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记事起,父母的言行开始潜移默化地渗入到我的骨髓。成长中我逐渐理解,这便是家风:忠党爱国,孝亲敬老,厚道为人,勤俭持家。几代人形成并传承的家风,怎不让人常常迷恋家的味道亲人的味道?
——题记
父亲的味道
父亲的味道是陌生
小的时候,对父亲几乎没有什么印象。据说,1938年至1946年新四军五师北上,父亲都一直在丁家冲一带的根据地。1946年5月,五师突围后,国民党制造了一系列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干部的“白色恐怖”,根据地沦陷。根据上级指示,一部分武装人员上大别山(大洪山)或向卾西北转移坚持斗争,一部分地方主要领导“化妆突围”到外地由党组织安排隐蔽,一部分人员就地隐蔽或化为小分队坚持武装斗争。父亲在姑妈家躲藏隐蔽了一年多,直到形势有所好转,王家吉等领导指示他以“教书先生”身份,在曹武、汉阳等地开展原革命人员的联络工作。同时,引导学生懂得革命道理。1949年初,按王家吉等领导的指示,参加了迎接大军南下、解放京山全境的准备工作。解放初,父亲曾经任县政府督学,在王家吉书记亲自领导下,作为京山一中(初中及全县教师短训)初创的五个主要领导人之一,组织开展了学生招生、教师招聘、教材组织和开课教学等工作。此后,到永漋小学工作过二三年,就到县政府一些部门(局)工作。1960年以后,调京山一中工作,直到“文革”、离休、逝世。
在我的记忆中,在我小学快毕业的那年春天,父亲回过一次家。那天,我放学回家,见墙上挂着一个浅黄色的细帆布挎包,屋里有个人,正和左邻右舍的叔叔伯伯们说着话。母亲见我回家,忙说:“儿啊,这是你父亲”。我一声不吭,怔怔地站在那儿。父亲第一次摸着我的头笑着说:“哎呀,长这麽大,才认识我这个父亲哦”。这次,父亲在家里住了几天,还特地带了猪肉、猪油、红糖、糖果等当时还比较紧缺的东西。这也是我童年记忆中父亲唯一一次回家。父亲给予我的,是陌生的味道。就这次,他就开始了第一次家庭教育。他说:“小学语文不难,读熟会背好做到。但是,要真正做到爱祖国,爱劳动,爱科学,团结同学、尊敬老师不容易。要一辈子都做好更不容易”。还说了一些具体的道理。这给了我深刻的记忆。
父亲的味道是大爱无痕
随着年龄增长,我慢慢懂得了一些事情。知道了父亲和我为什麽陌生。父亲不是共产党员,他是由他的恩师王东明先生教育、介绍参加抗战和革命的。他能够到武汉读完初中,全靠王东明先生的资助。他有一批很要好的党员领导朋友。如王家吉、彭友德、谢威、李有为、屈萼、张先浩、张执一、黄定陆、吴传一等。在父亲逝世时,王家吉同志送了花圈,李有为同志从荆州地委赶来吊唁。还有些老战友发来了唁电。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土地革命时期,以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年代,或者有家不能回,或者想回没有家。历史,没有给予父亲陪伴家人和孩子的机会和条件。因为,他选择了跟共产党走的信仰,选择了抗日和革命的道路,选择了一切交给党安排。他干什麽都全心全意,都努力干好。他做过抗日工作,做过教育工作,做过商业工作,做过工业工作。他经历了战火的洗礼,经过了历次政治运动的考验,经历了许许多多艰难困苦和心灵折磨。但是,父亲从来没有怀疑过党,抱怨过党。
