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题目中准备讨论下列各问题：
（一）无产阶级革命的武器——辩证法唯物论；
（二）过去哲学遗产同辩证法唯物论的关系；
（三）在辩证法唯物论中宇宙观和方法论的一致；
（四）哲学对象问题；
（五）物质论；
（六）运动论；
（七）时空论；
（八）意识论；
（九）反映论；
（十）真理论；
（十一）实践论。
下面简述这些问题的观点。
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即认识对生产与阶级斗争的依赖关系。
首先，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人的认识，主要的依赖物质的生产活动，逐渐了解自然的现象、自然的性质（自然的规律性）、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经过生产活动，同时也认识了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一切这些知识，离开生产活动是不能得到的。每个人以社会一员的资格，与其他社会成员协力从事生产活动，以解决人类物质生活问题，这是人的认识发展的基本来源。
人的社会实践，不限于生产活动一种形式，还有多种其他的形式，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活动，总之，社会实际生活的一切领域都是社会的人所参加的。因此，人的认识，在物质生活以外，还从政治文化生活中（与物质生活密切联系）了解了人与人的各种复杂的关系。其中尤以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给予人的认识发展以深刻的影响。在阶级社会中，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就是这个原故。
因此，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提给人们对于外界认识之真理性的标准。实际的情形是这样的，只有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物质生产过程中、阶级斗争过程中、科学实验过程中），人们达到了思想中所预想的结果时，人们的认识才会发生力量。农民如果得不到收获，工人如果做不成器物，罢工斗争，军队作战，民族革命，如果也都得不到胜利，那末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人们的认识没有外界的过程的实况去反映这些过程的规律性。因而在他们的实践活动中不能达到预想的结果。人们要想得到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人们经过失败之后，也就从失败取得教训，改正自己的思想使之适合于外界的规律性，人们就能变失败为胜利，所谓“失败者成功之母”，“吃一堑长一智”，就是这个道理。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认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排斥一切否认实践重要性、使认识离开实践的错误理论。列宁这样说过：“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但有一般性的价值，而且还有直接现实性的价值”[20]。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论的最显著的特点有两个：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来源于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与基本的观点。
然而人的认识究竟怎样从实践发生，而又服务于实践呢？这只要看一看认识的发展过程就会明了的。
原来人在实践过程中，开始只是看到过程中各个事物的现象方面，看到各个事物的片面，看到各个事物之间的外部联系。例如国民党考察团到延安的头一二天，看到了延安的地形、街道、屋宇，接触了许多的人，参加了宴会、晚会与群众大会，听到了各种说话，看到了各种文件，这些就是事物的现象，事物的各个片面以及这些事物的外部联系。这叫做认识的感性阶段，就是感觉与印象的阶段。也就是延安这些各别的事物作用于考察团先生们的感官，引起了他们的感觉，在他们的脑子中生起了许多的印象，以及这些印象间的大概的外部的联系，这是认识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人们还不能造成深刻的概念，作出理论的结论。
社会实践的继续，使人们在实践中引起感觉与印象的东西反复了多次，于是在人们的脑子里生起了一个认识过程中的突变，产生了概念。概念这种东西已经不是事物的现象，不是事物的各个片面，不是它们外部的联系，而是抓着了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了。概念同感觉，不但是数量上的差别，而且有了性质上的差别。循此继进，使用判断与推理的方法，就可生出理论的结论来。《三国演义》上所谓“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我们普通说话所谓“让我想一想”，就是人在脑子中运用概念以作判断与推理的工夫。这是认识的第二个阶段，或叫论理阶段，是认识的第二个阶段。考察团先生们在他们集合了各种材料，加上他们“想了一想”之后，他们就能够作出“共产党抗日民族抗一战线与国共合作的政策是彻底的、诚恳的与真实的”这样一个判断了。在他们作出这个判断之后，如果他们对于团结救国也是真实的话，那末他们就能够进一步作出这样的结论：“国共合作是能够成功的”。这个概念、判断与推理的阶段，在人对于一个事物的整个认识过程中是最重要的一个阶段。认识之真正任务不在感性的认识，而在理性的认识。认识之真正任务在于经过感觉而达到于思维，到达于了解客观事物的内部矛盾，了解它的规律性，了解这一过程与那一过程间的内部联系，即到达于理论的认识。再重复地说，理性的认识所以和感性的认识不同，是因为感性的认识是属于事物之片面的、现象的、外部联系的东西，理性的认识则推进了一大步，到达了事物之全体的、本质的、内部联系的东西，到达了暴露周围世界之内的矛盾，因而能在周围世界之总体上，在周围世界一切方面之内部联系上，去把握周围世界的发展。
