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水土既可孕育柔肠百转，
也可提炼出家国抱负。
甪直原先叫作“甫里”，因原先村落方圆一里左右，后来因为镇内河流的形状有如“甪”字，从而改名为“甪直”。中国人热心为家乡地名寻找吉意支持，古代神兽谱系中有个明是非、掌司法的“甪端”，甪直的人们，自然而然将它的神迹附会在这片土地上，今天在镇口就竖立着一尊甪端的雕像。当来访者猛然间看到它高挺的独角、沉威的神情时，很难将其与这个秀雅的江南小镇联系起来，但当走完古镇后，也许就会觉得这正是甪直的别致之处，颇有点刚柔相济、内藏乾坤的意味。
最能体现甪直气质的是保圣寺。它距离镇口不远，跨过西汇河上小巧的香花桥，就能看到黑瓦黄墙的山门，那是以泥塑罗汉出名的地方。
保圣寺在历史上曾有过盛名。元代赵孟頫为大殿题写过抱柱联，上联为“梵官敕建梁朝，推甫里禅林第一”。可惜这座江南名寺在清咸丰十年（1860）毁于太平军战火，此后虽曾有所修复，但和之前的规模不可同日而语，到了民国初年寺院已经颓败不堪，一部分空间被腾作他用，幸存下来的大雄宝殿和天王殿也危在旦夕。
它再度声名鹊起，是因为一桩轰动全国的文化事件。
1917年年初，在上海尚公小学教国文的苏州人叶圣陶，应邀来到甪直镇上的吴县县立第五高等小学任教，校舍占用了保圣寺的部分寺基，他隐约注意到，寺内大雄宝殿的罗汉像模样有些不同。第二年夏天，五高校长吴宾若、教员叶圣陶和王伯祥均致函顾颉刚，邀请处于丧妻之痛中的好友来甪直散心。在保圣寺游赏的时候，顾颉刚意外发现了大殿上赵孟頫所题的对联，下联为“罗汉溯源惠之，为江南佛像无双”。
“惠之'即唐开元年间的雕塑大师杨惠之，当时与吴道子的画并为第一，有“道子画，惠之塑，夺得僧繇神笔路”之说，甚至被誉为“塑圣”。
对联中提到的“罗汉”，是指大雄宝殿里十八尊泥塑彩绘罗汉像。与一般寺庙的单独塑像不同，保圣寺的这些罗汉错列于东西两墙山海相间的塑壁之上，将主体形象和壮阔背景融为一体。作为文史行家，顾颉刚对杨惠之的大名自然不会陌生，但时代久远，谁也没见过杨的真迹，如今在苏州乡下居然有线索可循，这可把他兴奋坏了。
顾颉刚后来曾这样描写他初见塑像时的情境：“一见这罗汉，就使我发生了惊诧的感情。原来我在各处看见的罗汉像，尽是直顿顿、呆僵僵地立着坐着，而这里的竟是栩栩如生的各人做着各人的事……别处的罗汉像总是排班，这里的是或在山巅，或在水涯，或在洞中，竟是在一个大天地之中，可以随着各人的意境去安身的。别处的罗汉像是装金的，金面目，金衣服，金器具，只觉得酒肉和尚的拜金主义的可厌；这里的是着色的，未修过的几尊颜色尤特别浓重。至于衣褶座樨的轻柔欲动，筋肉从衣服里透露出来，骨骼从筋肉里表现出来，更是别处的塑像所不能梦想的。
经他现场确认，这些罗汉就是杨惠之的大作。于是，1918年夏天顾颉刚的这趟保圣寺之旅，成为日后拯救这批无价之宝的最初机缘。
1922年春，顾颉刚因祖母病重南归苏州。初夏，陪同陈万里游览甪直，可这一次在保圣寺里所见的情景让他忧心万分。他在6月13日写下：“保圣寺正殿后面竟堆了。杨惠之原塑的题壁一像也堆塌完了。余亦等堆。可怜！”
同行的陈万里立刻拍下尚存的罗汉，这些照片被分别寄给北大校长蔡元培和国学门主任沈兼士，请求这些有影响力的北大师友出手相助。
