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京山(京北)县的财经工作

屈善星

抗日战争时期，党领导抗日军民，不仅用“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统一战线”这三大法宝从政治上、军事上战胜了国内外的敌人，而且用一系列的财政经济政策，粉碎了敌人的经济封锁，有效地推动了抗日根据地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保障了抗日军民的各种必需，在经济上有力地战胜了敌人，确保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中共京山县委和京山县政府在边区党委和行署的领导下，在十分艰苦和复杂的斗争环境中，认真执行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和边区据此制定的《施政纲领》等一系列经济政策，克服各种困难，筹措资金，开源节流，推动了全县抗日根据地工农业生产，支援了边区和全县抗日斗争的发展。

五十多年过去了，回顾和总结当年财经工作的历史进程和工作经验，发人深思，令人回味，或许对今天的经济建设，不无裨益。

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京山，乃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1938年秋，鄂中特委成立，迁驻京山北山。以后鄂豫边区党委、行署，保安司令部及其所属许多机关、部队，在这里驻扎达七、八年之久。五师前身豫鄂独立游击支队及以后豫鄂挺进支队、纵队的兴起、壮大、整编都是在京山北山一带，这可以说是起了重要作用的一个地方。鄂中地区的游击战争，发起是在应城，但纵横驰骋，运筹帷幄则是在京山。”

从1938年12月到1942年秋，京山一直是全面指挥鄂中和鄂豫边区抗战的中心。马家冲、大山头、丁家冲、石板河、八字门、向家冲、大小焕岭，这些为边区和五师的干部战士所熟悉的地方，都先后成为首脑机关的驻地。为此，敌人对京山极端仇视，如眼中钉，肉中刺，经常进行疯狂的扫荡与围剿，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根据地人民生产、生活、生命财产，受到空前的大劫难，仅以1940年的“扫荡”为例，可见一斑。

1940年1月，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在八字门进军后，八字门就成为鄂豫边区党政军首脑机关及所属单位驻地。敌人妄图将鄂豫边区的这面抗日旗帜扼杀在襁褓之中。1940年10月3日，日军对这里进行了一次疯狂大“扫荡”。他们从南京调来一个师团，加上京钟、宋应线上各据点的日伪军，共计一万多人，分成几路，气势汹汹地向京北根据地开进，形成铁壁合围之势。在敌军到来之前，我边区指挥机关及当地群众早已坚壁清野，李先念司令员率领机关和部队跳到敌包围圈外面，敌人将八字门到丁家冲、石板河一带分割为3个“扫荡”区域，象梳子梳、篦子筐一样地对根据地进行严密搜索，烧杀掳掠，无所不用其极。敌军在各块安营扎寨，均设有电台联系，相机配合行动。一万余人的日伪军在八字门至石板河一线不到50华里的狭长地带，进行了7天7夜的大“扫荡”。而他们却连新四军的影子也没有找到。敌人恼羞成怒，在这一带全线纵火，山冲成为一条火龙，所有民房化为灰烬。共烧毁民房1000间以上，村庄化为废墟，田园尽成荒芜。

面对敌人对根据地的疯狂骚扰和破坏，为了医治创伤，恢复元气，使人民群众生产有劲头，生活有保障，京山县委和京山县人民政府在经济工作上首先抓了与群众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几个问题。

一是开展大生产运动。在边区党委和陈少敏同志的率先垂范下，首先在小焕岭示范，逐步向全县开展，以至向全边区推广。

大生产运动首先从开荒抓起，开展“一斗田”开荒运动。京山县从县到区、乡，各级干部战士，人人开荒种地。据当时统计，仅京南三个月，开荒面积就达600余石(近二千亩)。南山的部队也在枣树庙开荒300余亩。京山南山和北山的干部群众开荒1000余石(近三千五百亩)。京山历史上虽有三十六大堰，七十二名泉，但土地大部分还是靠天收，一遇干旱，就会颗粒无收。1941年至1942年，国民党向抗日根据地发起了第二、第三次反共高潮，又加上连年干旱，军民生活极其困难。京山人民在县委、政府领导下，开展了“千塘百坝”运动，开展水利建设，领导群众修堤打，开塘挖堰，疏通沟渠。1940年仅京南两个乡统计，兴修水利群众投工6000多个。京北军民共同开挖了八字门水漾泉，解决了下游上百亩田的灌溉问题。京北当年兴修的水利工程就可灌田600余石(近二千亩)。“千塘百坝”运动中，京山各地共修建了近十个较大的水利工程。京北县委和曹武区委组织在永兴芦关至郑家铺，苦竹洼至王家岭之间，开挖了两条五里长的水渠，更传为美谈。

