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诗语词的故土化情愫研究

选择这个话题，是在读完《故乡·故乡的语言·儿歌之类》（见《聂绀弩全集》第4卷第472页，以下只注某卷某页）之后做出的。这篇文章是聂公1981年2月应友人要求写的回忆录。当时聂公已是八旬高龄，而且卧病在床，阔别京山故乡六十多年，居然能回忆起诸如“浴罢弹琹”、“把持其事”、“无状打爷”这些土话，记得“沙牛”、“刺舅子”、“曲蟮”这些方言，还说“关于故乡方言，在狱中空脑搜索，得一千余条，准备出狱后参考一些方言，写出一本书来，不意被看守没收了，而且不只一次”。文章说他还记得“三颗桃花飞过山”这句儿歌，并且得出了“隔山讨火自焚身”的对句。这些话很让作为家乡人的笔者感动，并且有太多的启发。聂诗的研究者们往往从语言风格上分析，作出了诙谐幽默、打油调侃的判断，这当然是对的。但我以为，从语词所体现的故土化特色上做些探讨，也不失为一种途径，说不定这样的探索更能反映聂诗的创作实际，更符合聂公一生多舛的心境。

 

一、嵌入故旧名称  拓宽题材范围

      

在诗句中嵌入人名地名，历来是写手们感到棘手的一个问题，弄不好就显得别别扭扭，破坏语境。而聂诗则不然，不但嵌入了大量人名地名，而且就地取材，制成联句，风趣诙谐，成为一道独特的景观。先看下面两首诗：

惠亭水库水如烟，家佑先生一钓悬。

人若遍临天下水，鱼都潜有水中天。

手提半篓千斤重，口糊全家块把钱。

君去八旬今尚远，怎知西伯不尊贤。

——《垂钓赠张家佑》（第5卷第177页）

忆水南门十字街，儿时相逐跃台阶。

胡然初白玉堂叟，下顾三红金水斋。

四境鸡鸣无狗盗，两生鸽异对狐谐。

龙蛇走壁风雷吼，知是尊诗抑鄙怀。

——《步酬查九寒斋题壁》（第5卷第32页）

     

这两首诗中，所嵌入的地名人名有：“惠亭水库”、“家佑先生”、“南门”、“十字街”、“金水斋”，十分和谐自然，不留痕迹，而且“惠亭水库”与“家佑先生”形成对仗。张家佑（1923—？）是聂绀弩故友，解放后任教，每月生活费仅15元，以钓鱼辅助生计，每日可得约1元。“手提半篓千斤重，口糊全家块把钱”形象地刻画出农村小知识份子生活在社会底层窘况，寄托诗人无法表达的心声。查九（1901—1976）又名查慧九，湖北京山人，聂少时同学，后曾任广东省干部学校教员，穷愁潦倒之状与聂况近。聂绀弩说：“诗以穷工，它的本义当是人穷可以更深刻地领会一些所谓人情，更能接触到人们所不留心的人、生活、阶层，得到许多诗的本质。”（第9卷第318页《致舒芜》）又说：“忧患之类，不一定直接成诗，诗不一定直接写忧患，而是有了忧患，才更深刻地感动激情，才想到作诗，才读人诗较易感受，才容易发抒一点哪怕与忧患本身远隔遥遥的东西。”（第9卷第228页《致高旅》） 这些话当是我们理解上述诗作的注脚。

      

以上一类嵌入人名地名的诗句还有：“黄鹤楼高云梦泽，黑龙江远雪霜天”（第5卷第45页《以诗一卷赠曙南志别》）；“武昌鱼好全家瘦，文化士多一力支”（第5卷第62页《赠伍禾》）；“汉皋烟雨天门远，秋水蒹葭怀者劳”（第5卷第209页《送诗人邹获帆回天门》）；“我欲乘风回武汉，人当相忘在江湖”（第5卷第44页《秋夜北海怀冰奚禾曙》）等，这些都适时地嵌入了湖北地名，表达出悠悠乡情外，还有一些或苦涩，或哀痛，或怀念，或冷峻的咏叹，很能激发读者共鸣。

