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在京山县解放初期，京山县政府有三个年轻而又潇洒的小伙子，他们年龄相仿，性格相投，又是一同参加工作，关系自然十分要好。
那时候，整个县委大院就一辆自行车，这唯一的自行车大部分是这三个年轻人在骑。
如今，60年过去了。当时的三位年轻人都已经作古。只因为其中一个人的后代在他的父亲的墓志铭上写下了“这里长眠的可能是京山解放初县政府最早骑自行车的人”这句话，才引发出了本文的话题——
——追忆京山县已故的三位老干部
熊红在京山老乡中可谓大名鼎鼎。前些年他老爹熊笃仁病逝，熊红给他老爹写的墓志铭是：“这里长眠的可能是京山解放初县政府最早骑自行车的人。”
这里熊红用了“可能是”三字，那么这其他“可能”的人是谁呢？
这是60年前的事情了，考证辨清真相已不可能，但据我所了解的一些事实片断，还有另外两个人有“可能”。一个是涂家哲的父亲——已故的京山县老干部涂传宣；另一个是我的老师、华中科技大学教师屈高波的父亲——已故的原京山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屈以忠。在三位老干部中熊红的父亲熊笃仁位置居中，退休前是京山县林业局局长。
这三位老干部的儿子几乎都是我的铁哥们，所以我也非常熟悉、敬仰这三位老人，并同他们多有接触，对他们骑自行车的旧事偶有所闻。
由于本文叙事显得拉杂和缺乏条理，我不知怎么来拟定小标题，所以只得以大家熟悉的人物来牵出我要写的主要人物的线索，请各位老乡和读者朋友见谅。
涂家哲的父亲——涂传宣
涂家哲是我师范学校首届高考后第一届中文班的同班同学，还是我们班的班长。他家在杨集，我父亲在杨集供销社工作。一次暑假期间，我去看望父亲，到杨集卫生院涂家哲家去玩。在我们聊天正欢时，进来了一位个子不高、面孔黝黑、农民打扮的中年人。我听到涂家哲低声含混地叫了他一声。我暗自大吃一惊，没想到这位农民一样的人竟是他的父亲。
这是一个什么样结构的家庭呢？当时我虽然暗自纳闷儿却也不敢多问（估计父亲的事是涂家哲当时心中隐痛，不好向我透露）。不久后涂家哲对我说：“我家爹（外祖父）是二、三十年代的地委书记，和潘振武是战友。”我吓了一跳，潘振武可是原武汉军区政委，差点成了林彪死党。我不由得对涂家哲的家庭更感到神秘。
上世纪八十年代，涂家哲成了京山报社总编辑，我在京山电台任副台长，由于都分管各自单位的新闻业务，我们又是同学、好友，又都住在县委大院，几乎大部分时间又滚在一起。那是我们在京山最活跃、最愉快、最风光的一段时间。
这时候，我才知道涂传宣老伯早在五十年代，因为历史原因而受处分下放到农村当了农民。在一次和老人聊天时才知道老人原来和现在位的副县长屈以忠、县农办副主任熊笃仁是解放前后一起参加工作的同事。当时三个人在县委大院当通讯员，县委大院唯一一辆自行车就是三个人轮换骑。
“当时我们工作有干劲有活力，三个年轻人关系非常好，戴一样的帽子、穿一样的衣服，很引人注目，那真是赖蛤蟆挎腰刀——凶死鬼，走出去衣裳角都‘扫’（读第四声）得死人”。谈起当年的情景，涂伯不无自豪。
涂伯感慨地对我们说：“能够脱一场人生几多不容易呢？你们都还这么年轻，以后没准会碰到各种挫折，千万不要学我的软弱呀！”老人用他久经磨难的经历告诉我们，不管遇到多大的挫折，都要坚持，都不能丧失对人生的信心。