大生产运动中，京山县党和政府还组织群众开展生产自救，缓解和解决敌人破坏和自然灾害给群众生产、生活带来的困难。1942年特大旱，军民生活异常困难，京山普遍开展借粮运动和“一把米”活动，号召殷实富户主动借粮，条件好的地方向灾区献粮，京山北山借出谷种100余石，全县各级干部也和群众一样开展“一把米”运动(烧火时先抓一把米攒起来，支援前方将士)，使根据地军民顺利地度过了春荒。

抗日战争时期，广大贫苦农民不仅遭受敌人“三光政策”的深重灾难，国民党苛捐杂税的如牛负重，还要受地主阶级和高利贷者的重租和重利的盘剥。为了减轻贫苦农民的负担，免受倾家荡产之苦，京山党和政府认真开展了减租减息工作。1941年进行试点，1942年逐步推广，1943年至1945年在根据地普遍实行。

1941年，京山县在东南乡石板河具体办点，开展减租减息。首先，根据地行政负责人带头减租减息，副县长黄定陆率先把家里的十几亩良田让给佃户耕种，再不收租；还把家里的积蓄捐给抗日政府。县区乡保中许多任职的进步士绅，深明大义，主动自觉减租减息，虽然干部带头，开始仍有一些难度。石板河乡有几个地主开始均思想不通，有的甚至态度较硬，不愿减租减息，经过说理斗争，均实行了“二五”减租，“分半”减息。该乡地主汪安逸有田60多石，额定每石田产谷十石，原来每石田收五石租，实行“二五”减租后，每石田只交二石五斗租谷了。京山县委在石板河街上开展减息，街上的杂货铺、绸缎铺、屠户老板过去放利加利、利滚利的高利贷，老百姓称之为“猴子上树”，开展减息后，这些债主也按标准实行减息了，年息都不超过一分，实行减租减息后，广大贫苦农民从心底里感谢共产党，极大地调动了他们参加抗日斗争的积极性。

京山党和政府根据实际，认为在根据地急需解决的第三个问题，就是要抵制和严禁敌伪钞票流通，实行使用边币，敌伪钞票的流通，忽涨忽跌，使农民吃了不少苦头。石板河附近的胡德勋用一年半时间喂养了一头大肥猪，很多人来买，他都不卖，应城长江埠的屠宰商从武汉得知储币马上要大贬值的消息后，连夜赶来用835元的高价买跑了。弟弟胡德兴知道后，说他上当了。他跑到石板河街上，都说储币壳子不值钱了，一些铺子很早就关了门。他卖了一头肥猪的钱，只买了半斤盐、十盒洋火(火柴)、十只洋线和几根洋蜡烛，怄得他几乎吃不下饭。

为了把钞票使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1943年，京北县委书记王家吉和县长黄定陆写信向鄂豫边区主席许子威求援，借一万元边币作为周转金。并配备专职干部专抓这一工作，调富有财经工作经验的财宝乡分区委书记徐东升为供给科长兼供销社社长，要他做好两件工作。一是在合兴集、石板河、曹武街三个地方成立群众性的代购代销店或行栈，经营日常生活用品、急需物资、土特产品及办公用品，医药卫生用品和农民需要的农业手工用品；二是派人到应城买回一批盐，保证军民生活供应，运用抗战初期京应县的关系，由县财粮科干部屈善星带领几个人到应城潘家集找潘兴发购买5000斤食盐运回京山向畈易家湾保存；又从宋河购回3000斤食油，也运往易家湾保存，还通过云梦县道人桥胡发友到汉口买回牙膏、牙刷、肥皂、毛巾、药品和纸张等日用品。有了这些，对于稳定根据地的经济秩序，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起了重要作用。