记得在“文革”最艰难的日子里,有近二年的时间,每月只发给他25元的生活费,加上瘫痪在床,日子十分艰难。有一次,我带了点炒米(米泡)去看他,他说“我很喜欢吃炒米,以后,每月给我送点来”。他说:“人,要学会经得起艰苦的考验,要能够依靠自己的意志克服艰难困苦”。当时,我还信以为真他爱吃炒米。后来才明白,那是赖以度日。1980年初,在党中央的关怀下,京山的“五师问题”得以全面落实政策。父亲也正式办理了离休,恢复了各种老干部离休待遇,还以高龄抱病之身,又做了县政协常委。几届县委主要领导都多次到家里看望他,问他有什麽困难。他总是说,“谢谢,谢谢,没什麽困难”。有领导提出,可以把扣了的工资补回来,他说:“像刘少奇主席这样的大领导,有多少人命都没了,能补回来吗?我要补这点钱干什麽呢?日子已经过来了嘛,就不添麻烦了”。父亲还告诉我:“人的一生,就几十年,过得出日子就行,为人做事,一定要清廉为本;还有一条重要的,是要教育后代跟上革命,成人自立”。听他的一些学生说,父亲一生从教私塾起,就好做善事,好多学生都得到过他的免费学习和一些资助。在曹武、源泉一带,父亲是小有名气的“教书先生”。有人还说,他是京山“八大才子”之一。这或许和他一生仗义疏财有关。革命以忠,做人重德,助人行善,这是父亲教育我的。他也以其一生做了典范。他也教育很多学生参加了革命。父亲给予我的,是大爱无痕的味道。
父亲的味道是高山仰止
“文革”初期,父亲受到冲击,被派到刘畈水库指挥部,任副指挥长。实际上,这只是一个名义了,基本上是离开京山一中副校长岗位,挂起来了。后来,我才知道,对父亲来说,也是一个保护措施。住房也调到老“人委会”(即县政府)大院靠西墙出西侧门就是大礼堂的一个小房子里,算是一个临时住所。有一天晚上,我去看他,他很高兴(也许,是弄来了收音机)。一边摆弄着一个矿石收音机,一边和我聊着他近期的生活。他告诉我:别看这个东西简单,却能收听到广播电台的新闻。想听中央首长的讲话和指示都很方便。他说:“这个运动可能还要有一些时间。要相信,有党中央在,有毛主席在,就有希望在。”他还要我加强时事政治学习,提高觉悟,跟上形势。他喜欢古典诗词,其中有一本《陆游诗选》,还是195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版本。这本书是这个时期他看得最多的文学著作。他摘录了不少,可惜后来弄丢了。后来,我在清理他的遗物时,在这本书中,意外发现一页卡片,上面就是一首父亲摘录的陆游《秋晚登城北门》诗:“幅巾藜杖北城头,卷地西风满眼愁,一点烽传散关信,两行雁带杜陵秋。山河兴废供搔首,身世安危人倚楼。横槊赋诗非复昔,梦魂犹绕古梁州”。陆游这首诗,表达了南宋主战派雄心空在,壮志难酬,忧国忧民的感怀。也许引起了父亲对“文革”时局某种忧国情怀的共鸣吧。
1969年10月以后,我们“老三届”都要“上山下乡”了。由于大姐夫李化春是国营总口农场的主要领导,已经“靠边站”,我只好选择回曹武同兴潘家场老家,我的小姐一家也在那儿。临行,我去看父亲,他叮咛说:“下了农村,就要一心一意做一个好农民。要吃苦,要勤劳。还要照顾好妈妈”。那时,妈妈已从大姐那里回到了老家小姐家。谁也没有想到,“文革”会持续十年!不久,父亲严重中风,右侧瘫痪。当时,我们也无法照顾他。父亲自己硬撑着,用左侧癫着爬着,努力做到生活自理。他那时已经回一中。住在离厕所约20多米远的一间不足6平方米的小房子里。白天人多,他就夜深后一点一点爬着到厕所去。我到一中后,住在我们隔壁的赵兴祥副校长告诉我说:“你不知道,那真叫惨啊”!当时,正是革命“战斗队”风起云涌,各单位专案组外调的高峰期。父亲瘫痪在床上,也要接待去去来来的各类材料调查者。多数只要口述,也有要书写的。父亲只得学着用左手书写。后来,那“左撇子”字竟然还很像样子了。