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飞，男，汉族，1973年出生于河北肃宁。1999年获北京大学哲学硕士、2005年获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北京大学哲学博士后，现为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 。 存在与性命 ——中西哲学的基本问题 报告/吴飞教授 摘要 2018年5月20日上午，北京大学哲学系吴飞教授在中山大学哲学系103报告厅做了一场名为“存在与性命——中西哲学的基本问题”的讲座。该讲座属于中山大学哲学系“谦之论坛”第四期。讲座由中山大学哲学系朱刚教授主持，方向红教授点评。 吴飞教授在2017年出版的著作《人伦的“解体”》中对中西哲学有一个基本的判断，他认为西方哲学的主要特点是“形质论”，而中国思想的主要特征是“文质论”。但是经过一两年的思考之后，他对这个问题有了新的理解。2017年，吴飞教授和丁耘教授有过一场争论：他们对中西哲学的核心问题的理解是一致的，即西方是一个创造论的哲理体系，而中国是一个生生的哲理体系，只是在具体内容的理解上有所不同。吴飞教授认为他现在大体上还坚持在这次讨论中的主要结论，但通过丁耘老师的批评和往复的交流之后，他认为“生生”和“创造”也并不是中西之间最根本的概念。他现在认为，最根本的概念应该是“存在”和“性命”：西方哲学是围绕“存在”展开的，而中国思想是围绕“性命”展开的。创造所造的是存在；生生所生的是性命。 吴飞老师首先提出：哲学的第一问题是什么？问题的引入从《哈姆雷特》的这句话开始：“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这句话就是在回答我们，人生在世的第一问题是什么，哲学思考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哈姆雷特告诉我们，这个问题就是“to be or not to be”。但是主要的莎剧中译者在翻译哈姆雷特的这句话的时候都会考虑到译文的文学性和可读性，基本上不会把它译成“存在还是不存在”——因为这句中文几乎无意义——而是译成“活下去还是不活”。吴飞老师认为，这句话其实就是四个字：性命攸关。什么是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性命。 中西哲学其实都关心生命问题，但在巴门尼德发现“存在”后，西方哲学就往往参照永恒不变的存在来谈性命。回到大家熟知的“苏格拉底的次航”，《斐多》篇中的问题和哈姆雷特的问题非常像：苏格拉底和他的弟子关心的实际上就是活下去的问题、生命的问题。死后是否还有生命？灵魂是否永恒不朽？在讨论的过程中，是否能活下去的问题演变成了灵魂是否永恒存在的问题。当苏格拉底开启他的次航的时候，他对之前的“自然哲学家”的探索并不满意，他最关心的其实是“生命”或“生活”或“好”的问题。对“生活得好”的问题的关心实际上导致了对存在问题的进一步追问。但是在古希腊，存在并不是一个绝对的、根本的、最高的、唯一的哲学概念。在奥古斯丁之后，上帝被理解为绝对存在，创造出精神被造物（天使和人）与物质被造物，于是形成了“上帝——精神存在物——物质存在物”这样的三元存在结构。以后的西方存在论结构都来自于此，只是中世纪哲学从上帝出发推出另外二者，现代主体哲学从自我（精神存在物）出发推出另二者，而现代的自然科学则从物质存在物出发推出另外二者。出发点不同，但结构没有变化。 吴飞教授说他自己并不懂现象学，是吴增定、丁耘、朱刚、方向红等朋友使他意识到，海德格尔和列维纳斯等现象学家在很大程度上修正了传统的存在论，使之更关心性命问题，但毕竟仍然在存在论的框架中讨论问题。海德格尔所说的此在其实就是生命，列维纳斯的伦理学对存在概念有进一步的突破，但存在仍然是他们的核心概念。 就现代西方哲学总体状况来看，一方面，现代西方的主体哲学使自我无法从根本上认识其他存在物，也无法打破与他人（其他精神存在物）之间的壁垒。另一方面，自然科学又可以完全不顾哲学家的思考，以物质存在来思考宇宙和人生问题。但吴飞教授认为，自然科学其实是在使用上帝视角，也就是仍然停留在存在论的架构当中。这种状况就造成了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割裂，导致技术的虚妄，使人类的生活方式失去生命的自然。 随后，吴飞老师尝试以性命为第一问题来重构哲学的思考。性命大致包含三重含义：生命，生物性的、物理性的生命；命运，生命展开的轨迹；人性，引申的关于善恶的人性。