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露日军罪行座谈会笔录

频繁打扰遍地肆虐

日寇除大规模袭击“扫荡”之外，在京钟、三应、汉宜三条公路的据点里，经常三五成群，十多人、几十人、甚至百人在集镇、农村打扰，大肆奸、掳、烧、杀和抢劫、打人。

现就县、镇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干群控诉和实地走访分记如下……

揭露日军罪行座谈会笔录

2006年9月5日，京山县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在县老干局会议室召开揭露日军罪行座谈会。与会人员：黄述振，新四军研究会会长(82岁)、副会长谭富廷(83岁)、马玉龙(80岁)、会员屈善星(91岁)、王祥生(85岁)、邹松(86岁)、曾仲超(77岁)、刘其祥(80岁)、施亚琼(77岁)、刘广兰(78岁)、杨鸣皋(83岁)、熊学春(75岁)、江朝明(81岁)刘良佐(85岁)、王佐昌(86岁)；还有县老干局、史志办负责人周功铮、邓传国、李甫清、方志龙参加座谈会。

笔录如下：

黄述振：今天开会，主要议题是纪念抗战胜利61周年，让在座的各位老同志用自己的亲历亲见，揭露日军罪行。请大家发言。

黄述振发言：1942年我在应城陈家围子读书，日军来扫荡，我们撤迟了，当时我背靠教室门坐着，日军在外对着一刺刀，捅穿了门板和我的棉衣，另一同学被刺伤了。日军又用刺刀刺我们老师陈芝生，要良民证。

1942年冬，日军“扫荡”到我家乡曹武界牌村，日军在我家捉鸡子，日军到处赶，鸡子到处飞。日军用镰刀甩过来，我父亲黄寿清头一低，才未砍着。

1943年8月，我在家驮劈柴，从天王寺买，到应城卖，走到祝家墩，天未明，碰到日军以刺刀逼住我们，将驮柴驮麦的一群人拦住，日军小队长看中了我的驴子，叫我抬下柴把驴给他骑，一路押解到汤池。半路上，小队长回头望，见后面一运小麦的农民掉远了，他说“小马马的，波罗波罗了的”(意思是跑了的)。我连摆手，意思是未跑，小队长端枪要打那一运输的农民，我做手势(怕惊驴)不行，他下来，盘脚坐在堰堤埂子上，一枪打了那后面驮运小麦掉队的农民，说“死了死了的”，又转去，见人被打死了，驴子嘴巴也打缺了。日本兵把中国人不当人。

我老伴说，京山人查家祥，住京山应城交界刘家巷的新湾。爱人叫毛毛(女)，日军“扫荡”时强奸了毛毛，并刺了两刀，未刺死。此女后住应城西门湾上，其女名“华儿”现在皂市。

刘良佐发言：1941年的一天，日军“扫荡”大小焕岭，烧了67栋房子，杀了两个人，一个是40多岁的男子王汝才，他是小焕岭村张家畈人，敌人“扫荡”后，他以为敌人走了，一出来竟被用机枪打了。王是个聋子。一个是50多岁的婆婆，小焕岭村大湾人，被日本人刺了几刀，死在湾里。这都是我亲眼看到了的。

1939年秋冬之际，我牵牛到宋河卖，当时我16岁，在宋河对面菜园子边有日军站哨，又来了两个日本人，拿的锯子，锯牛角；卖牛的人不让，日军打了卖牛人两嘴巴，打的鼻血直淌。站哨的又不让我们走。这是我亲眼见到的。在今明星大队丁关，当时，我是康龙乡公所乡长，在丁关住夜，一出来，看见山上来了日本人，日军机枪扫过来，我们在博鱼湾的战士被打死了两人，其中有华振元。此时是1942年年底。

屈善星发言：当时我在京北县政府供给科，科长徐东升带通讯员秦国明到合兴集，日军到此袭击，老百姓跑了，都朝合兴集西南跑，日军赶到邵湾山上，遇到他们两人，徐将秦的枪拿在自己手上，日本人一枪把秦国民打倒在田里了，不准收尸，日军要碎尸，地方维持会说情才未碎尸。到晚上天黑了，秦的家人从公安寨栗林子才来将尸首收了。

曾仲超发言：1940年初冬，日军到天京潜“扫荡”，在观音湖斗笠湾与金亦吾纵队打了一天，日军打输了，第二天烧了斗笠湾12家。

1942年6月日军“扫荡”永隆镇石板村小王台湾，百姓都跑了，唯有刘美邦眼睛近视，日本人用东洋刀子刺了七刀，后医治无效，死了。同时，李家台青年王健林被日军机枪打死。

1942年3月份，日军“扫荡”武家湾(永隆)，强奸妇女，王芳发等用榨上铡刀砍死了两个日本人。后日本人报复，把武家湾的房子烧了十几家。

1943年2月，日军在拖市垸子堤湾打闹，别人跑过河了，当地人陈水关被敌人捉到永隆街上，日军先将他的两个膀子、两条腿砍掉，再抬到永隆街北头抢杀。陈是本地乡公所抗日游击队长，是拖市洪河子人。