在货币流通上，只准使用边币和银元，不用其它票子，边币和银元按一比一的比价使用，严禁敌伪钞票在根据地流通，有力地防止和打击了外地投机商贩到根据地套购土特农副产品坑害农民的罪恶活动。

要抓的主要工作

京山县党和政府在财经工作中，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和边区的有关指示精神和方针政策，在实践中深刻认识到，既要解决根据地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问题，还要广辟财源，增加收入，解决抗日军政机关和上级部门的经费开支问题。他们主要抓了以下几项工作：

一、查田定产。抗战头几年，农民交田赋，按上册田亩平均摊派，就是县把任务分到乡，乡分到保，保分到甲，甲分到户，这样层层分配任务的方法有两个明显的弊端：一是任务多少，有人为的因素；二是分配任务时数量没有与土地的实在面积、土壤肥瘦挂勾，形成了佃农负担重、地主负担轻的严重不合理现象，群众反映强烈。农民刘天发拉着税干邵庆瑜说，他有三石八斗五升田，分配的任务是287元(重庆的纸币)；秦福兴(地主)自种好田十八石五斗，请三个长工，还出租十四石六斗田，他只交田赋款356元，只比我多交69元，你说这公不公平，合不合理?

针对这个问题，县政府组织财粮税科的干部进行认真讨论，大家都说，征收农业税，要以田地数量为基础，亩产多少为根据，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县政府决定在根据地开展查田定产工作，即丈田登记，定产纳税，县确定副县长黄国振专门负责这个工作。各区乡也确定一名副职领导这个工作。在具体工作上，县委提出几项明确要求：一、深入宣传查田定产，做到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二、查田定产按三等九级的标准，把田亩产量、田块座落，以保或甲行政单位，张榜公布；三、要全县平衡，不能有区域性的畸轻畸重，造成不合理负担；四、田赋税率坚持掌握实事求是就低不就高的原则，不准超过群众的实际承受能力；五、坚持走群众路线，不准强迫命令，关门造册。每年秋收前，依靠基层乡保甲干部和老农代表，进行一次复查定产纠偏，和因灾减免工作之后，方可定案具册计征。

1943年农历正月初二、初三两天，在县政府机关驻地汪家台召开了查田定产试点工作经验汇报会，石板乡副乡长汪济川、财宝乡副乡长张德宽、曹武乡副乡长孙筱山先后发言，讲作法，谈经验。财宝乡乡长张德普十分重视试点工作，开始选择合兴保作为试点，因为合兴街是个小集镇，年年腊月，敌人常来骚扰打捞，很不安全，于是选择安全避嫌的基本根据地大堰保做试点。这次试点汇报会上，大家讨论制定了查田定产的初步标准：一、三等九级的具体标准为亩产360斤以上为一等一级，税率为8.8%；亩产325斤以下为二等一级，税率为7.8%；亩产为一百八十斤以下为三等，税率为4%。其余类推。二、一等一级田的标准为：(1)旱涝保收；(2)一年三熟(夏季一熟,秋冬两熟)；(3)干湿都能耕作，土壤疏松肥沃，适合各种作物生长；(4)花工投入少，收获产量高。三、等外级外田亩的标准为马肝土、死黄土、晒簸田、鸡园田、靠天收、渍水淹，广种薄收，多劳少收，新开荒地等各类田，种了增收归己，五年不纳税。

经过查田定产，不仅为今后纳税征粮提供了切实可靠的依据，还得出来了全县的几项基本统计。1943年全县16个乡148个保、1194个甲，27,185户，共有各种等级水旱田213,409亩，其中包括查田查出来的祠堂会田、清明会田、土地会田、观音祖师会田等3,608亩，还有112所寺观庙堂庵院田1,857亩。