此事也惊动了苏常（指苏州、常州）道尹蔡师愚，他派员赴甪直亲自路访塑像，并做了个抢救预算，结果一算下来大概要七八万元，实在难以筹措，随即作罢。陈万里回北平后，也曾与历史博物馆商量，设法将罗汉拆卸运往北平，但当时北平政局不稳，此事无法进行。
该年年底，顾颉刚与沈柏寒在上海碰面，商讨保护塑像的可行性。沈氏说，其实把塑像拆下来存放在别处的费用不过几百元，关键是要找到好的拆手，确保拆卸过程万无一失。因为当年塑像时，“先在两壁搭了木架，在木架上塑了山形，再塑佛像。这佛像是在架上塑的，不是塑好了放在架上的。所以若觅不到好拆手，反而要拆坏”。他听说日本人会拆壁画，便询问能否在上海找到这样的人才。顾颉刚立刻给刘海粟写信求援，请他代找日本拆匠。刘氏复信应允。
1923年3月，顾颉刚接到同学王翼之的信，说保圣寺大殿坍塌更甚，乞丐之流偷走了座下木桩和万年坛上的方砖，再拖下去恐怕危在旦夕。苦为疾病所困，顾颉刚忧心如焚却无法成行。5月间，又从王伯祥那里得到消息——“保圣寺罗汉风雨之后，真迹不存”，才知去年所付之事没有下文，气得夜不能眠，甚至在日记里还想着“如何骂刘海粟、沈伯安（即沈柏寒）、沈信卿一班人”。
正在顾颉刚一筹莫展之时，事情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机。7月10日，蔡元培和他的第三任妻子周峻在苏州留园举行婚礼，顾颉刚的老师胡适寄来贺信，在恭贺新婚的言辞之外，不失时机地建议两位在良辰吉日里发起成立一个抢救保圣寺唐塑的组织，作为新婚纪念。保护罗汉的事情总算迈出了第一步：由沈柏寒等人集款，雇佣苏州塑佛人陶子泉，将禅定、讲经、沉思、望雁、寂寞这五尊较完整的罗汉塑像连座拆下，暂时寄放在“五高”操场西边的一个小三间平房里。
而抢救罗汉的工作并未中止。从1923年12月开始，《小说月报》连载了顾颉刚的《记杨惠之塑像》一至五篇，并附以陈万里、周承澍、严良才等人拍摄的罗汉照片。《小说月报》是当时的畅销刊物，很快便在全国知识界引起了反响。影响甚至波及东洋，此前曾来中国讲演的东京大学美术史学教授大村西崖，得到中国友人南开大学陈彬和（大村著作《中国美术史》的译者）寄去的《小说月报》和照片六帧，立刻产生了兴趣。在日本外务省文化事业部的资助下，1926年4月底，大村从东京出发前来考察，于5月3日晚到达甪直。
大村西崖原以为甪直的这些宝物外人很难见到，不曾想，到了“五高”却发现，罗汉像个个坐在地上，喝着冷风，像座下只是垫了点木板防潮。他一连看了五天，不仅对罗汉像进行了详细的文字描述，拍摄了照片，还特别注意到罗汉身后塑壁的布置构图在美术史上的价值，并留意到大殿本身的形制结构。参照《营造法式》，大村西崖原判断其为北宋遗构，这两点为此前的中国学者所忽视。
回到日本后，他很快出版了《吴郡奇迹：塑壁残影》一书，不久后传到中国，在那个饱受外侮的年代，此书自然引起中国文化界的震动。大村的著作，即将彻底改变保圣寺塑像的命运。
1927年，刚刚走马上任的吴县第十区（(即甪直区）区长殷克维，又发现保圣寺大殿东壁的尴尬、听经和西壁的愤怒、祖腹四尊罗汉尚算完整，于是派区公所庶务陈仲冶，到苏州请老塑佛匠，将它们迁走并安置在唐代诗人陆龟蒙宅院里的光明阁上，摄影，包扎，加锁上封。随后，他向县政府提交了一份建设罗汉陈列馆的申请，却因资金问题，未获批准。