上世纪90年代，涂家哲在任京山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期间，毅然抛弃了当时大好的发展前途，来到了广东。本刊第一期编发的涂家哲《十年一觉南国梦》一文，记叙了他的这段心路历程，这里不再赘述。在那一段灰暗的日子里，涂家哲自己的彷徨和无奈，让远在家乡的涂伯老俩口十分担忧。一次我回京山，在街上碰到涂伯，他老人家竟然拉着我的手泣不成声。这种宣泄，既有对儿子放弃以前一切的惋惜，也有对儿子前途的担忧，同时也有对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的恼恨。老人知道我和家哲是好同学、好同事、好朋友，这一切又不想让外人知道，也只有当着我的面，才有机会宣泄一下。分别时老人擦干眼泪告诫我说，在家千日好，出门万事难。你和家哲都在外面，要多联系，多互相帮助，多互相鼓励，你们都还是有些本事的人，相信你们还是可以闯出一番事业来的。我噙着眼泪对老人点点头。
很庆幸家哲兄在那南国能坚守下来。
我曾问涂伯，当年的同事熊笃仁和屈以忠在京山都权位煊赫，您自己没有失落感吗？他说，自己能平反、落实政策都感激不尽了，还想那些事。各人有各人的命，如今儿女争气，自己俩老身体健康，已经感到很满足，不羡慕他们。
平凡的人有着不平凡的经历，却永远保留一份平凡的心态，实在难得。
熊红的父亲——熊笃仁
熊笃仁18岁就做区委书记，离休前是京山县林业局长。正科级干部做了一辈子，据说是离休后给了个副县级，这恐怕在京山县也是不多的了。
我和熊红是1981年同时进京山县广播站的同事。当时整个广播局也只有二十来个人，几乎每人都配有一辆自行车，广播局在县城大约要算最好的单位之一了。熊红是个浪漫多情的种子，我则是个墨守成规的人。虽然性格大相径庭，但这不影响我们的友谊而成为铁哥们。
由于经常到他家去，也认识了他的父亲——县农办副主任熊笃仁。他父亲那个时候给我的印象是一个性格随和、形象俊朗而又非常儒雅的人。我很羡慕熊红有这样一位父亲，他们父子俩的关系像朋友一样。不像我的老爹，一个准尉副排长转业的干部，却像自己是军长一样凶巴巴的，小时候我看到他真的就像老鼠见了猫。
我和熊红一同在华中科技大学新闻系毕业以后，他调到了长江日报社，我则回到了京山县广播电视台。这时候他的老爹是县林业局局长，老妈是县计生委副主任。由于熊红不在家，我还时不时到家里去看望两位老人。尤其是春节，不管熊红回不回家，我都去给两位老人拜年。与熊叔聊天时，印证了与涂传宣、屈以忠年轻时争抢自行车骑的事实不假。后来熊红写了一部害人不浅的狗屁小说，既让他京山的一帮狐朋狗友十分难堪，也让自己的老爹熊笃仁提前休息了。
上世纪90年代，策划人非常吃香，熊红知道我有些理论功底，便拉我到深圳入伙，说是要把我包装成“策划人他爹”。来深圳后我和熊红一起办杂志、搞策划，竟还有些红火。我虽然最终没有成为“策划人他爹”，却也在熊红的鼓动与策划下，写出了《中国名牌命运》这本畅销书，让我名噪一时。
当时我的老婆孩子还在京山，回家探亲自是不会忘了看熊红的爹妈。一次我去探望他们，熊叔压低声音问我：“汪在满，你跟我说实话，你们一年赚不赚得到百把万”。面对这个数字，我羞赧地摇摇头。
熊叔患了胃癌后，住在湖北省肿瘤医院，我去看他，可能由于刚刚发现病情，老人家的面色尚没有显示出明显的病态。聊了半天，老人又贴在我的耳边问我说：“你和熊红一年能不能赚个百把万？”我和熊红那时作为职业经理人，尽管当时的年收入与“百把万”相差甚远，但为了安慰病重的老人，我点了点头说：“嗯，差不多吧!”