时任新市镇党委书记的周克强同志(父亲的挚友)来看望父亲,了解情况后,就找到城畈的一个村小队长周伯,每天给父亲送菜来,还帮助收拾吃喝拉撒,时间一长,父亲和周伯成了至交。父亲瘫痪在床二十年,直到因病不治逝世。他饱受政治动乱的凄风苦雨,饱受病痛的长期折磨,但他始终牢记着日本鬼子铁蹄下的国仇家恨,始终坚守着一个抗战老兵的信念和操守,始终在心灵之峰飘扬着党的旗帜!我1978年到京山一中工作时,父亲就要求我写入党申请书。他说:“我是以知名人士参加抗日、参加革命的。其实,我也和王家吉同志们谈过入党的事。但那时他们觉得我在人民委员会工作一样革命,还有很好的影响力。现在,你不同了,你要努力工作,积极争取加入党组织”。在父亲的教育下,我于1984年“七一”前夕,在党旗下宣誓了。父亲很高兴。他说:“我没有实现的愿望,你实现了。你就要更加努力做一个好党员”。父亲的家教是严格的,父亲的身教也是严格的。面对任何困苦,父亲都是那样,爱国忠党,淡泊宁静,自强不息,像山一样挺立,像山一样坚定。这也是父亲给予我的高山仰止的味道。
母亲的味道
母亲的味道是甜蜜
在襁褓中的时候,这种甜蜜是天性使然。就是现在,偶尔看到婴儿安然地躺在母亲的怀抱,摸着奶儿,蹬着腿儿,咂着嘴儿,唬着声儿,享受着无言的甜蜜,也仿佛看到了自己儿时的影子,不免从心底涌起阵阵甜甜蜜蜜的涟漪。到二三岁的时候,依稀有了一些记忆,母亲从外面劳作回来,第一件事,就是一边抱起自己的宝贝儿子,亲上几口,一边解开胸衣,让鼓胀的乳头塞进小嘴巴。刹(霎)时,在欢乐的吮吸声中,甜滋滋的奶味儿向四周弥漫,麻麻细雾般,至今那股依稀的甜蜜依然在心海缭绕------到了四五岁,母亲的记忆清晰了许多。由于父亲自从1939年参加抗战开始,长期在外工作,我在母亲怀抱里长大,直到小学毕业。母亲没有文化,入夜,就讲着一些十分通俗的故事,如牛郎织女的故事,嫦娥和吴刚砍树的故事,还有本土徐狗山的故事。从什么时候开始断奶的?已经记不清楚了。只记得,边听故事边吃奶,慢慢就入睡了。梦中,母亲的味道也是香香的,甜甜的。
母亲的味道是苦涩
这要从父亲说起。我的父亲黄国振,1938年,经他的老师王东明先生和他的学生王家吉介绍,参加了中共京山县委领导下的抗日队伍。1941年任京北抗日民主政府副县长。主要以丁家冲、八字门等为根据地。也因此,我的家经常受到日本鬼子和伪军的搜刮、监视、骚扰。母亲的身上常常伤痕累累,并留下了枪托打出的伤疤。有时,家里的米粮被日僞枪光,只得向亲友们借粮度日。为了杀鸡吓猴,日伪军组织了强拆住房。把我家房子上的檩子、瓦条和部分能用的木料,统统搬到九岭岗修碉堡炮楼,残余部分,一把火烧了个精光,一个家成了一堆废墟。母亲当时有没有泪,我不知道,也没有问过。但我知道,也许正是这种磨难,让她学会了坚强,学会了忍耐,学会了无尤无怨吞折齿。在那个六十年代的困难时期,粮食十分紧张。我已经上永兴初中了。时兴背米去上学,自己下米蒸钵饭。为了让我吃饱,母亲总是让我多带些米上学,而她自己却尽可能找些瓜菜煮粥吃。隔壁大妈告诉我,在瓜菜不接的季节,母亲还把野菜弄回来,煮着吃。于是,我以后就偷偷地把装在袋子里的米弄出来一些。心想着,让母亲少吃点苦野菜。有时,我可以到县城父亲那里吃饭。我没有看到过母亲遭受日伪和国民党土匪打击的眼泪,但我知道,母亲的苦涩是深重的。我至今最难忘的,就是母亲苦涩的味道。
母亲的味道是幸福