没过多久，保圣寺又遇火患，大殿半壁坍塌，砸毁了一些罗汉，情势岌岌可危。第二年，原国民政府要员、时任国学馆馆长的书画大家叶恭绰来到甪直，“见寺多倾堕，未圮者仅一壁”。如此惨状促使他发起唐塑保存会。
1929年，在教育部长蒋梦麟、次长马叙伦等的提倡下，官方性质的“教育部保存甪直唐塑委员会”宣告成立，会员有十九人，包括蔡元培、马叙伦、顾颉刚、陈万里、张继、叶恭绰、陈去病、叶楚伧、金家凤等一干名士，推选蔡元培为会长，经费来自教育部的一万元拨款，江苏省政府的三千元拨款，以及其他捐款。经过讨论，大家一致同意在大雄宝殿的遗址上建造一座宽敞的殿堂，原地保存塑像。国民党元老吴稚晖提议定名为“古物馆”。著名建筑师范文照受聘设计馆舍。受邀负责制定罗汉像、壁保存方案的是画坛巨匠徐悲鸿和刘海粟。具体修置塑像、塑壁的任务则交给了曾游学法国、当时为上海艺术界名流的著名雕塑家江小鹣，后由滑田友接任。而拱门和馆前廊檐两处题额，分别邀请谭延闿和于右任书写。蔡元培还亲自撰写《甪直保圣寺古物馆记》碑记，由马叙伦手书。甪直保圣寺的半堂罗汉，就这样引来了民国文化艺术各领域的顶尖高手，这一阵容不仅空前，大概也能绝后。
1932年夏天，保圣寺罗汉塑像的抢救工作全部完成，开幕典礼定在11月12日——孙中山六十六周年诞辰。叶恭绰等代表保存委员会发函，邀请南京、上海、苏州等地的文教界名流和记者百余人参加这一典礼。那天，小小的水乡甪直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热闹，处处张灯结彩，小镇的河港埠头，停满了从各地赶来的船只。那天，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盛事，为此事奔波多年的蔡元培、顾颉刚等纷纷现身，台阶上、院落里挤满了宾客和乡亲。
细雨之中，我跨过山门，绕过庭院中的潮石，跳过地上的水潦，穿过明建清修的天王殿，来到“古物馆”前，据说当年范文照设计的是座平顶红砖罗马式建筑，但于20世纪50年代屋顶就开始漏水，后来几经改建，在1987年改成现在这样单檐歇山顶的中国传统样式，倒是跟周边环境很协调。建筑的正立面伸出如同抱厦的檐廊，几根朱红大柱特别醒目。
雨天的光线从小窗折进来，沉闷幽深的殿堂里空无一人，后建的柱子用了大殿原来的北宋柱础。对面的北边一壁就是塑壁，整个塑壁面阔9.5米，通高5.7米，进深达1.45米，下方的须弥座高2米，差不多是顶天立地了。
仿佛是海上仙岛，仿佛是立体山水。云头、山石、树木、洞窟彼此掩映，蔚为大观，年长日久，塑像上原有的妆銮色彩剥落严重，生出了一层无精打采的黑褐色，甚为可惜，不过倒是更加突出了“皴”的特点，让人联想到董巨的画作。只是原有的东西两墙塑壁，因残损严重被合二为一，所以在这里，元素的布置似乎过于密集，让人猛一看会有眩晕的错乱感。
“天下罗汉两堂半”是个有趣的说法，指的是现存最好的三处宋代寺院罗汉塑像，其中济南长清灵岩寺千佛殿有三十二尊罗汉，苏州太湖洞庭东山上的紫金庵大殿里的十六身罗汉，各占一堂，甪直保圣寺的罗汉因为只剩下一半九尊，所以是那个“半”。