查田定产以前，京山一年七万(银元)元的田赋公粮任务难以分配下去，分配下去了也无法完成，查田定产后，按田亩纳税，依率计征，却能完成十万O二千多元，超额百分之四十三，查田定产，公平合理，既减轻了群众的负担，又增加了政府的收入，皆大欢喜。

二、征收税款。根据上级指示精神，京山县把税收作为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也是财政工作的主要内容，各级领导非常重视这个工作，京山税收来源主要是两种：行商税和座商税。由于我占广大农村，敌占重要集镇和交通要道，敌我态势处于犬牙交错的特点，在工作上采取重点设卡和分散地随到随收的灵活机动的办法，保证了税收工作的顺利进行和按期完成或超额完成任务。

重点设卡。主要是在经济基础较好、税源较广的地方，这些地方的农村与敌占区的城镇经常进行商品流通，所以这里有征收行商税的丰富来源。从1940年起，在我抗日政府直接管辖的石板河、合兴集、曹武街设立税卡，选派斗争经验丰富、工作能力强的何金山、屈甫大、王乐山3人分别担任三地卡长，各带领3个税干，进行工作。这三个地方一年任务各为6000块银元。其他乡的税收任务视经济条件好坏、税源多少而定，一年300、400、600、80不等，皆为银元，除在根据地设立税卡外，在敌人占领的交通干线设流动税卡，因为这是商贾出入的要道，如北山的巴家冲，京皂公路的永兴、曹武一线，南山的斋婆店、湖山寺山口、赵家场附近。

不过在这些地方收税都是带武装的税干或由武装人员保护。

分散地随到随收，主要是指敌人占区附近或伪军驻地。到这些地方收税要高度警惕，乘其不备，收必有得。一次，税收员到敌占区永兴镇附近的源泉镇设卡收行商税，大约3个多小时就结束了，收的钱有边币、法币、银元，储币是伪钞不收，折合银元计630多元，满满地装了一篮子。对到这些地方收税的干部，领导也十分关心和爱护。宋河区委书记兼区长刘佑钧专门安排4个武工队员配合税干，在敌占区宋河镇附近大富水西岸一线，设卡收税，未出任何问题。

全县各级干部十分重视行商税的收入，行商税收入占全县税收的百分之二十五左右。座商税又称营业税，由税务机关向根据地内的手工作坊、百货铺店及服务行业征收，一般手工业优惠于商业，经营必需品优惠于非必需品。此外，还征收摆摊设点的营业执照税、屠宰税、烟酒税等。

收税标准依货物品种数量而定，对入境的急需生活品如食盐、糖、粮食等免税，对生活的必需品一般日用百货如毛巾、肥皂、牙刷牙膏等收百分之二至百分之十的税，对非生活必需品如人参、银耳、香肥皂、烟酒及迷信品等收百分之二十的税，有时甚至高到百分之三十。反之对出境物品，鼓励非急需品的土特产出境，对急需品和必需品则应缴纳高税或严禁出境。

三、培养干部，严格制度。随着抗日斗争的不断深入和抗日根据地不断扩大，财政经济工作日益显得迫切和重要。县政府从1940年起相继成立了财政科、粮赋科、税务局，挑选德才兼备、经验丰富的干部来从事这些部门的工作。为了提高他们的政治思想觉悟和业务工作能力，经常对他们进行业务培训和政策教育，使之成为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胜利地完成任务。1942年春，一些不法商贩趁国民党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疯狂骚扰我京山抗日根据地之际，想乘机混水摸鱼、长途贩运、偷税漏税。在这最严峻的日子里，全县33个税干，冒着生命危险，在武工队配合和群众掩护下，巧妙地避开了敌人，设卡收税，短短五天时间，共收税款2580元。

财经工作是一项重要的革命工作，工作单位，是政府的一个重要部门。全民抗战，穿衣吃饭，每一个铜板，都要用在革命事业上，千万马虎不得。在党的领导下，逐步建立和健全了一套完整的财政金融规章制度，区乡征收的税款，直接上缴县税务局，要一分不少，坚决不准动用，地方的每月经费开支，在县财政科领取。所以，由于大家觉悟高，制度严格，在抗战那样长的时间内，全县从事财经工作的同志，没有发生一起经济方面的问题。