王佐昌发言：1940年日本人从石板河一直烧杀到八字门，石板河后的孙湾三十多户被烧光。

1941年10月，墩子河村三组村民邓国振、唐朝坤、唐朝国、唐朝奎、桂苟一行赶驴子驮柴到应城换黄豆，在潘家集被日军捉住硬说他们是新四军，将他们就地杀了。朝国、朝奎是一家的两个儿子，弄回来一边摊一个，太惨了。老百姓无不伤心落泪。

1943年5月份，保长陈福才(石板乡胡家坡)被日本人吊起来烧，下身烧烂，死了。

邹松发言：1939年日军“扫荡”瓦庙阮沟，我在郝家牌楼湾帮人放牛。亲眼见到日军强奸妇女，强奸了一个15岁的小女孩，这小孩是随哥哥逃荒到此，她哥哥做长活与我在一起，罗兴龙是我们的户主。该湾的女孩被强奸了，还被打死了一人，当时日本人来，此人就跑，跑到河沟子，被打死在河坡了，此人名字我记不得了，当时我放牛，太小。这是我亲眼目睹的。

瓦庙何畈大队李玉清，他是吴刘新场乡长，1942年6月被日本人捉去在天门城喂了军犬，被活活咬死。

1942年，日军修天钱公路，从天门北门修到钱场。离北门五华里地方，白天修，晚上我们挖，破坏了一、二十天，公路未修成。日军赶一个女的，姓杨，赶不上，就一枪把女的打死了。

我们湾(钱场铁匠巷)六户人家，30多人。1942年上半年3、4月，日军听说我们湾里有一个当新四军的人，就把这湾子全烧了。当时我给王克强当通信员(王是天北区委书记)。

1943年2、3月间，日军“扫荡”天京潜，袭击我军教导团的驻地曾口和对河南面的湾子，把我们搭的简易礼堂(用丝茅草、竹子等搭的)烧了。在追击12团和我们团的战斗中，我们团且战且走到刘家榨，王珊政委牺牲了。

熊学春发言：日军在宋河盘踞七年多，日机炸宋河，1938年阴历八月二十八日正午。12架敌机飞到宋河轰炸。从药草巷到各街道到处是被炸死、塌死、烧死、机枪打死的尸体。毁房屋100多栋，死伤300人左右，我当时是小孩。见证人陈婆婆一清二楚地讲了此事。

1943年当时我在宋河读书，目睹日军肆意杀人，把人当牲畜，看不顺眼就用刺刀刺，放狗子咬中国人。

1944年的一天，日军出去“扫荡”，一次捉了60多人，拖在宋河杀人凹(雨大岭下面废油库处)，十几个日本人用军刀砍，刺刀刺，全部杀光了。据老人讲，日军在宋河杀害不少于500人，当时，杀中国人不准收尸，让野狗、豺狼成群结队的吃掉。

日军驻宋河期间，拆宋河房屋，把宋河城内居民全部赶出在北门外搭棚子屋住(即现在的二、三、四、五街)。城里面划两个区，一片属伪军驻(王老四区长、张士珍队长)，另一片禁区驻日军，日军驻高信元楼。日军为保护自己，用铁丝网围着与伪军分开，谓之城中城。在雨大岭、殷墩岭修钢筋水泥碉堡。由碉堡通至伪军、日军驻地，挖了长500多米8尺宽8尺深的交通壕。交通壕上面全都盖的民房檩子，上面盖土一米多厚。日军要檩子就用马拉垮民房肆意取材，要建筑工人就拉民工做苦力。完成这些隐蔽工程的人最后全部押走了，不知所终。

火烧马家冲：1943年7月，日军袭击驻马家冲的新四军，双方都有伤亡。马家冲一共被“扫荡”三次，仅最后一次，就被日军烧毁27户房子，打死妇女儿童4人。这是当地退伍连长周学清协助我调查的。

当年驻宋河日军营内有二三十名妇女，我们称为洋婆子，一对话，还是说中国话，时称慰安妇班，大多是二、三十岁左右的人，都是被日军强拉的中国妇女。

野蛮掠夺财产：日军严格控制食盐的销售，百姓每人每月只规定4两盐，卖盐地用铁丝围着，每天买盐的三四百人，当时宋河街上有千余人，加上周围村子有一二万人，所有宋河地区的人都到街上买盐，老百姓挑一担稻草换一根盐签排队，最多只能买食盐一斤。当时一斗米的价钱只能买一斤盐，一斗米是现在的30几斤，百姓买2斤就罚，3斤就作为贩盐必严惩。盐质乌色，质差，日伪政的经费开支就靠垄断物资，高价出售来榨取。

抗战损失巨大，我们中国后来的贫困落后，与日军侵华有直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