壁间错落的洞窟中，布列着仅存的九尊罗汉像。非得走得很近，才看得清每尊罗汉的面容体态，也只有长久凝视才能体会出其中的妙处。大不同于一般佛堂罗汉排列而坐，充当佛之侍从的等级意味，保圣寺的每一尊塑像都极富个性，艺术家一定在深思熟虑，胸中有了乾坤之后才动手创作，比如，结跏趺坐的禅定罗汉（即达摩像）居于塑壁正中，颔首闭目，脸多皱纹，清楚地传达出那种面壁沉思的庄重气息，他的左下方是一尊袒腹罗汉，依石而坐，身体放松，连衣服的褶皱纹理都显得轻盈随意，而一讲一听两个对坐和尚亦极传神，左侧讲经的清瘦老者，背部微鸵，大嘴张开，好像正在讲授佛经，一边的听经罗汉是年轻人，抱腹而坐，嘴角微张，仿佛完全沉浸于长者的言传之中。
如前所述，保圣寺之所以受到如此重视，除了塑像本身的精妙外，还因为其与杨惠之这个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保圣寺大殿本有十八身罗汉，“十八”这个数目，公认出现在唐末五代，而开元年间当只有十六罗汉的配对。再者，唐代塑像本身虽也有异，但圆润的风格确是大同，特别是盛唐时代更为典型，但眼前的这些罗汉大抵有一种清瘦之气。况且，杨惠之的活动范围基本在长安、洛阳两京地区，未尝听闻远涉江南。其实当年大村西崖已对此有所察觉，只是拿捏不准。到了20世纪50年代，陈从周率先指出其为唐塑的种种疑点，认为应是北宋作品，后来这个观点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就连顾颉刚到了晚年也认为杨惠之与保圣寺的故事，可能是由“昆山慧聚寺移植而来”的。不过，杨惠之确实擅塑罗汉像，并首创将人物安排在山石背景中的壁塑样式。因此保圣寺的即便不是杨氏作品，但说它受了杨氏做法的影响，当无大碍，人们依然能从中窥见一代圣手的神韵。我想这大概才是“罗汉溯惠之”的本意。
古物馆外，竖立一根石经幢，高5米多，也是保圣寺的旧物，建于唐大中八年（854），南宋绍兴十五年（1145）重立，其束腰式须弥座八面均镌有壶门，内刻佛像，幢身刻尊胜陀罗尼经，再配以联珠、莲瓣、腰檐、华盖，整体形态优美。
往西走，是保圣寺的西院，原是白莲寺的地界，院墙的一角，有个石砌基座的圆形坟丘，墓前石碑一通，写的是“唐贤甫里先生之墓”，旁边有一块文物保护碑做了说明：陆龟蒙墓。
陆龟蒙是苏州人，早年进士不第，在江南一带做过幕僚，后来回到甫里过上了隐居生活，最后老死于此。他自称“甫里先生”，又号“江湖散人”和“天随子”。
陆龟蒙在甫里有数百亩农田，雇了不少帮工打理，他也会亲自挽起裤脚下到水田，扛者执儒，中耕锄草，久而久之就成了技术流，写出了一篇《耒耜经》，分门别类地叙述农械的功用，成了横跨文理的通才。
晚唐茶风已然大盛，陆龟蒙也嗜茶如命，在著名的吴兴顾渚山下，他还有个茶园，每岁取下的新茶（想必就是紫笋），都会先自己品尝，日子一久也成了这方面的行家，写有《茶书》一篇，是继陆羽《茶经》和皎然《茶诀》之后，又一部茶学专书，只可惜已经失传。
陆龟蒙墓附近，还长眠着一位与甪直情缘不解的人，就是叶圣陶。他的墓建在一个宽敞的石台上，高耸着石墙形状的墓碑，松柏环绕，在雨天里更显得素雅。
往前走一点，是一片黑瓦白墙的干净房子，这是整修过的吴县县立第五高等小学的校舍，平民出身的叶圣陶，于1917~1921年，在这里任教，如今辟作“叶圣陶纪念馆”。馆内东部的两层建筑是当时的“女子楼部”，一楼作为礼堂和音乐教室，二楼则是办公室和教室，西边形似方亭的平房称作“四面厅”，是学生们的阅览室，它的西北有一座“鸳鸯厅”，是教师办公室和宿舍，北部有一排后建的平房，一共七间，用来展示叶圣陶的生平事迹，着重于在甪直的活动。
