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在陈少敏同志关怀下的十月剧团

—— 原十月剧团部分在北京同志集体回忆

一九八四年三月

抗日战争时期，鄂豫边区根据地，是紧紧扣住武汉日寇的锁链。这个边区远离党中央和其他根据地，独立的与日、伪、顽进行艰巨的斗争。那时的情况，正像我们所唱的“没有吃、没有穿，只有敌人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可以说一切来于敌人手中。就连我们剧团的幕布、服装也都是缴获敌人的物资制作的。当时作为根据地的后方——湖北京山县北部山区大、小花岭一带，不仅住着边区党委首脑机关，还有培养干部的党校、洪山公学和《七七报》社。这里虽说是“后方”，实际上它周围的敌据点最远也不过三十里。我们十月剧团就诞生在这里。

（一）

1940年秋，为组织宣传群众，巩固、扩大抗日武装力量，活跃部队文化生活，区党委书记陈少敏同志，叫苏菲同志组织一个剧团，以文艺为武器“团结自己，打击敌人”。剧团开始定名为解放剧社。起初剧社在京山八字门，后来迁到小花岭。苏菲同志新任社长，这是十月剧团的前身。剧社初创人员不多，都是从各单位抽来的十一、二岁的“小鬼”，加上几个大点的同志，全剧社也不过十余人。解放剧社一成立，部队和机关呼声很大，盼望很快能看到剧社的演出，同志纷纷邀请剧社派人到连队、学校教歌。这也难怪他们操之过急，实在是边区的文化生活很差。可是剧社刚刚成立，什么也没有，困难也很多，在文艺工作方面，除苏菲等少数几位同志干过剧团外，多数同志都是外行。别说马上演出，就连自己唱歌还得现学。尽管困难重重，大家还是鼓足勇气日夜赶排节目。说也凑巧，正在这时湖区的部队缴获了一批敌人物资送交区党委，陈少敏书记立即叫人把布匹给我们做了幕布和跳舞服装，还给剧团每个同志特做了一套黑色列宁服，为孩子们做了一件大衣，以便演出前披在身上御寒。现在看来这些衣服算不了什么。可在当时部队连粗布军服都穿不上的情况下，我们却能穿斜纹布的棉制服，这可是个很特殊的待遇。我们有了这些“装备”劲头更足了。日以继夜地准备节目。可是没有化妆品，开始用烧过的柳树炭作眉笔，用锅沫烟子、红黑油墨加“凡士林”调制一下，算是我们最好的化妆油彩。跳舞没有乐器就口唱舞曲伴奏。演出的服装、道具都是向老乡借的，只有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军队的服装是用葛根染土布来做的。就这样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我们居然为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节二十二周年排练了不少节目。光孩子的舞蹈就是《丁玲舞》《青年舞》《战斗舞》《海陆空军舞》；还有《放下你的鞭子》《游击队员之歌》《小放牛》等戏剧和歌咏；演出那天人多极了，除机关、部队外，连附近的老乡也来了。稻田里、田埂上、山坡上到处都站满了人。真是“人山人海”。同志们第一次看到自己剧团演出看得很起劲，陈少敏书记和边区其他领导同志，每演完一个节目总是带头鼓掌，这次演出给同志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特别是老乡们常年住在山沟里，祖祖辈辈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新戏，把我们的话剧称为“文明戏”，演出结束后，边区首长连声夸我们“演的好！”“演得好！”由于这次演出也是为了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节，经领导研究，将解放剧社改名为十月剧团，受区党委宣传部直接领导。从此十月剧团在京山县北部山区小花岭上、在艰苦岁月中光荣地诞生了，记得时隔不久，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友人，美国史沫特莱女士，来边区参观、采访，剧团为欢迎她还举行了一次演出，还特跳了美国《自由神》舞蹈，她看了非常高兴。

十月剧团成立不久，由于工作需要，苏菲同志要调回延安，由吴超容同志接任团长。刘剑斌任指导员，杜微同志任剧务主任。这里又陆续调来了一批男女青年，剧团扩大了就分别成立团员组和孩子队，并由任重、吴道英两同志任孩子队正、付队长。

苏菲同志走时，孩子们都舍不得，一个个在欢送会上哭得很伤心。原在解放剧社时，孩子们不叫她社长，都亲切地叫她“苏妈妈”，其实苏菲同志当时只有二十七岁。孩子们所以这样称呼她，这与她平时慈母般地关心、爱护孩子们是分不开的。如那时孩子们头上生了虱子，她给他们洗头；衣服破了，就给他们补；孩子们生了病，她拿出自己的钱给孩子们买挂面、鸡蛋吃。孩子们有了错，她总是耐心教导。她身体不好，组织上为照顾她，给她一匹马，她总是给生病的孩子骑，或者给孩子们驼背包。她就是这样无微不至地照顾他们。所以孩子们舍不得她走。这种真挚的革命感情，一直保留到今天。尽管当年的孩子现在已是鬓发斑白了，但见了苏菲同志，仍然亲切地喊她“苏妈妈”。