熊红的父亲去世以后，我没能亲自回京山去送葬，要京山的朋友们代我送了花圈。熊红办完丧事回深圳后，为他父亲写墓志铭征求我的意见，他想写些什么“楷模”、“忠心耿耿”、“鞠躬尽瘁”什么的，我表示了不同意见。我心想，你老爹风流倜傥、一表人才，又做了一辈子的官，没准会有些什么事和这些用语不符合呢，那不让别人笑话，写这个合适吗？当然我又不好直说，就婉转地进行劝阻：这样写墓志铭是我汪在满的风格，而不是你熊红的风格。后来熊红告诉我，他给他老爹写的墓志铭是：“这里长眠的可能是京山解放初县政府最早骑自行车的人。现在，他走了，却把两个车轮子留了下来。”熊红对车轮子的解释是：一个是他母亲，一个是他们这些儿女。我听后不禁拍案称绝：“太好了，这才是你熊红的风格嘛！”
在他父亲烧“五七”时，熊红怕老人家在阴间寂寞，竟同在武汉高校当教授的两个妹妹共同给母亲（我叫的徐阿姨）做工作，要烧了几个“小姐”孝敬给老爹。徐阿姨则爽快地说，我没意见，你们多烧几个吧！徐阿姨年轻时也是貌美如花，且贤淑端庄，最大的特点是心平如镜，心胸宽广，不同凡俗，从这件事上就可见一斑。
这大约也是另类的熊红做的让很多人认为出格事的其中一件了，他一向是“我是流氓，我怕谁呀”。当然，熊叔在阴间不知道能不能收到，收到后应该很开心吧：儿子的“孝心”皇天可鉴，要是不笑纳还真对不住儿子。
屈高波的父亲——屈以忠
屈以忠是已故的原京山县人大常委会主任。他的长子屈高波是我大学时期的老师，虽然是师生关系，我们却像朋友一样相处；高波的弟弟少波是我在县广播电视局工作的同事，关系也不错。但我认识屈以忠则是在上世纪的70年代。
我16岁高中毕业后在生产队里做会计，那时县委书记赵成武在我们生产大队“蹲点”。1976年，毛主席逝世了，我们满怀悲痛忙完了秋收。按照粮食“跨长江、过纲要”的要求，我们小队的粮食总产必须达到60万斤。但秋收下来粮食入库只有44万斤，差好大一截子。当时的县委常委、县委宣传部长屈以忠召集我们会计开会，要上报总产数字。在我心中屈部长那可是好大的官呀！别的生产队的会计都是“老奸巨猾”，很快报完了数字，唯独我支支吾吾不敢报，因为数字悬殊相差太大了。没想到屈以忠的嗓门震耳欲聋：“这个数字都搞不清白，你是人还是鬼”。面对“大官”的怒吼，我吓得屁滚尿流，胆战心惊。看我年纪不大，他又换了口气但还是很严厉地说：“明天上午你必须搞得清清白白”。回到队里我问队长怎么办，没想到队长“怕”得比我更厉害。我建议找县委工作队员某某英商量一下，队长说你不知道哇，某某英同志前几天和公社某书记“打皮畔”被抓住了，现在被关着写检讨呢！我听了大吃一惊，某某英那么漂亮，还未婚呢，真可惜了。队长感叹道，这两个人也真是，毛主席才刚死，全国人民都悲痛，他们还在图快活，我看活该！我们商量了半夜，我想起某某英平常讲的“人定胜天；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一些话，我和队长商量决定豁出去了，先麻着胆子搞个56万斤的数字去“糊弄”一下再说（我77年高考离开家乡后，这个虚估的数字把接手的会计害惨了，他通过好几年冲账才抹平这个窟窿）。屈以忠对这个数字也没太挑剔，大约是想到自己前一天太凶了，笑着对我说：“我看你呀，是人小鬼大”。
我参加工作后到了县委大院，加上搞新闻，同屈以忠多有接触，当初他的雷霆之怒让我心有余悸，采访时都离他远远的。很久才感觉到，他压根儿就记不得我这个当年的“愣头青”会计了，近距离接触他的胆子才慢慢大了一些。我到华工新闻系读书时，通过邓以鹏（我和涂家哲的师范同学）介绍，认识了在华工新闻系当老师的屈以忠之子屈高波，我和熊红经常到他家蹭饭吃，同时也成了很好的朋友。
屈高波每次回京山我就到他家去看他，这样我跟屈以忠就不仅仅是“脸熟”而是很熟了，平常见面他会满面春风地同我寒暄一阵：“小汪，在忙么事，跟高波他们联系没有哇”。当初那个凶神恶煞般的屈以忠再也找不到踪影。
