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土匪更坏的王老四

王老四一一王俊武（?一—1946年），出生于商人家庭，幼年读书，还算聪明，并写得一手好字，深受其父母溺爱和店内伙计们称赞。他排行第四，人们当面都喊他老四，背后直称为王老四。及“显贵”后，又都称官衔一一处长，或四先生，很少人知其名为王俊武。

王老四之父名王石磙，开王义发杂货店，兼营松木、杂木树行，家道小康。王父生老四等兄弟姊妹七人，长姊(嫁京山田姓)、大哥、二哥，为老四异母兄弟，自老三(谟臣)以下，为王石磙继室张氏所生。王石磙在世时，尚能管束儿女，撑持家业，王氏兄弟虽都早染恶习，但不敢放荡不羁。其父死后，兄弟几人，本来都早溺于大烟、嗜赌好嫖，此时则肆无忌惮，不数年，家产荡然无存，兄弟都沦为无业游民，王老四堕落尤甚，靸半头鞋，替鸦片馆扇炉子，到赌博场讨“六、八个”为暗娼家跑腿，只要能弄得一盒、半盒鸦片烟过瘾，不惜偷鸡摸狗。被人多次痛打，也接受过无数人的嗟来食，遭人揶揄过。

1938年日军占领宋河后，王老四在以董仁甫为首的维持会搞交际员，替日军经营部(后勤)购买生活物质。年把的时间里，他靠强买、强拿，对日军小哄、小骗，搞得几个钱，仅能混得一日两顿，可免于抗鸦片瘾。此时的王老四，还只算是一个不挨饿、不抗烟的王老四。一次，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日军错了一大笔钱给王老四，他本是个见钱舍命的伪君子，但慑于日军淫威，经复算后，竟如数退给了日军。从此深得日军赏识，时来运转，提升为情报员。这一职务，本来辖于维持会，然而王老四一任此职，其权其势，就凌架于会长董仁甫之上。会内会外，事无巨细，都须王拍板定夺，才能付诸实施。不久又加衔为情报处长，掌握着被其网罗的一批喽啰，搜集抗日军政情报，经王整理后，直送日军司令部，由于多次情报准确，深得日军信任。

为适应大东亚“共存共荣”政策的推行，1940年前后，在日军卵翼下的维持会，纷纷升格为地方政府。开始宋河地区，曾一度酝酿成立富水县，经查地域、人口都不够建县条件，于是成立宋河特别区政府，王老四任区长，正式取代了为日军效劳多年的董仁甫。特别区设秘书(王的姐夫田庭勋任)，掌管文书、机要；民、财、建、教各司其职一一王老四自兼财政股长，亲自过问烟土、食盐的专卖(实际负责是汪远明)、合作社(由应城盐矿商廖永盛在宋河的代理人姚清轩当社长、其实权则握于王的三哥谟臣之手)、财税(负责人熊绍山原王义发杂货管事，王家的高级雇员)等有利可图的事务机构；警察局(局长杨振锋后为熊绍山)、保安大队(大队长刘保珊后为张仕祯)更是被其直接掌管，上自光武岭下到薛家河近百里的地域，完全置于王老四的统治下，军事(伪保安大队、及武装警察)调遣、人事黜陟、财政收支、生杀大权，集中于王老四一人之手。无怪当时人讽称其为“百里王侯”。汪伪南京政权建立后，势趋“统一”。伪京山县长袁子和拼却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宋河特别区政府”的招牌拿掉，换成“京北行署”，“行署主任”仍然是王老四，人马没减一兵一卒、“领土”未少一分一毫，“京北”仍然是王老四的“领地”一块。为什么?日军驻宋部队长是联队长，比其驻京山的部队长大一级。

从1939年到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几年中的时间，王老四把一个只能应付日军军差的维持会，经营成能充分发挥统治作用，为日本“大东亚圣战”服务的政权机器。一切从零起，武装发展到完整的大队建制，能配合日军作战，也能单独行动；贸易能为日军抢购出口物资，搜集木炭、收购军粮；商业能垄断市场，专卖食盐烟土，统配棉纱、棉布、烟卷；警察、监狱能强化治安；确为他的天皇陛下，效尽了犬马之劳。

王老四本来就是一个浪荡子，嫖、赌、嚼、遥鸦片烟，样样都会，样样着迷。随着权势的膨胀，王的鸦片瘾也无限增大，昼夜二十四小时，至少有十六小时泡在鸦片里。专门雇请了一个叫陈宗林的人一一这个人是宋河熬制鸦片膏和烧捻鸦片泡的高手，为他烧烟。僚属的请示、送礼，宾客的说项求情，所有肮脏交易都在烟榻旁讨价还价定夺成交，而且还只限在烧捻烟泡的间隐。除日军太君召见以外，吸烟是绝对不可耽误的，偶即巡视公署、街道，也只限于上午十时至十二时的那一片刻。“出巡时”，虽不鸣锣开道，举“肃静”、“回避”的高脚牌，也是便衣保镖(通常是他的“侍从”副官黄日华，警察局巡官、他的侄女婿王运洪)，紧侍左右，武装警卫(保安大队每当王“出巡”时必派几名可靠士兵“护驾”)前呼后拥。僚属(往往是股长、秘书、局长或大队长)陪侍，既威风、亦森严，市民不敢当道，亦莫不侧目。