（二）

我们拿了文艺这个武器，就在另一个战壕里和敌人作战。为配合根据地的各项任务，剧团以多种多样的文艺形式反映边区的抗日斗争生活。如为了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在应城县参议会上演出了话剧《搜查》和《民哨》及《穷孩子过年》等节目。《搜查》表现了一个青年妇女，冒着生命危险机智灵活地掩护一个杀死汉奸的爱国者，最后毅然离开了贪生懦弱的丈夫，走向了抗日的道路；《民哨》是反映我边区妇女放哨捉汉奸的故事，这两个戏对来至各地的参议员，团结起来共同抗日是起了一定积极作用的。

在完成应城县参议会演出后，紧接着去应城四区两河口作抗日募捐演出。两河口是一个较繁华的商业大镇，水陆交通方便，是我抗日政权的边沿地区，敌人经常出入这里。我们深知这次演出是要担风险的。但为了筹集抗日经费，就是冒着生命的危险也要去完成这一艰巨任务。上级为了保护我们的安全，特派县大队长何其伟同志带一个连保护我们。那时没有剧院，临时剧场就设在镇子街口一座祠堂内，祠堂院中摆满了座位，面对院子大厅作为舞台。观众特别多，座位全满了，还有许多站票。但少数汉奸也混在其中，曾几次捣乱以破坏演出。我们不顾安危，沉着“战斗”。一直演到深夜两点，胜利地完成了抗日募捐任务。由于同志们太疲劳，演出后没有及时转移，仍回到原村子里睡觉。谁知汉奸当晚给敌人报了信。佛晓前敌人就打来了。一阵枪声把我们从梦中惊醒，当时我们手中没有武器。不能组织反击，只好不顾一切向外冲！何大队长听到枪声，立即带着部队阻击敌人，掩护我们向村外跑。大部分同志虽然脱险，可是却少了孩子队任的重、吴道英、王章祥、张朝华四个人。同志们都以为他们被敌人捉去了，有的急得哭起来。何大队长听说还少四个小同志，就带着部队向敌人反击，大约半个多小时，我们的四个小伙伴才跑了出来。同志们又破涕为笑，问明情况，才得知多亏老乡把他们锁在柴草屋内。由于我们的部队反击紧迫，敌人来不及搜查便仓皇撤退，他们才得以脱险。这次突遭敌人袭击，人员虽没受到损失，可是我们的幕布、跳舞服装全被敌人抢去了。当陈少敏同志得知这一消息后非常生气，要应城抗日政府，全部“赔偿”剧团的损失。何大队长为此也受到处分。当我们从应城返回小花岭那天，陈少敏和其他领导同志，都来看望我们，还特意问了四个小同志，被敌人堵在屋子内害怕不害怕，四个小孩子天真地答道：反正我们只把头和身子钻进柴草里面，屁股还露在外面，也不知道是怕还是不怕。说得在场领导和同志们都哈哈大笑。

回小花岭后，我们休整几天就为边区参议会和欢迎杨经曲部队起义归来演出。杨经曲老先生，在参议会上被选为边区行署副主席，他起义的部队正好有一个军乐队。这次跳舞就是请他们伴奏的。孩子队跳舞，第一次有这么多乐器伴奏，跳得可起劲了，气氛显然不同了。其中《骑兵舞》《战斗舞》，加上军号、大鼓的伴奏，真是如我们的部队健儿奔腾驰骋在战场上，演出不断博得观众们的掌声。

（三）

陈少敏同志，为我们剧团的成长真没少操心。在她的关怀下，应城抗日县政府“赔偿”了我们的幕布和演出服装，使我们的装备比以前更好。

为了加强充实剧团，组织上把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习过的周辛同志调来任团长。调高菲同志任指导员，杜微同志任副团长兼剧务主任。还从洪山公学调来一批学员充当团员，也有从敌占区来的学生。剧团空前壮大，人才济济，全团将近五十多人。真是“兵强马壮”，可以说是十月剧团的“全盛时期”。