作为县领导，屈以忠讲话、作报告可谓刚气十足。由于文化不高，他作报告也闹过笑话。我亲自听过他在一次计划生育工作会议作报告时讲的：“每对夫妇只能生育一个‘鞋子’”（京山老乡都知道，我们京山话是把“鞋子”读成“孩子”的，他想“别”一点普通话却把意思弄反了）。还有京山的“笑话大王”李行楷讲的他老人家的一则笑话，在旅游中看到“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的著名诗句，老人边吟诵边赞美说：“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还有‘流’，嗯，好诗！好诗”！他的三字经断句法叫人笑破肚皮。当然这个故事演绎与加工的成分居多。
尽管屈以忠在他们三人中文化程度最低，官却做的最大，细想这也是有一定理由的。屈以忠声高嗓大，直言快语，敢作敢为，行事果断利索，比起一些瞻前顾后、畏首畏尾的知识分子干部，显得更有魄力，所以在那个年代这种干部还是有一定优势的。
我终究还是有些畏惧他的威严，关于他年轻时刚参加工作争抢自行车骑的事，我一直没有机会、也没敢问他。
不是结尾：阴间可能有官司
这世界还就是有些离奇，也许是老天爷也“捉弄”人。三个人中，阎王爷将官做的最大的屈以忠最先招去了，从18岁到退休做了一辈子科级干部工作的熊笃仁第二个逝世，几乎做了一辈子农民的涂传宣却是最后一个离世。
如今，三位老人已经作古，也都埋在了京山的同一块墓地。熊红如果不给他的老爹写这样的墓志铭，他们自己可能都忘了这码子事了。所以我猜想，面对熊笃仁子嗣的“如此张狂”，凭屈以忠、涂传宣两位老人的耿直脾气，焉能不拍案而起进行“究竟谁是第一”维权活动，联手围攻熊笃仁。
看来，三位老人在阴间的一场“嘴皮官司”在所难免：
涂传宣：熊笃仁，你凭啥说你是京山解放初县政府最早骑自行车的人，我记得那辆自行车是我去骑回来的，我才是这个第一哦！
熊笃仁：哼哼，传宣，你还吹牛。你也不想想，你那时候会骑自行车吗，上级拨的那辆自行车是你弄回来的不假，可你是推回来的。
屈以忠：我看哪！你们谁也别争了，那时候我好像是牵头的哟，我记得自行车回来后是我先骑的嘛！
当然，他们可能谁也说不服了谁。虽然他们的老伴如今均在世，相信三位老太太肯定也不知道真相。哦，对了，那时她们和他们应该还互不认识。
想到阴间可能发生这样的“维权”纠纷，我决定利用熊红好惹是生非而又争强好胜的性格，“捉弄”他为自己进行辩护和为老爹进行“荣誉捍卫反击战”。
没有想到熊红却用京山最土的话反击我说：哼哼！收起你那一套吧，想“忽”我的“洋盘”！屈伯和涂伯生前对我都蛮好，再说我用的“可能是”三个字，并没有很肯定，你把老子当“黄表灰”（二球货），想“咚”我上“尴尬冲”，门儿都没有。我为老爹写了一句墓志铭，如果在阴间还能引起三位老人的纷争，用人间的惯性让那个世界也运动起来，对他们也是一份“乐子”哦。
尽管如此，熊红为这个“第一”还是同我进行过一番探讨，熊红说，我老爹当时是负责搞采买的，应该是他骑的多一些。我说，骑得多并不代表是“第一个”骑。熊红说，是啊，我才加了“可能是”三字呀？
在一次酒酣耳热之际，熊红还补充辩解说，凭我爹年轻时的那个作派，对比他们三个人的爱好、秉性，尤其对新潮事物的接受能力，我爹应该是超过涂伯和屈伯的，所以这个“第一”最有可能的还应该是我老爹。
至此，我还是很有些认同熊红的分析，不知各位老乡朋友们认为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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