这种基于实践之由浅入深的唯物辩证法的认识发展过程的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以前，是没有一个人这样解决过的。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第一次正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唯物地而且辩证地指出了认识之深化的运动，指出了社会的人在他们的生产与阶级斗争之复杂的、经常反复的实践中，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之推移的运动。列宁说过：“物质的抽象，自然的法则，价值的抽象及其他等等，即一切科学的（正确的、重要的、非瞎说的）抽象，都比较深刻、比较正确、比较完全地反映自然。”[21]列宁又曾这样指出：认识过程中两个阶段的特性，在低级阶段，认识表现为感性的，在高级阶段，认识表现为理性的，但任何阶段，都是统一的认识过程中的阶段。感性与理性二者的性质不同，但又不是互相分离的，它们在实践的基础上统一起来了。我们的实践证明：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解才解决本质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无论何人要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有法子解决的。不能在封建社会就预先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律，因为资本主义还未出现，还无这种实践。马克思主义只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不能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就预先认识帝国主义时代的某些特异的规律，因为帝国主义还未出现，还无这种实践，只有列宁和斯大林才能担当此项任务。马克思与列宁也不能在经济落后的殖民地产生，这是因为虽然同时但不同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之所以能够作出他们的理论，除了他们的天才条件之外，主要地是他们亲身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与科学实验的实践，没有这后一个条件，任何天才也是不能成功的。“秀者不出门，全知天下事”，在技术不发达的古代只是一句空话，在技术发达的现代虽然可以实现这句话，然而真正亲知的是天下实践的人，那些人在他们实践中间取得了“知”，经过文字与技术的传达而到达于“秀才”之手，秀才乃能间接地“知天下事”。如果要直接地认识某种或某些事物，便只有亲身参加于变革现实、变革某种或某些事物的实践中，才能触到那种或那些事物的现象，也只有在亲身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中，才能暴露那种或那些事物的本质而理解它。这是任何人实际上走着的认识路程，不过有些人故意歪曲地说些反对的话罢了。世上最可笑的是那些“知识份子”，有了道听途说的一知半解，便自封为“天下第一”，多见其不自量而已。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来不得半点虚伪与骄傲，决定地需要的到是他的反面——诚实与谦逊的态度。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你要知道原子的组织同性质，你就得实行化学家的实验，变革原子的情况。你要知道革命的具体理论与方法，你就得参加革命。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来的。但人不能事事直接经验，事实上多数的知识都是间接经验的东西，这就是一切古代的与外域的知识。这些知识在古人在外人是直接经验的东西，如果在古人外人直接经验时是附合于列宁所说的条件：“科学的（正确的、重要的、非瞎说的）抽象”，那末它们是可靠的，否则便是不可靠。所以一个人的知识，不外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的两部分。而且在我为间接经验者，在人则仍属直接经验。因此，就知识的总体说来，无论何种知识都是不能离开直接经验的。任何知识的来源，在于人的肉体感官对客观外界的感觉，否认了这个感觉，否认了直接经验，否认了亲身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他就不是唯物论者。“知识份子”之所以可笑，原因就在这个地方。中国商人有一句话：“要赚畜生钱，要跟畜生眠”。这句话对于商人赚钱是真理，对于认识论也是真理，离开实践的认识是不可能的。
为明了基于变革现实的实践而产生的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运动——认识之逐渐深化的运动，下面再举出几个具体的例子。