回忆我的成长,有两点深刻地影响我的人生。父亲教育我,人生需要正义、睿智。母亲教育我,人生需要宽厚、善良。正是善良,母亲一生一切为着儿女,自己吃尽苦头,无怨无悔。正是善良,母亲满足于儿女成长,满足于粗茶淡饭,满足于逆来顺受、大苦无怨,满足于没有鬼子、没有烧杀抢掠,一家人围着桌子太太平平吃饭。在粉碎“四人帮”、改革开放后,我们一家人才第一次团聚在一起。母亲一生近80年,只有最后10年是儿孙绕膝、一家团聚。母亲脸上也常常带着幸福的笑。虽然,这期间我特别忙,忙工作,忙学习提高,忙学历考试进修。我有点理想主义,干事追求完美,有点工作狂。很少精心照料父母亲,一家的内务都交给妻子了。没想到,1987年春,母亲到武汉大姐那儿小住,意外摔断了大腿骨,由于年近八十,部位又不便手术,只好采取保守疗法。不料,在十个月后因肌体功能衰退而不治。记得,临终那天,我到床前看母亲,父亲用左手抱着她。她说,想吃红薯。于是,赶快买来红薯,蒸了几个,选了个细长点的,喂到她嘴边,她慢慢咽了几口,看样子也吃不下去了,我们赶紧喂了点水。她长舒了一口气,抬起一只手,紧紧拽着我的手说:“儿啊,我吃好了”。我也紧拽着母亲的手。我知道,这一松开,将永远拽不上了。母亲的手慢慢松下了,眼角带着安祥的笑意。我的眼泪刷地冒出来,可我深深记住了母亲临终用她的安详告诉我的,她晚年幸福的味道,虽然,这幸福饱含着母亲几乎一生的苦难与辛酸。我也没有想到,母亲临终想吃的竟然是红薯。这使我记起了在乡下成天吃红薯、吃南瓜、吃菜糊糊的时光。于是,任泪水静静流淌,也不知道有多少是辛酸,多少是悲痛,多少是一个忙忙忙,忙得不孝的儿子的悔恨。
妻子的味道
文静、内向、传统的味道
我应于1966年由京山一中高中毕业,没想到,因“文革”滞留二年后才以“老三届”的“大哥大”“上山下乡”,大学梦真成飞泡泡了。听说武汉的知青也到曹武下乡来了,我也就回到了小姐姐所在的我的老家,同兴潘家场。开始几年,我就如父亲告诫的,一心一意做一个好农民。见什么学什么,学什么会什么。栽秧割谷上水库,什么苦活累活都干过。我还能拉琴、吹笛子、编演节目。也组织过村里的公演,参加公社会演,到水利工地慰问演出。在地方,我也小有名气。一时间,也有不少好心人想为我介绍“对象”。我心存侥幸,想着不太久,有机会到什么单位干点事。也从没和哪个“相过亲”,倒也乐得轻松。一晃又几年过去,我到25岁了。队里有个老贫农找到我,想给我介绍。也许,老天有意,我看到母亲年纪一年年大了,成个家,生个孩子,可以让她不再到外面劳作。不是寻找爱情,而是寻找婚姻和家庭。这也是那个时代的某种特点。于是,约好在一个下午,老贫农陈伯带着我,走了约五里路,来到了花台山下的石桥村见面。听说,这女孩叫邹和平,比我小一岁,祖上家境不错,是有点教育与文化背景的“闺秀”。父母都是老师。见面是在她哥嫂家,一个简单的晚餐,几个简单的问答,好像双方都认可了。我的第一印象,女孩文静,话不多,两条齐胸的辫子,有点热眼。约好了一同到京山,我拜见她的父母,她见我的父亲。第二天,起了个早,又见面了。走到永兴,我东扯西拉找话说说,一路无多语。我想牵牵手,竟被冷落了,心中有点不悦。从永兴乘车到了京山,双方长者都还满意,“相亲”就这样定下来了。以后,我们有了一些互相往来,见见面,吃吃饭,计划了我要做栋过得去的房子。一年后,花了几千元,新房落成,我们结婚了。婚前,我再没有动过牵手的念头。这就是妻子给予我的,文静、内向、传统的味道。
勤劳、能干、吃苦的味道
结婚时,我都26岁了,我和妻子都是大龄晚婚。一下子,家里三个人过日子,三个劳动力,年终生产队“分红”,还有一千多元,在当时,这就是不错的了。那时,生产队实行“记工分”,上一天工,就记你的等级工分值。最好的工分值是10分,以下有9分、8分,直到5分。年终,按全年累计工分核实“分红”。每十分价值才几毛钱。一个壮劳力,一年才落下几百元。负担重的家庭都“超支”,年终还欠集体的钱。我和妻子都是最高等级。妻子做事特别“麻利”,栽秧割谷的速度是全队数一数二的“高手”,我也是顶尖的好手,但在这两件农活上拼不过她。