从中学时代起，叶圣陶就喜欢阅读外国小说及新式文学，从苏州草桥中学毕业后，他一边做小学教师，一边从事文学创作。在甪直的那几年，正是二十多岁血气方刚的年纪，赶上中国社会思潮大变革的时代，和陶行知一样，叶圣陶也顺应时代潮流，致力于教育实践的改革，不仅与同事们自编教材，在课堂上着重讲授新学，还带着学生把校舍后面的园子开辟出来，种植瓜果菜蔬，亲身体验稼樯的艰辛与快乐。在那个内优外患的动荡年代里，叶圣陶特别注重学生爱国意识的培养，1919年五四运动的消息传来，他曾带领学生绕镇游行，高喊爱国口号。
对甪直来说，叶圣陶的到来，打破了这里的沉闷，带来了一股思想新风，可以说影响了一代甪直人。在水乡的五年间，也是叶圣陶一生中时常怀念的时光，甪直成了他魂牵梦绕的第二故乡。1922年叶圣陶应激返沪，至吴淞中国公学任教，之后一直没有机会重返甪直，直到1977年，已经84岁高龄的叶圣陶才得以故地重游，五高校舍、保量古塑、斗鸭池水，这些旧日景观一一在目。一些当年的学生也闻讯赶来迎接，叶老挥毫写下《重游甪直》：
“五十五年复此行，淞波卅六一轮轻。应真古塑重经眼，同学诸生尚记名。斗鸭池看残迹在，眠牛泾忆并户行。再来再来沸盈耳，无限殷勤送别情。”
1988年，叶圣陶在北京病逝，归葬甪直。
如同从沈从文的笔下可以读出湘西的边城风光一样，甪直的水乡风光和人情世故，也为叶圣陶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素材，在《稻草人》《倪焕之》等名作里都能看到一个世纪前甪直的影像。《倪焕之》开头第一段写到的“近岸处随处有高高挺立的银杏树，西南风一阵阵卷过来涌过来，把落尽了叶子的杈桠的树枝吹动，望去像深黑的完影，披散着蓬乱的头发。”原型就是斗鸭池边那浓荫遮日的银杏。
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更为熟悉的大概是《多收了三五斗》的这段文字：
“万盛米行的河埠头，横七竖八停泊着乡村里出来的敞口船。船里装载的是新米，把船身压得很低。齐船舷的菜叶和垃圾给白腻的泡沫包围着，一漾一漾地，填没了这船和那船之间的空隙。河埠上去是仅容两三个人并排走的街道。万盛米行就在街道的那一边。早晨的太阳光从破了的明瓦天棚斜射下来，光柱子落在柜台外面晃动着的几顶旧毡帽上。”
作为鱼米之乡，米行是甪直的题中应有之义。万盛米行的原型叫“万成恒米行”，建于民国初年，由镇上沈、范两家富商合伙出资经营，原址在南市河的西岸，那里是甪直的南大门，四乡的船只可从南塘港或西侧的田肚江来到米行的河埠头，也就是装卸谷米的石码头。万成恒米行当年的规模很大，仓库近百间，在苏州首屈一指，不仅是甪直也是周边十多个乡镇的粮米集散地之一。
如今可参观的米行，是当地于十多年前筹资改建的一处展馆，也在南市河边，与原址相隔一百多米，在一座石桥的桥头，外面的白墙上有大大的墨书“米”，大门三开间，外有斜檐廊棚，门上挂着四字招牌，直称“万盛米行”。米行里精心复原了当年的情景，整个建筑是前店后场格局，这里是高高的柜台，廊下陈列着各种米业器具，那里是宽敞的院子，还有储米的廒仓。