“性命”的基本含义可见之于《左傳》成公十三年刘康公的这段话：“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是以有动作礼义威仪之则，以定命也。”天地给人生命就是命，而“动作礼义威仪之则”包括了人性善恶的确认和对命运的展开和把握。性命和存在最大的区别在于，性命是在运动中，但不是“becoming”，因为没有“being”就没有“becoming”，性命是生生不息的运动。 性命不是可以赠与、转让的“存在”或“存在物”，它不能被还原为无生命的存在物，性命是我的一切。在我认识自我之前，在“我思”之前，已经有了性命。我的一切行为、认识、言语等等，都以性命为前提，都是性命的展开。我与外物的关系，是我的性命与其他性命的关系，万事万物都是性命。 我与其他性命的关系，首先不是认识论的关系，而首先是生生的关系。父母与我，是最直接的生生关系。我对父母的确认，是对生生与生命的反思性确认，是对生命的来源的确认，尊重父母因此也是对自己生命尊严的确认。我对兄弟的确认，是对生生的进一步确认。对祖父、叔伯父、堂兄弟等等，都是对生生关系更复杂的网络的确认。我对陌生人的确认，是对同类性命的确认，因为他也有他的父母，因为他背后也有同样复杂的性命网络。所以，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物也在性命论架构中。《说文》：“物，牛，大物也。”物，首先是活物。那么，怎么看待无生命的事物呢？水火木金土也在相生相克的变动当中，都有物性，性来自于生，所以也可以称为生。因而我们可以说，万物与我共生，我处在一个充满生机的世界。鸢飞戾天，鱼跃于渊，活泼泼的。这不单纯是文学或美学的描述，而是说整个世界都是充满生命的。 中国的天、地、人三才，区别于存在论中的上帝-精神存在物-物质存在物的宇宙观。这是一个充满生命的世界，四时五方，就是根据生命之节律形成的时空观。 在吴飞教授讲座之后，方向红教授对吴飞教授的报告做了评论。方向红教授认为，无论是研究中国哲学还是西方哲学，最终是为了把哲学做得更好。通过中西比较研究，能够发现中西思想中的核心问题以及结构性的差异，从而能够更有针对性地进行中国哲学、外国哲学的研究。存在论确有一个难题，即自我难以走向他者，我总是作为“大写的”、“我们的”我。尽管西方哲学家提出了诸种解释方案，但是这个问题仍然存在。反观在中国哲学的“性命论”中，如吴飞教授所说，这个问题则可以得到完美的解决：在中国哲学中，天地人三才相通，性命本来就与他人相关。西方存在论由于过早地引入了机械力学，作为有机整体的自然界就变得僵化了。而中国的生生流转思想则讲求相克相生、相互贯通，自然就仍然葆有其活泼生机。西方哲学的思考也影响到了西方医学、法律、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等，流弊至今存在。方向红教授认为，西方哲学的特点是对存在论研究得比较深入，在《形而上学》中，亚里士多德就已经确立了“作为存在的存在”、“实体”、“神”等等研究主题。而中国哲学则对阴阳五行变化的描述非常到位，包括万物流转、周而复始等等，但是对阴阳五行变化的所以然、阴阳五行变化的根据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探索。 接下来吴飞教授与现场师生进行了互动。最后朱刚教授对本场讲座做了总结。朱刚教授认为，中西哲学比较虽然可能会引起误解，难度也大，但对于当代中国的哲学研究者来说，这不是我们可以选择的任务，而是我们无法摆脱的命运：我们恰恰身处中西思想交流碰撞的时代境遇之中。一方面，对于中国哲学来说，翻开任意一本《中国哲学史》教材，里面无不充满从外国哲学舶来的名词、范畴与框架，与其我们“日用而不知”，不如主动去清理、反思这些框架、范畴和概念是否可以用来描述中国哲学。另一方面，对于我们做西方哲学的学者来说，也必须要关注中国哲学的历史和发展，这首先不是为了做中西哲学比较研究，而是因为我们做的西学就是当代中国哲学的一部分。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当代中国语境中进行的现象学研究，在未来的中国哲学史上，也会像佛学一样成为中国哲学的一个形态、一个部分，在这个意义上，不关注中国哲学自身的传统也是不可能的。所以问题不是在于要不要进行比较研究，而是在于如何进行比较研究。这是当代中国哲学研究者无可逃避的使命。吴飞教授的这场讲座以及他近来的一系列研究，正是对这一使命的自觉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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