无产阶级对于资本主义过程的认识，在其实践的初期——破坏机器与自发斗争时期，他们还只在感性认识的阶段，只认识资本主义个别现象的片面及其外部的联系。这时，他们还是一个所谓“自在的阶级”。但到了他们实践的后期——有意识有组织的阶级斗争与政治斗争的时期，由于实践，由于长期斗争的经验，教训了他们，他们就理解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理解了社会阶级的剥削关系，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这时他们就造成了一个“自为的阶级”。
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也是这样。第一阶段是表面的感性的认识，表现在太平天国运动与义和团运动等笼统的排外主义的斗争上。第二阶段才进到理性的认识，看出了帝国主义内部与外部的各种矛盾，并看出了帝国主义联合中国封建阶级以压榨中国人民大众的实质，这种认识是从五四运动前后才开始的。
我们再来看战争。战争的领导者，如果他们是一些没有战争经验的人，对于一个具体的战争（例如我们过去十年的苏稚埃战争）的深刻的指导规律，在开始阶段是不了解的。他们在开始阶段只是身历了许多作战的经验，而且败仗是很多的。然而由于这些经验（胜仗，特别是败仗的经验），使他们能够理解贯串整个战争的内部的东西，即那个具体的战争之规律性，懂得了战略与战术，因而能够有把握地去指导战争。此时，如果改换一个无经验的人去指导，又会要在吃了一些败仗之后（有了经验之后），才能理会战争的正确的规律。
常常听到一些同志在不能勇敢接受工作任务时说出来的一句话，就是说：他没有把握。为什么没有把握呢？因为他对这项工作的内容与环境没有规律性的了解，或者他从来就没有接触过这类工作，或者接触得不多，因而无从说到了解这类工作的规律性。及至把工作的情况同环境给以详细分析之后，他就觉得比较有了把握，愿意去做这项工作。如果这个人在这项工作中经过了一个时期（他有了这项工作的经验），而他又是一个肯虚心体察客观情况的人，不是一个主观地、片面地、表面地看问题的人，他就能够自己做出应该怎样进行工作的结论，他的工作勇气也就可以大大地提高。只有那些主观地、片面地与表面地看问题的人，跑到一个地方，不问环境的情况，不看事情的全体（事情的历史与全部现状），也不触到事情的本质（事情的性质及此一事情与其他事情的内部联系），就“自以为是”地发号施令起来，这样的人是没有不跌交子的。
由此看来，认识的过程，第一步是开始接触外界事情，属于感觉的阶段。第二步是综合感觉的材料加以改造和整顿，属于概念、判断、与推理的阶段。只有感觉的材料十分丰富（不是零碎不全）与合于实际（不是错觉），才能根据这样的材料造出正确的概念与理论来。
这里有两个要点须着重指明：第一个，在前面已经说过的，这里再重复说一说，就是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的问题。如果以为理性认识可以不从感性认识得来，他就是一个唯心论者。哲学史上有所谓“唯理论”一派，就是只承认理性的实在性，不承认经验的实在性，以为只有理性靠得住，而感觉的经验是靠不住的。这一派的错误在于颠倒了事实。理性的东西所以靠得住，正由于它来源于感性，否则理性的东西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只是主观自生的靠不住的东西了，从认识过程的秩序说来，感觉经验是第一的东西，我们强调社会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意义，就在于只有社会实践才能使人的认识开始发生，开始从客观外界得到感觉经验。一个闭目塞听、同客观外界根本绝缘的人，是无所谓认识的。认识发源于经验——这就是认识论的唯物论。
第二是认识有待于深化，有待于发展到理性阶段——这就是认识论的辩证法。如果以为认识可以停顿在低级的感性阶段，以为只有感性认识可靠，而理性认识是靠不住的，这便重复了历史上“经验论”的理论。这种理论的错误，在于不知道感觉材料固然是客观外界某些真实性的反映（不去说“经验只是内省体验的那种唯心的经验论”），但它们仅是片面的与表面的东西，这种反映是不完全的，是没有反映事物本质的。要完全地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其内部联系规律性，就非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及理论的系统不可，非从感性认识，改变到理性认识不可。这种改造过的认识，不是更空虚更不可靠了的认识，相反地，只要是在认识过程中根据于实践基础而科学地改造过的东西，正如列宁所说：它是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客观事物的东西。[22]庸俗的事物主义家不是这样，他们尊重经验而看轻理论，因而不能通观客观过程的全体，缺乏明确的方针，没有远大的前途，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与一孔之见。这种人如果指导革命，就会引导革命走上碰壁的地步。
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这就是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哲学上的认识论与经验论，都不懂得认识的历史性或辩证性，虽然各有片面的真理（对于唯物的唯理论与经验论而言，非指唯心的唯理论与经验论），但在认识论的全体上则都是错误的。由感性到理性之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运动，对于一个小的认识过程（例如一个事物或一件工作）是如此，对于一个大的认识过程（例如一个社会或一个革命）也是如此。