虽然“万盛米行”在叶圣陶的文中并没有好名声，让人想起的是账房先生的恶言冷语，旧毡帽朋友的唉声叹气，以及不知道希望在何处的无尽悲伤。然而如今的人们，大概只是对这种未曾见过的旧时营生方式有猎奇之趣罢了，如今河埠下也早没有了前来粜米的船只，取而代之的是缓缓划来满是欢声笑语的游船。
甪直这里被江湖环绕，有“五湖之厅”与“六泽之冲”之称，镇南的依仁乡，相传是吴王阖闾离官，镇北的吴宫乡，相传是夫差在镇西甫里塘的北岸筑了一座行宫梧桐园。据说，到20世纪50年代，甪直还有几百家商铺和摊贩，时过境迁繁华已去，但处处可见的水道、老桥，石头砌筑的驳岸、码头，以及岸上带廊棚的旧式店铺，还是可以帮助我们回想当年的盛况。甪直的石桥尤多，而且造型丰富，时常能从这座桥的圆形桥洞，眺望到那座桥的“一”字形桥身，而镇上有名的“三步两桥”，彼此相连成L形，像一把钥匙，十分耐看。
甪直在繁盛之时，镇上的富商大户免不了要起建豪宅。水乡镇子里，周庄的大宅喜称为“厅”，著名者如沈厅、张厅，同里常以“堂”为名，像嘉荫堂、崇本堂、耕乐堂，甪直则直接冠之“宅”，如今开放参观的沈宅、萧宅、潘宅等。
与萧宅隔河相望的下塘街上也有一座保持清代建筑风格的大宅，等我走到跟前，看到砖雕门额上的“王韬纪念馆”时，才知甪直也是晚清改良先驱王韬的故乡，着实让我感叹小小甪直真是卧虎藏龙。
王韬出生在甪直并度过少年时光，这栋占地800平方米的纪念馆分为三个部分，其中的主体建筑是一座面阔三间的鸳鸯厅，题额“蘅花馆”。王韬的家庭算是甪直的书香门第，他的父亲是执教于镇上的私塾，这使得王韬从小就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少承庭训，自九岁迄成童，毕读群经，旁涉诸史杂说，无不赅贯，一声学业悉基于此”。少年王韬在空闲时间爱去斗鸭池看荷花，也曾去梅花别墅观赏暗香疏影，据说最爱在夕阳时分走进保圣寺，听风吹过寺里的松树，在他晚年交由点石斋书局出版的《漫游随录图记》中，就以图文并茂的方式，记录了“鸭沼观荷”“古墅探梅”“保圣听松”这些少年趣事。
王韬在香港创办了日后影响深远的《循环日报》，并任主笔十年，发表大量时论，鼓吹变法，成为维新运动的先行者。
王韬的变法之论和在英日两国的声望，终于引起其时清廷重臣李鸿章的重视，在后者的默许下，1884年他回到阔别二十多载的上海，任《申报》编辑，在中法战争期间发表了许多时评，表达了自己的意见。以后又任格致书院山长，推行西式教育。他也曾数次返回甪直老家，寻访故友旧迹，尤其每次必到保圣寺，大概少年时候那“有如千军万马声，又如千山落叶，万豁泉流”的风入松声，让他一生难忘吧。
在他逝世的前三年，一位年轻人曾来拜访，王帑为其修改了一篇叫《上李傅相书》的文章，并安排在《万国公报》发表，这个年轻人，就是孙中山。
在一般人的印象里，江南是湿润的，婉约的，是缺乏丈夫气的，这实在是个大误解，仅晚清民国，江南小镇上便前赴后继走出了太多有侠气有才华有眼界的革新者，而甪直本身，更是让人刮目相看。这里的水土既可孕育柔肠百转，也可以提炼出家国抱负。这一切，保圣寺里的罗汉应该看得最清楚，只是他们从不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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