由于领导加强了，人员也空前壮大，剧团通过边工作边学习，表演艺术水平提高很快。这里剧团开始演些大型节目了，但孩子队仍以小型歌舞为主。只要是重大节日，重要会议或哪里打了胜仗我们都要演出，是十月剧团成立以来演出任务最多的时期。记得主要节目有《黄河大合唱》《生产大合唱》《祖国颂》，话剧有《狐群狗党》《李秀成之死》《三江好》，京剧有《捉放曹》《打渔杀家》等。

另外在创作上也是剧团最多的时期。如为了揭露和粉碎国民党一、二次反共高潮，采用旧瓶装新酒的形式，编排了京剧新《南阳关》《黑色伪匪》和歌曲《反对皖南事变》，夏曙同志还编排了《春耕舞》反映边区人员搞好生产支援抗日的故事。尤其是邓耶同志在这个时期谱写了很多歌曲，如《战洪山》《鬼子的末日马上会到的》《夺长江》《割麦歌》《纪念五一》《今年打败希特勒》《昨天晚上做个梦》等。这些歌曲在边区流行很广，很受边区和部队的欢迎。特别是儿童歌曲《昨天晚上做个梦》，歌词很有趣味、内容新颖，不仅边区儿童喜欢唱，连大人也爱唱，现将歌词实录如下：

“昨天晚上做个梦，梦见我在天上飞，飞呀飞，飞呀飞，一飞飞到大前线，大前线鬼子多，他在那里杀人又放火。我在天上撒泡尿，淹死鬼子一百个。我在天上喊口号，吓得鬼子捂耳朵”。

歌词似梦非梦，切合儿童心理。在曲子上节奏明朗愉快，时高时低，真如在天上飞腾，唱起来流畅顺口。

（四）

1942年初夏，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讨好蒋介石，对蒋进行诱降，停止了向蒋介石的正面进攻，回过头来向我鄂豫边区大肆扫荡。日寇从武汉和各县城集中大量兵力，以铁壁合围战术，向边区大、小花岭一带进攻。我区党委领导决定小花岭所有机关、学校都转移到外线去。我们剧团奉命转移到天（门）、汉（川）专区。由于要突过敌人封锁线，需日夜行军，全体同志都要轻装。每人除一条米袋外，个人背包不超过三斤。情况非常紧急，离开小花岭时我们的部队已与敌人接上火了。指导员高菲同志，见还有七、八条米袋没人背走，尽管她是个女同志，为了使同志们在突围中少受饿，毅然地把剩下的米袋全背在身上，足有三十多斤重。她的行动使大家很受感动，后来大点的男同志，每人背了两袋，才减轻了她的负担。我们经过两昼夜的急行军，越过几道封锁线，终于突出敌人包围圈，到达天门、汉川湖区一带。这里虽不是敌人扫荡重点，但仍然是游击区，当地部队就像《洪湖赤卫队》那样，每天驾着小船转移。开始我们和部队一起行动，坐着小船行军，在船上可以看书、聊天、唱歌，有说有笑。小船有节奏地向前划着，湖面上一阵阵地荷花清香味沁人心脾，一时仅使人忘却了这是处在战争的环境。有的连队有意地把我们的船穿插在他们船队中间，没完没了的拉我们唱歌，我们的同志也就利用此机会，开展行军中的鼓动工作来活跃部队文化生活。

后来情况逐渐恶劣，一部分男同志分在连队当文化教员，孩子队和女同志就分散在张金河、田家嘴、黄金台一带隐蔽。这一带每个村子我像外岛子一样，没有船哪里也去不了。隐蔽的同志，每天拂晓前乘小船钻进芦苇中躲起来，一呆就是一天，几乎经常看到敌人的汽艇、大桅杆船从湖中间通过，有时还向芦苇放枪示威！

在芦苇中呆着的日子实在不好过。一天不吃不喝，到中午烈日当顶晒，苇子中又闷又热，加上蚊子叮、虫子咬，不少同志脸上，腿上被咬的起痒疙瘩。大家以最大的毅力忍受着这种“苦刑”，直到黄昏降临，我们才上岸急忙吃顿大麦仁饭，抓紧时间睡一觉，以便第二天拂晓前再进芦苇荡中承受着蚊虫咬的艰苦生活。

湖区的蚊子之大，嘴尖是有名的。当地老乡有一首歌谣形容它：“小小张金河，蚊子大似鹅，打掉一条腿，可煨一炖钵”。所以当地老乡家中再穷，睡觉也得挂蚊帐。可是我们没有蚊帐，咬得实在不能入睡，同志们就把自己的床单缝起来，用两根小棍在里面一撑，从下面钻进去睡觉。大家把这种自造蚊帐称为“乌龟帐”。就这样蚊子还能隔着布咬我们。贴身的地方仍然是血迹斑斑。