然而认识运动至此还没有完结。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运动，如果只到理性认识为止，那么还只说到问题的一半。而且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说来，还只说到非十分重要的那一半。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宇宙，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改造宇宙。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理论是重要的，它的重要性充分地表现在列宁说过的一句话：“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23]。人的一切行动（实践）都是受人的思想指导的，没有思想，当然就没有任何的行动。然而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在把它空谈一会，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么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用的。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去。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抓住了世界现实规律性的认识，必须把它再用到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去，再用到生产的实践、革命的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的实践以及科学实验的实践中去。这就是检验理论与发展理论的过程，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继续。理论的东西或理性的认识之是否符合于客观真理性这个问题，在前面说的由感性到理性之认识运动中是没有完全解决的，也不能完全解决的。要完全地解决此问题，只有把理性的认识再回到社会实践中去，应用理论于实际，看它是否能够达到预想的目的。许多自然科学理论之所以被认为真理，不但在于发现此学说时，而且在于为尔后的科学实践所证实。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也不但在于马克思等人科学地构成此学说时，而且在于为尔后革命的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的实践所证实。辩证唯物论之是否为真理，在于经过无论什么人的实践都不能逃出它的范围。认识史的实践告诉我们，许多理论的真理性是不完全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了它们的不完全性。许多理论是错误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其错误。所谓“实践是真理的标准”，所谓“实践是认识论第一与基本的观点”，理由就在这个地方。斯大林说的好：“离开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离开理论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24]。
说到这里，认识运动就完成了吗？我们的答复是完成了，又没有完成。社会的人投身于变革在某一一定发展阶段内之某一一定客观过程的实践中（不论是关于变革某一自然过程的实践，或变革某一社会过程的实践），由于客观过程的反映与主现能动性的作用，使得人的认识由感性的推移到了理性的，造成了大体上相应于该客观过程之法则性的理论、思想、计划、或方案，然后再应用这种理论、思想、计划或方案于该同一客观过程的实践，如果能够实现预想的目的，即将预定的理论、思想、计划、方案于该同一过程的实践中变为事实，或大体上变为事实，那末，对于这一具体过程的认识运动算是完成了。例如，在变革自然的过程中，某一工程计划的实现，某一科学假想的证实，某一器物的制成，某一农产的收获，在变革社会过程中，某一罢工的胜利，某一战争的胜利，某一教育计划的实现，某一救国团体的成立，都算实现了预想的目的。然而一般说来，不论在变革自然或变革社会的实践中，人们原定的理论、思想、计划、方案，毫无改变地实现出来之事，是很少的。这是因为从事变革现实的人们，常常受着许多的限制，不但常常受着科学条件与技术条件的限制，而且也受着客观过程表现程度的限制（客观过程的方面及本质尚未充分暴露）。在这种情形之下，由于实践中发现前所未料的情况，因而部分地改变理论、思想、计划、方案的事是常有的，全部地改变的事也是有的。即是说原定的理论、思想、计划、方案，部分或全部不合于实际，部分错了或全部错了的事，都是有的。许多时候须反复失败过多次，才能纠正错误的认识，才能到达于同客观过程的规律性相符合，因而才能够变主观的东西为客观的东西（即在实践中得与预想结果之正确的认识）。但不管怎样，到了这种时候，人们对于在某一一定发展阶段内之某一一定客观过程的认识运动，算是完成了。
