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沦陷后,日军为巩固武汉及其外围,派出第十六师团驻应城,同时伸出几支触角,一部进占宋河,一部进占皂市,一部进占罗汉寺。此时,国民党京山县政府经孙桥小花苑迁至京山北山向家冲一带。驻防京山县城的是国民党三十三集团军五十九军一个营,该部驻在城郊,作机动防御。日军占领应城、皂市、宋河之后,多次伺机进占京山县城。1939年1月15日,日军从宋河、皂市分两路沿京宋公路和皂钟公路奔袭京山县城,于子夜进占县城,日军进城时,守军尚未发觉。清晨,守军发现县城已被日军占领,遂退至孙桥一带。1月16日,京山县城陷落。先期占领县城的日军是骑兵,随后步兵、炮兵相继赶到,县城及周围赵家畈、任家畈、董家湾及城西北一些湾村都驻上日军。1月18日,日军进攻孙桥,国民党三十三集团军的三十八师一一四团,在樊仓山团长率领下,英勇阻击,另一个团也在侧后夹击,在孙桥黑冲一带打死日军200余人,打伤600余人,黑冲到处是日军的尸体,日军惨败退回京山城。经过两个月的对峙之后,日军于3月初发起了京钟战役。日军第十六师团的一三〇旅采用中线突破、左右两翼迂回包围的战术,中线沿京钟公路猛攻孙家桥一带,左翼沿襄河旧口进击,右翼一面佯攻宋(河)阳(三阳)公路两侧的许家寨、罗汉岭、仙人岭等国民党军队控制的山头,一面派千余骑兵由三阳店出发,穿过国民党正规军的防地,直插钟祥县城。3月5日,日军三路会师钟祥,钟祥县城陷落。至此,除大洪山部分山区外,京山东南、西北、中部及襄河以东沿岸全部沦陷。京、钟沦陷后,国民党部队退守于大洪山主峰周围,靠控制大洪山制高点与日军对峙。日军则推行“公路为链”“据点为锁”的“囚笼”政策,在宋(河)应(城)线上的三阳、宋河、贾店、罗店、许坝、田店等地设立据点,在皂(市)钟(祥)线上的皂市、汤池、九里岗、永兴、京山城设立据点,在汉宜线上的钱场、雁门口、永漋、罗汉寺、旧口等地设立据点。日军占据的宋应路、皂钟路和汉宜路这三条公路线,把京山与相邻县域分割为京安(大山头)、京北、京钟南山、天京潜(永漋河地区)几大块。在京山、钟祥即将沦陷之际,1939年2月21—23日,新成立的中共鄂中区党委在书记钱瑛主持下,召开了扩大会议,决定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在沦陷区,主要是应(山)、京(山)、应(城)地区。”3月,根据鄂中区党委的决定,成立中共京(山)应(城)县委,统一领导京山、应城两县的抗日斗争,刘慈恺任书记,易家驹任组织部长,李蔺田任宣传部长,徐履青任军事部长,汪心一任民运部长,陈玉虹为委员。县委机关仍以丁家冲、八字门、向家冲为活动中心,领导京山东南的曹武、石板河、天王寺、合兴集、徐店,西北的厂河、杨集、康龙等地及应城潘家集、长江埠、湖区等地的抗日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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