湖区的渔民很爱唱歌，因此这一带民歌很多。为了丰富歌曲创作，有的同志利用隐蔽机会，向老乡搜集了不少民歌。至今我们还背得几首。民歌的搜集，为我们后来的创作，提供了很好的素材。

日寇一个多月的大扫荡，最后以失败而告终。我们很快集中返回小花岭。当同志们汇合时，大家像分别很久的亲人一样高兴。彼此谈论着这一段别开生面的生活。为了隐蔽男同志都剃成“和尚头”，而女同志都打扮得像渔家姑娘一样。王劫同志还特意留上一把胡子，头上还戴了一顶渔民草帽。见这情景也不知谁说了一句：“喂，咱们现在要是演打渔杀家，可不用化妆了，连肖恩、肖桂英的角色都有了”。说得大家哄堂大笑。同志们这种愉快情景，把一个多月的艰苦生活忘得一干二净。当我们返回小花岭时，沿途看到不少被敌人烧毁的残垣断壁，我们的住址虽然尚存，但门户窗扇被毁干净，到处是杂草和人畜粪便，日寇真像牲畜一样。我们匆匆打扫以后，上山砍柴黄金树条，编制些篱笆作门，凑合着先住下来。后来我们得知陈少敏同志，在一个多月的残酷“扫荡”中，始终带着小股部队在大、小花岭中和敌人“捉迷藏”。从此陈少敏在我们心中更是一个叱咤风云的女领袖。

（五）

青春对每个人来说是最宝贵的。我们的青春和大多数革命同志一样，是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度过的。我们把青春献给了革命，同时革命也哺育了我们。那时我们从没想过什么级别、待遇，吃的、穿的更谈不上，一套列宁服冬天过了把棉花扒下来当夏衣穿，一天两餐玉米面糊糊，有时连菜都没有，然而我们成天乐呵呵地生活在革命大家庭中。

十月剧团除了到部队演出外，大部分时间是住在小花岭上。我们在这里工作、学习和生活，所以至今只要提到“小花岭”，就好像是我们的家一样，牵挂着我们的心。每当大家回忆起小花岭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都倍感亲切，成为终身难忘之乡。

小花岭是边区革命的摇篮，更是哺育剧协和同志的摇篮。区党委领导对我们非常关怀，经常对剧团领导讲，要抓紧同志们的政治、文化学习。团员组的同志，几乎每周要去洪山公学听马列主义课，孩子队只要没有演出任务，天天学习文化。那时条件很差，树林、宿舍是我们的课堂，记笔记、写字在膝盖上，把印报废纸头作为学习纸，写满了这面翻过来再用。有的同志把竹子削尖了当蘸水钢笔，把红、紫药水当墨水使。尽管学习条件如此之差，大家学习还是很起劲。记得1941年9月，有一天上午发生了一件不平常的事：孩子队的李振华、杨火星、夏曙正在山上采摘野板栗，这时忽然天昏地暗、犬吠鸡啼，飞鸟惊恐万状地纷纷飞向巢里，天上却出现满天星星，他们吓得直向山下跑，等跑到门前，只见同志们围着水盆看，原来是发生了“日全食”。日食这种现象，别说孩子们，就连大人也很少见。据说当时能够看到日全食时间最长的地区，在全世界也只有京山县大、小花岭一带得天独厚。我们大开了这次观看日全食眼界，甚感幸运。团员组的鲁夫、邓耶同志结合这一难得机会，给孩子们讲了一次天体星球运行规律自然科学课，小同志们听得津津有味，还不时地提出这样那样的问题，这故然是好奇心理驱使他们，但也说明了他们的求知、好学思想是多么可爱。

战争的环境决定我们要有严格的组织纪律。所以在政治上领导对同志们要求很严，同志间经常开展相互批评。有时孩子们被批评得哭鼻子，可是哭也得批，从不迁就。尽管如此，可是团结友爱、互相帮助却贯彻到我们的全部生活中。如每当夜行军，总是把小孩子、女同志插在大人中间，经常是你帮我背背包，我帮你洗衣服；一到宿营地，有的同志就去扛稻草摊地铺，上面再盖一层稻草，虽然是严冬，也不感到冷。有的人就去拾柴火烧热水给大家洗脚。有一次孩子队的夏曙同志由于吃白果中毒昏迷不醒，杜微同志像亲姐姐一样日夜护理他，直到他恢复健康。像这样互相体贴、互相照顾的行动，已成为剧团的风气。因此，远离父母的孩子和刚刚离开城市生活的同志，在家中所失去的温暖，在这里都一一得到了补偿。

