当发汗乃愈”等，我个人觉得这不太系统规范。过分考虑上中下的病位，甚至有人根据身体疼痛部位定药，未免太过粗浅。如果真正去考虑人体，治病必求于本，我们更应该考虑患者的病理次第与阴阳属性，把人看成一个细胞或一个地球，这才是立体全面的，也是直接客观的。由此，六经辨证才得以真正脱离而又涵盖了传统的脏腑经络辨证，这对于后世学习中医，又提供了一种明了实用的法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