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出浅墨游，细柳入眉轻。
鸟语动红叶，虚实万物兴。
--《万物兴》
纵观中国历史，实是由多源文化汇聚成一条无形的主线，再兼容并包多种外来文化，共同形成的历史长河。具体地，若从源头说起，华夏文明实则由位于黄河上游的河洛文明、位于黄河下游处于黄淮之间的海岱文明以及位于长江流域的江汉文明三支不同文明交汇融合一起形成。
这共同构成了中国史前文明体系。起源于华夏本土，属于多源多根系的，上述不同流派的古文明在长期的交汇作用中逐步融合，成为了延绵几千年的中华文明体系。变动不居，又万变不离其宗。这几乎决定了中国的过去、现在、未来。
换言之，中华文明从来不是闭关自守、故步自封的文明，而是从其起源起，便已决定了她一直处于不断变化与发展中，同时又不偏离其主线，通过融合外来文明，成为有容乃大、重新焕发活力、表现出强劲生命力之文明。今人所抨击的国人闭关自守实在是从清政府开始，更准确地说是从雍正王朝开始。此后进入长达近二百年的封闭期。这是需要澄清的。
如果站在中国自身的发展线上，大略地，历史上出现了三次大融合阶段，一是春秋战国期间，以百家争鸣为主要特点。二是魏晋南北朝期间，以佛教传入中原并本土化为主要特点。三是清末民初期间，以中西冲突融汇为主要特点。如果说这是一场被动的交汇，那么早在明末清初期间，中国曾发生过主动与西方频繁交流的阶段。
比如在明朝，利玛窦于1582年来华，1601年入京，与之来往的基本都是官方及上层知识界，其引进了除传教工具之外，还有天文、几何及其对应的工具、推演模式等。继后在1620年，欧洲学者陆续来华。当时，中国先进学者徐光启敏锐意识到“（几何）度数之宗，所以穷方圆平直之情，尽规矩准绳之用”，把数学方法视为“不用为用，众用之基”，是“万象之形囿，百家之学海”。
同期的李之藻将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体系称作“百学之宗门”。梅文主张会通中西，更撰写数学专著《中西算学通》，这些都是开启现代自然科学之门的重要的理论基础。到了康熙王朝，此种中西结合达到了顶峰，覆盖了天文、地理、数学、测量、解剖等科学领域。
可以说，17世纪明清之际，中国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海外市场的开拓，以及新生产力的变化，资本主义萌芽已经出现，社会思潮、自然科学的发展堪比同期的西方。如果不加人为阻碍，当时人们似乎正在酝酿着一场指向政治的变革——建立资本主义制度。也就是，如果没有外来的西方现代文明武力闯进来，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国内部也孕育着这些现代性的内在变化。正如萧萐父先生所说，这是一种历史的自觉。
然而，中国的历史从来不是简单的线性发展。我们纵观中国的历史，曾经在几个关键科技发展高峰：战国时期、魏晋南北朝、隋唐等，发达起来的科学似总在高峰之际戛然而止，科学家去世后，连其书籍都一起莫名消失。这说明，虽然中国传统文化能内生出适应社会发展的现代性，但封建政权总在无形中遏制中国科学的发展，避免科学带动社会面发生全面突破与变革，而危及自己的政权，不利于管控与统治。在这一体制之上的生产力变革、商品经济发展自然面临同样的命运。
如此，正值明清交替之际，在走向现代文明的路上，中西分岔由此发生。清政府替代明王朝统治华夏，在康熙王朝之后，从1723年雍正开始，至1912年末代结束，将近二百年时间，他们为避免比其更高级的汉人文明挑战满清政权，对汉人实施的禁锢与奴化程度，比历任朝代都过犹不及。原先萌发于明朝的先进思潮，现代性商业经济与科技来不及发展成熟，更谈不上普及，便被扼杀。
可见，一是当人类来到了工业文明，世界是没有一方净土能继续农耕文明及相承的社会制度的。二是建立于农耕模式的封建制度本身对科学的变革性发展是排斥的。到了清朝政府，第二点被发展到极致。
回到历史，我们还会发现，神，从它诞生之日起，就与统治权（尤其是自然与社会资源、思想）紧密相连。无论任何时期，任何社会，神，只要成为人们的普遍信仰，就必然意味着王权/统治者的意志。神权下的人们只属于被蒙蔽或者被奴役的信徒。只有当它，神，成为一种思辨，是哲学上的思想探索，才回归到它本在的面目，与王权统治意志关联薄弱。
伟人当初在新中国时期，发动群众力量，破坏庙宇，打破神的迷信，改造人们的思想，就是为了把人们从神，即旧的王权（集中体现在清政府强化的神权），中挣脱解放出来。虽然途中手段比较暴力，甚至发生不少无辜者受迫残酷事件，但这是一种思想革命，打破旧神权禁锢，建立真正属于人自身的思想意识必然的代价。
改革，或者革命，必然是残酷的。小至一个团队，一个企业，大至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甚至一个世界，都是如此。更那堪是从旧到新，从农耕到工业的中国。也许，有了这些前置的认识：以唯物史观连接古今，让古代文明能为现代所用，以及意识到在这个新旧转化的过程中，毛主席究竟起了什么作用。今人会不会少点对那个时代的批判甚或抨击。
顺便一提，很有意思，伟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真正践行者，用这一套理论重塑一个东方古国，让其适应工业文明运作，在西方话语体系中，在国际上竟无一席之地。
回到当下，在工业贸易文明中，人类若真想和谐共生，避免因极端差异而大规模甚至毁灭性战争，共产主义是唯一的曙光。曾经中国一度接近这一曙光。但后来走偏了，伟人用他最后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没有市场的调节是不行的。可资本主义帝国的衰败与俱毁心更告诉我们，没有更高的公有制对私有的限制更加不行。
只要我们稍加留心，事实上陈云的经济理论最核心的要点是，肯定市场的调节作用，更强调公有制大于私有制。晚年的陈云，他的经济理论是最能体现毛主席的辩证法精髓。我们如今都在说“内卷”，其实内卷的根本原因在于整个人类的生存模式是社会达尔文模式，国内到全球都如此。这是不同于伟人时代的局面。
站在国内的角度，过度（≠适度）市场经济化及私有化（无论个人或团体），每个经营主体和社会个体只能靠“卷”取得生存与发展。站在世界的角度，由资本主义私有制为主导，每个国家都要靠“卷”才能发展，不被掠夺。要改变现状，最简单的是改变分配制。
以这次“淄博烧烤”为例，当地从公务员到市民无一为“五一加班”（即“卷”）抱怨。可见，人们反对的不是加班不是“卷”，而是反对那种“这不是我的，却要我过分付出”的过度私有化。换言之，如果这是人人有份、共同平等参与的事业，我愿意为之过分付出。这底层的变化，就是是否“共有”的变化。
真心希望我们国家把蛋糕做大做强的同时，通过更加根本的分配制度（所有制）惠及全国人民。当今国家的做法，目前看大概是通过一带一路、破除美元霸权，强化面向全球的生产链、供应链及高科技等抓手，重构新世界秩序，最后是要实现共同富裕的，即接近共产主义的现代化表述。
尽管这在国际环境以及各利益体存在各种冲突风险的现状，难免显得天方夜谭。但倘若伟大的人已经为之布局，那么我们渺小的人只要跟着一点点地做事，把远大一点点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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