     

聂公在诗中以“楚工”、“楚囚”、“九头鸟”自称，留下“小园枯树悲风劲，下里巴人楚客工”（第5卷第129页《八十》）、“噩耗惊雷难掩耳，楚囚偷写吊诗来”（第5卷第129页《八十》）、“请看天上九头鸟，化作田间三脚猫”（第5卷第12页《周婆来探后回京》）等名句，赤子之情油然而生。

                             

二、化用俚俗民谚  增添辞章情趣

      

聂公说他写诗“喜舍眼前事物而采现成词句或视句中需要何物，随而行之。”（第9卷第213页《致高旅》）又说“据写作过程说，八句诗，我往往只会作六句，有时只会作四句（起联也勉强），末两句多数是凑上去的。”（第9卷第227页《致高旅》）还有“我写诗，就是凑句凑对了，看可以表示什么意见，然后找题目。” （第9卷第235页《致高旅》）这些都是经验之谈。笔者拜读聂公诗作，对于他从故乡民谚俚俗中信手拈来的那些句子留有深刻的印象，且不只一次叹服他驾驭语言文字的能力，这里随便撷取几例略加赏析。

     

 “此地无银三百两，前身相马九方皋”（第5卷第106页《林冲娘子》），这是以民谚作出句再制作对句。“人逢寻壑常孤往，船到穿桥自直行”（第5卷第235页《雪峰以诗见勖依韵奉答(二首)之一》）、“在山凭定三分鼎，出水才看两脚泥”（第5卷第62页《雪峰以诗见勖依韵奉答(二首)之二》）、“中国救亡须一战，秀才造反已千年”（第5卷第228页《题<青春之歌>》），这是以民谚作对句再制作出句。还有出句与对句都是根据民谚改造而成的，如“未见新苗高一尺，来锄杂草已三遭”（第5卷第4页《锄草》）。家乡有“苗多欺草，草多欺苗”的农谚，本联即出于此。与农谚比，聂公诗句显得更为生动具体，不但有工整的对仗，还有夸张对比，极写草长苗荒之状，锄草劳作之艰，实在难得。总之，在引用民谚俚俗时不管采用何种形式，诗人都能左右逢源，天衣无缝。

                                

三、吸收方言土语  打磨常见词汇

    

  “市近盘飧兼味有，葫芦上了又冬瓜”（第5卷第255页《查九枉顾步见赠韵》），诗人的所谓“兼味”不过“葫芦”“冬瓜”而已，令我们读来心酸。“无人道是南归好，只道外婆惦外孙”（第5卷第22页《嘲王子夫妇怕冷》），“外婆”“外孙”的入诗显得人情味十足，调侃味更浓。“红烧肉带三分瘦，黄豆芽烹半碗油” （第5卷第33页《中秋寄高旅》），这一联句中，红白相杂的颜色、清淡寡鲜的菜蔬、麻辣俱全的味道合盘托出，与其说是品味菜肴，不如说是品味人生。还有诸如“羊头狗脸”（“千诗举火羊头硬，六月飞霜狗脸皴”，见第5卷第56页《答迩冬托向人乞兰》）、“水蛇腰”（“百戏绳行绳太粗，水蛇腰上人趑趄”，见第5卷163页《独木桥》）这些特定词组的巧妙运用，更是增添了语言的表现力。

       

对于那些土得出奇的词语，聂公也大胆入诗，如“小姐香江百分百，先生婚事拖复拖”（见第5卷第192页《请祖光为慎之写一字幅 不意竟写拙作(搓草绳调王子夫妇)一首以赠慎之恰合其时复成此诗并寄》）；“虽邻柳巷岂花街，不为借书死不来。枯对半天无鸟事，凑齐四角且桥牌”（见第5卷第74页《即事用雷父韵》）；“凉水泉边同饮马，完山顶上赛吹牛”（见第5卷第129页《挽同劳动者王君》）。特别是后例，人们读到这里，在忍俊不禁的同时，仿佛听到了聂公对那个是非颠倒、理性缺失的社会的质问！