王老四从小就有一点小聪明，一旦得势，更是喜怒不形于色，善于权术应变。他能挤垮他的各个上司，飞黄腾达，驾驶他的文武僚属，包括一些无聊文人一一熊子云、胡楚材之流，始终无一人能取代他，这固然是他拥有“皇军”绝对信任的优势，也不得不承认他具有应付官场、勾心斗角的才能。

在王老四统治宋河的六、七年里，被王处死的我抗日志士和无辜平民，总在三百人以上，仅保安队奉王老四之命，对秦关的一次扫荡，当场击毙和被俘以后处死的，就有三十多人，其中有三户被杀绝。王老四杀人，六亲不认，连他入赘的胞侄婿，长期为他当保镖的的王运洪(王疑与其妻有私)，也交日军拌了“豆腐”。将王运洪交给日军以后，王对外散布谣言说：“王运洪忘恩负义，背叛他逃跑了”。对内则切嘱知情人：“严守秘密，否则同样处理”(这一秘闻，是王老四之妻陈焕英在解放后透露的)。

王老四所处死的人，一部分交日军行刑：活埋——要被处决的人，自己先挖好一个深坑，逐个儿推入坑内站立。令后被处决的人，掀土入坑，当土掩埋了其人的肺部时，就呼吸急促、白眼直翻，一时又不能死，痛苦延挨，有的几小时后才能咽气。军犬——噬日军饲养的狼犬，一如其主人，凶残，嗜人血肉，当狼犬扑向被处决的人以前，还给你木棍一根。三只、四只、六只、八只狼犬听到主子的口令以后，一齐扑向被行刑的人。出于自卫的本能，当然要挥棍抵御，于是更怒了狼犬，扑噬更烈，当人被啃得血肉模糊，光骨头几根、四肢犹自颤动。地雷轰——事先将被处决人蒙住——或者抠瞎双眼，捆住双手，镣住双腿，在埋有地雷的场地上摸或者爬行，一踩响地雷，即裂肢断腿，血肉横飞；练活靶——把人绑在事先栽好的木桩上，在几十米或者更远的地方，实弹射击，人体上，弹孔密密麻麻，地上淌满鲜血，人体还抽搐不已。“拌豆腐”——将被处决的人，紧紧绑在木桩上，用几把刺刀乱戳，直到人体逾溢鲜血、刀孔如蜂窝一般，人体还不能断气。后两种杀人的方法，多是日军用来锻炼新征入伍的士兵胆量的。

日军比吃人的猛虎还要凶残，然而王老四是比老虎还要凶狠的魔鬼。凡日军在宋河不论是公开或秘密处死的中国人，都是经王老四之手交付日军的，如新四军抗日民主政权××乡乡长鲁天明等九人，被俘后，是公开处死的，行刑前，经王老四当众宣判“胆大鲁天明，敢当新四军，本部不杀你，留着害'良民’”以后日军才拌他们的豆腐的。一部分由保安队官兵们“过瘾”，这些禽兽们杀中国人，也是用刺刀“拌豆腐”，用东洋片子砍头，没有一个是用枪打的。

王老四聚敛财富的手段有四项：(1)索贿，对象是被警察局关押的“共匪”、“通敌”……等“罪犯”。若不是“共匪”，且又有重金向王行贿，尚可活命，不然，一关进警察局，命就是王老四的；(2)专买烟土、食盐的税收利润“分成”。这柱大买卖，由他的代理人汪远明为他管理，全部收入除拿出一部分作军警的给养和行署人员的薪水以外，其余则变成了他个人金库的黄金白银；(3)高利贷：主要是贷给资金周转不活的商户。最低利率是月息一分。(4)全镇各行户(交易所)都占一千股，宋河的油、盐、山货、粮食……十六、七个行业的交易所、除木、香饼三、两个油水不大的以外，其它各行户、每个热集晚上八、九点钟以后，管帐先生们，就把“四先生”应得的一分，如数送到府上。据了解，日军投降后，仅向六纵队副司令交出的“活命钱”就用秆称；向国民政府湖北省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彭旷高行贿的金饰、金条，就一木箱。交付其表兄张木娃(船民)转移走的银元几十箱，细软珍奇，则无法估算。

在“大日本”天皇的恩荫下，王老四权倾百里，富甲一方，认定了“大日本皇军”武运长久，坏事干尽，被捕入狱后，人们都认为是裂尸极刑，不尽其辜。却不料国民党京山当局，把他当一只金乌龟来敲，迟迟不解递省高等法院，审讯定案，竟使鸦片瘾恶性发作，死于狱中，人们引颈以待的快事，终成泡影。

艾荷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