取得的重要成绩

京山县财经工作处在敌顽的疯狂骚扰破坏，战争环境极端恶劣的条件下，工作是十分困难的。由于县委和政府的领导和支持，工作仍然取得了重要的成绩。

抗战开始时，我党在广大农村进行对群众的宣传组织发动工作，敌人占据了大小城镇和交通要道，不断对抗日军民和广大农村进行“扫荡”、围则、实行“三光”政策，使抗日军民很难立足，缺少吃的，缺少用的，还采用更为毒辣的经济封锁，不让日常生活必需品到根据地来，特别是人们日常生活急需的食盐，敌人严加控制，妄图困死我们，扑灭熊熊燃烧的抗日斗争的火焰。京山县党和政府坚决执行中央和边区有关财经工作的方针和政策，利用各种关系，正确地开展内外贸易，发展工农业生产，有力地粉碎了敌人的经济封锁，使根据地呈现一片生产发展，经济繁荣的喜人景象。我们不但有了自己的根据地，还有了自己的工业、农业、商业以及各行各业的建立与发展，敌人不但没有在经济上封锁住我们，反而让我们在它的头上套上了绞索，不让它的伪钞、日货在根据地流通、出售。粉碎了敌人的经济封锁，不仅证明了我们经济斗争上的胜利，也证明了我们政治上、军事上斗争的胜利。

通过认真执行党的经济政策，我们的经济基础大大加强，经济生活大有好转，但与日益发展的革命斗争需要，还有很大差距。因此，我们的干部和战士还是要过苦日子，穷日子，继续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优良作风。京北县1943年田赋收入102,456.56元，工商营业税和货物行商税35,000元，共137,456,56元。全县县区乡三级机关干部和武装人员共1223人，如果不采取收入打足，支出打紧，留有余地的办法，全县一年的税收，不够1000多人的开支，更谈不上上交边区和分区了。1942年全县24个起伙单位，除县政府机关的食堂没有突破预算计划外，其他23个都多多少少的突破了。按照这个指标，1000多干部一年的生活费就需115,9000元。为此，决定认真实行“供给制”，每人每月45斤米，2斤油，1.5斤盐，50斤蔬菜，1套寒衣，1床棉被，1床垫单，2双袜子，2双鞋子，部分战士也有相应的标准。这样精打细算，1000多干部战士一年生活费开支只需要48,910元，比原来减少开支近三分之二。还推广县政府机关食堂的经验，自己动手，种粮种菜。干部下乡，都要随手采野菜回来。因此，做好财经工作，既培养了干部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作风，也为抗日事业积累了大量资金。从1943年起，京北县每年要上交边区和分区共35,000元(银元)的任务得以完成或超额完成。

京山县财经工作的不断发展，工作机构的从无到有，工作队伍的从少到多，从弱到强，在党的领导下，组成了一个重要的战线，为抗日斗争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摸索出了一整套财经工作的规律，为党领导的财经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京山是个产粮区，以种水稻为主，但也有开展多种经营，各种土特产的丰富资源。抗战时期，京山的财经工作干部，深刻认识到这一特点，把征收税款与扶持生产广开税源结合起来。宋河秦家湾，历史上就盛产红灯笼辣椒，个大肉厚，6个就1斤，把里面的四条筋一抽出，可当水果吃。远近闻名，销路很好。为了扩大这种产品的生产，税干屈甫大、周登榜到这里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不断解决生产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为了防止病虫害，他们到山里摘老虎花晒干了碾成粉末，进行喷撒，效果很好，群众仿效,解决了生产中的主要病虫害的难题。他们为了给辣椒找销路，四处宣传，亲自当推销员，使外地贩子都来贩运，加大了红辣椒的销量，抓住了辣椒地冬播小麦的时间，受到群众的热情称赞。这种与群众同甘共苦的精神，把“发展经济”放在首位的思想，对今天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与指导作用。

(注)张执一：《抗日时期京山在鄂中的作用》原载《京山烽火》

左其义整理

1997年8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