                                  

四、采用乡声乡韵  庄重诙谐相宜

       

聂诗用韵是比较严格的，很少有出韵、险韵等情况出现。但地处江汉平原北部山区的京山，与外界相对隔绝，保留一部分方音（即接近古声韵）是比较自然的，如入声韵等。因此，聂诗中有些篇章如果用方音来读会更加富有情趣，如：

人不言愁我自愁，风风雨雨又经秋。

曲歌实甫西厢记，诗颂湖南烟雨楼。

吨吨钢铁伤小取，粒粒稻禾盼丰收。

为孺子牛谁敢指，只觉今冬肿更浮。

——第5卷第254页《记思庚》

      

浮，普通话读为fú,京山地区读若fóu，显然按方音读更合韵律一些。再如：

豆上无坑不有芽，手忙刀快眼昏花，

两三点血红谁见，六十岁人白自夸。

欲把相思栽北国，难凭赤手建中华。

狂言在口终羞说，以此微红献国家。

——第5卷第5页《削土豆伤手》

      

白，普通话读为bái,京山地区读若bó，同样按方音读更有韵味。

      

另，聂诗有数处用到了“么”(me)字，但并不是作为后缀使用的，而是作为疑问代词使用的，读若mō，这正是京山话特有的，如：

《第一书记上马记》，绝世文章惹大波。

开会百回批掉了，发言一句可听么。

英雄巨像千尊少，皇帝新衣半件多。

北大荒人谁最健，张惟豪气壮山河。

——第5卷第24页《怀张惟 》

       

聂公曾说：“土话里头的单音特别多，四声应该特别重要，可是以我知道的土话说，我被念成讹或谔，刀和别的音在一起就念成道，猫和别的音在一起念冒，糨糊念成酱户，脑壳念成脑课，衣裳念成衣赏，四声也没有被严格地遵守。”还说，“六朝以前的诗，是不大讲究四声的，唐朝的律诗和绝句才有严格的四声的规则”，但是，“无论字典和韵书怎样规定着四声，活的语言总在不断地摆脱这束缚”。（第8卷187页《四声论及其他》）聂公在诗词创作中大量吸收方言声韵，正是顺应了语言自身发展的客观需要。

       

将乡土语词元素引进旧体诗词是聂公的一贯主张。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聂绀弩就“主张提倡用土话写文章”，“对土话的态度，应该跟对文学遗产的态度一样：批判地接受，合理地扬弃”。还说，“必须采用土语，必须提倡土话文学，大众语才能得到本质的胜利。”（第8卷第54—63页《大众语跟土话》）他把土话作为大众语言来看待。他曾寄希望于俗语新语，并企图以此革新旧体诗词。“我诗圆熟，自亦有觉，此为危境……现尚不知何以矫之，俗语新语似尚不足以办此也。”在创作中，采用新题材、新语言，表现新思想、新感情，则是聂公的毕生追求，并且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就。（见第9卷248页《致高旅二七》）

      

总之，聂诗在运用故土语词方面是全方位的，从语音到词汇到句式，字里行间展示出故乡的风土人情，流露出浓浓的离愁别恨，这些就构成了聂诗语词的故土化情愫。而这一情愫表现在旧体诗中，又丰富了它的表现手法，给它的改革创新带来了勃勃生机。研究聂公在运用方言土语中的论述，重温聂公诗卷，对我们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繁荣诗词创作，应该说是具有极为现实的意义的。

      

当然，语词的故土化只是聂诗语言特色的一个侧面，其实聂诗在语词的运用上也不失庄重典雅，聂公自己也说：“旧诗太通俗不成其为旧诗，新诗太通俗也不成其为新诗。”（第9卷328页《致高旅一一0》）他并不反对用典，承认自己“某些诗用了典故”（第9卷87页《〈散宜生诗〉后记》），我们可以随手举出许多例证，但这些并不是本文讨论的范畴。任何诗人使用表现手法与遣词技巧都是多种多样的，色彩斑斓的，况且我们面对的是一位当代文坛巨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