然而对于过程之推移而言，人的认识运动是没有完成的。任何过程，不论是属于自然界的与属于社会的，由于内部的矛盾与斗争，都是向前推移向前发展的，人的认识运动也应跟着推移与发展。依社会运动来说，所贵于革命的指导者，不但在于当自己的理论、思想、计划、方案有错误时须得善于加以改正，如同上面已经说到的，而且在于当某一一定的客观过程已经从某一一定的发展阶段向另一一定的发展阶段推移转变的时候，须得善于使自己及参加革命的人员在主观认识上也跟着推移转变，即是要使新的革命任务与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适合于新的情况的变化。革命时期情况的变化是很急速的，如果革命党人的认识不能随之而急速变化，就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然而思想落后于实际的事是常有的，这是因为人的认识受了许多限制的原故。许多人受了阶级条件的限制（反动的剥削阶级，他们已无认识任何真理的能力，因而也没有改造宇宙的能力，相反地，他们变成了阻碍认识真理与改造世界的敌人），有些人受了劳动分工的限制（劳心、劳力的分工，各业之间的分工），有些人受了原来的错误思想的限制（唯心论与机械论等多属于剥削份子；但也有被剥削份子，由于剥削份子的教育而来），而一般的原因则在受限制于技术水平与科学水平的历史条件。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应该利用自己天然优胜的阶级条件（这是任何别的阶级所没有的），利用新的技术与科学，利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紧密地依靠革命实践的基础，使自己的认识跟着客观情况的变化而变化，使理论的东西随历史的东西，平行并进，达到完满地改造世界的目的。
我们反对革命队伍中的顽固派，他们的思想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而前进，在历史上表现为右倾机会主义。中国1927年的陈独秀主义，苏联的布哈林主义，都属于这一类。这些人看不出矛盾的斗争已将客观过程推向前进了，而他们的认识仍然停止在旧阶段。一切顽固派的思想都有这样的特征。他们的思想离开了社会的实践，他们不能站在社会车轮的前头充任向导的工作，他们只知跟在车轮后面怨恨车轮走的太快了，企图把它向后拉，开倒车。
我们也反对“左”翼清谈主义。中国1930年的李立三主义，苏联在尚可作为一个共产主义派别看待时的托洛斯基主义（现在则已成最反动的派别），以及世界各国的超左思想，都属于这一类。他们的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有些把幻想看作真理，有些则把仅在将来有现实可能性的理想，强迫放在现时来做，离开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前的现实性，行动上表现为冒险主义。
唯心论与机械论，机会主义与冒险主义，都没有唯物辩证的认识论的根据，他们都是以主观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与实践相舍离为特征的。以科学的社会实践为特征的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不能不坚决反对这些错误思想。马克思主义者承认，在绝对的总的宇宙发展过程中，各个具体过程的发展都是相对的，因而人的认识也在绝对的真理中对于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之认识只有相对的真理。客观过程的发展是充满着矛盾与斗争的发展，人的认识运动也是充满着矛盾与斗争的发展。一切客观世界的辩证法的运动，都或先或后地能够反映到认识中来。实践中之发展与消灭的过程是无穷的，人的认识之发生、发展与消灭的过程也是无穷。根据于一定的理论、思想、计划、方案以从事于变革客观现实的实践，一次又一次地向前，人对客观现实的认识也就一次又一次地深化。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在实践中对真理的认识也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主义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我们的结论是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知与行的具体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
大宇宙中自然发展与社会发展到了今日的时代，正确地认识宇宙与改造宇宙的责任，已经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这种根据科学认识而定下来的改造世界的实践过程，在世界、在中国均已到达了一个历史的时节——自有历史以来未曾有过的重大时节，这就是整个儿地推翻世界与中国的黑暗面，把它转变过来成为前所未有的光明世界。无产阶级及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地球上已经有一部分实行了这种改造，这就是苏联。他们还正在为自己为世界推进这种改造过程。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也都正开始或将要通过这样的改造过程。所谓被改造的客观世界，其中包括了一切反对改造的人们，他们的被改造，须通过强迫的阶段，然后才能进入自觉的阶段。世界到了全人类都自觉地改进自己与改造世界的时候，那就是世界的共产主义时代。
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与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形式，循环发展以至无穷，而实践与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唯物辩证法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唯物辩证法的知行统一观。（第二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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