1942年春夏之间，剧团没有粮食了。为了克服困难，大家就去挖野菜吃。什么木金叶、葛根、野芹、野艽、野蒜、地捡皮以及山上的野果子我们都吃过，而且吃得津津有味。后来陈少敏书记耽心影响孩子的发育，叫区党委管理科长给我们弄了几斗小麦，可是又没有石磨，大家只好就一半小麦一半野菜煮着吃，然而却没有任何同志叫过苦。今天当我们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追想究竟是什么力量使我们如此乐观呢？大家异口同声地说是亲爱的党，是中国共产党哺育我们不断成长，党给予了我们战胜任何困难的巨大力量。

1942年冬，边区文艺工作在毛主席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指引下，进行了大的调整，部分同志调往部队任宣教干事，孩子队全部去边区实验中学学习，后来以他们为骨干又成立了巡回剧团。剩下的同志则编入新四军第五师文工团。从此豫鄂边区党委十月剧团完成了党赋予他的历史使命。然而十月剧团的同志们没有辜负陈少敏同志的期望。他们经过抗日、自卫、解放战争的洗礼和十年浩劫的考验，有的同志（如雷迅、邓耶、彭刚、胡安、张朝华）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有的在长期工作中积劳成残（如苏菲、皮革同志），活着的同志至今仍在为社会主义大厦添砖加瓦，尽管不少同志现在鬓发如霜，只要是在一起回忆起当年十月剧团这段生活，大家仍感到还是那样年轻愉快，为我们的青春是在战争中度过的而感到骄傲。

附：

陈少敏巧取印钞机

1940年，中共豫鄂挺进纵队在日寇扫荡和国民党第六纵队追剿下，主动撤离八字门，被迫转移到小焕岭一带坚持开展地方武装游击战争，以牵制国民党视线，让大部队北渡黄河，投入三大战役。

以挺进纵队为主力的新四军五师，扎营小焕岭后，在开展武装游击斗争的同时，奉命在深山秘密执行印制边区钞币的特殊任务。正当李先念、陈少敏为印钞设备一筹莫展的时候，丁家冲五师留守哨兵捕捉到一消息：驻武汉日军在应城有一套旧式印钞机设备。

司令部经过精心谋划，由陈少敏政委亲自带队出山，找到应城抗日内线商议，决定密谋巧取印钞机设备。并挑选五师桂花冲训练班和大柳树塆洪山公学学员20余人组成的精干队伍，跋山涉水抄近道，用一天功夫赶到目的地，在应城抗日政府的配合接应安置下，以修筑工事名义，顺利将其混入日军工事劳役队。这些有备而来的特殊劳工，不到一周，很快掌握到了日军工事不少军事情报，摸清了辖区进出番号，以及印钞机存放地点，及时拟定了巧取时间、路线和接应方法。

10月中旬的一日傍晚，乘日军周末休整戒备松懈之时，特殊劳工们在陈少敏政委正确指挥下里应外合，不动声色地将印钞机偷移出了日军防地。然后经皂市水运顺利抵达京山，又通过拆卸驮运至小焕岭五师司令部王家冲唐家塆。两天后被装置在农户唐维善家厢房里。豫鄂边区建设银行印钞机，就这样轻而易举地不动一枪一炮地被陈少敏巧取偷袭得逞了。日军和国民党六纵队做梦也不知印钞机不翼而飞的去向，竟是五师官兵神出鬼没的搬到了小焕岭王家冲山坳内。

听说，印制建设边币的石印版有五块，呈青色，边币面额为100元，上刻“豫鄂边区建设银行”，下刻“中华民国三十三年（1946年）等字样。印钞机除印制边区币外，还承担着边区《七七报》印刷任务。

五师突围时，边币印刷厂厂长朱朝龙亲自带领警卫连将其埋入王家冲路边旱地（一个三亩左右的旱田）。

解放第二年（1950年）4月，县长彭友德奉命寻找豫鄂边区印钞机隐埋下落。并派小焕岭共产党员胡立朝负责督办，选派全乡（天子岗乡）20个青壮年自带干粮，从早上5点钟（一麻亮）义务清挖了一整天。口述者张祥举本人亲自参加了此次活动，当时，小焕岭还有张中才、张中贵、刘绍清、刘绍平等人也参加了挖印钞机的义务劳动。

第二天另派了全乡20余人将印钞机经龙泉转运出京山。由于机器设备笨重，抬至龙泉三组黄蹬河时，还不慎压死一个搬迁青年（龙泉村人）。最终将印钞机完整无损地交由地方政府转送给了国家博物中心。

新市镇

口述：张祥举（83岁）

整理：杨顺昌（新市镇退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