七十年代中期以后,没有搞“割资本主义尾巴”了,农户可以养猪养鸡、割柴卖草,农闲时还放点休息日。那些靠山的超支户,就多养点鸡,拿鸡蛋到街上换些生活用品,日子好过多了。多数家庭都养年猪了,过年时,可以免税杀猪。当时难的是猪饲料。我三五天就弄一担水草,妻子切细,拌上谷糠,每年可以卖一头,年终还杀一头。多数农户都可以杀年猪,生活大为改善,大家都很高兴,从内心里感谢党的政策好。七十年代后期,每家还分了“自留地”,少的也要收几百斤稻子,农民开始过好日子了。妻子的能干、吃苦,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我们想用休息日去割一天柴草,卖到石灰窑上,弄点买小猪的钱。休息那天,我们早起出发,到三四里路的北山去,寻了个有茅草、有灌木丛的山坡,以草带棘,全力“拼搏”,我挑了九担柴草,到坡上坡下来回约三里的山下石灰窑卖了38元钱。这可是当时一个壮劳力一个半月的“分红”钱。这些柴草,少说也有一千多斤,几乎都是妻子割下来的,半个山坡上的草,割光了,中间还要协助我打捆。过了几天我到曹武街买了三只小猪,花了24元钱。好多好多事情,都告诉我,妻子不讲吃喝,不讲穿戴,不比繁华。她的似乎与生俱来的劳动天赋、干事能力,让我折服。她给予我勤劳、能干、吃苦的味道。
善良、孝敬、贤惠的味道
我的岳父岳母都是教师,也许,是一种教育环境和文化传统的影响,妻子为人善良,对老孝敬,对幼慈爱,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到城关工作,其为人广受好评。我们一家都到城关后,上有两个高龄老人,下有两个还小的子女,我父亲还长期瘫痪在床,繁重家务可想而知。妻子每天烧火打杂事事操劳,过日子精打细算。父亲活动不便,妻子每餐单独准备饭菜送到床上,被子床单常洗常晒,还定期为父亲擦背洗脚,几乎家庭所有脏活累活,全是妻子担当。她以自己的尽心尽力,忙忙碌碌,把一个六口之家打理得妥妥帖帖,温馨和谐。父亲的一些老战友常常当着父亲夸奖说:“黄老啊,你这个儿媳妇真不赖呀,打着灯笼都难找哦”。是啊!俗话说:久病无孝子,可我家是久病有孝媳。在一次全县评选“好媳妇”活动中,妻子经推荐和评选,荣登红榜。1978年,我从民办招工刚到一中工作时,工资很低,为了节约用钱,妻子坚持每月到银行存入15元,每周买点肉鱼,改善生活,在平房的后院,种了些小菜,养了几只鸡下蛋,生活上也精打细算。为了节约开支,孩子们的鞋子、衣服都是妻子动手做。妻还买回一台缝纫机,便于随时缝缝补补。有一次,儿子的两个裤膝处破了,儿子不愿补,妻子想法补成了二朵花,儿子很高兴继续穿。至今,这台缝纫机还放在房间里,像家庭文物一样,舍不得丢掉。也许,妻子是要存留一份曾经的付出和曾经的收获,存留一份可供记取的历史情感吧。为了买台电视机,妻子趁着暑假,托人从外面买来一车西瓜,在街上顶着暑热,卖了快一个星期,凑齐了几百元买电视机的钱,一家人看上了电视。最令我难忘的,是我考取全日制专科脱产两年进修和接着继续两年的本科函授学习。脱产进修不用说,家里一摊子事,全撂给妻子了。函授学习二年,我四个寒暑假都得到外地上课,平时,就更得忙于工作,没空顾家务事。记得有一年在宜昌莲沱学习,准备腊月二十八日课程结束后就赶回家,没想到,夜晚一个大雪,交通封闭,只好等大年三十,往家里赶。那时还只能走沙洋,在沙洋又要转车,到家已是晚上了,要指望我准备过年的什么,那可都不成了。是妻子,把一切都准备了。就是这样,妻子从1979年来到城关,到1989年左右父母亲相继逝世,妻子悉心照料四个老人和一双儿女,还要上班工作,却无怨无悔,默默奉献着。妻子给了我善良、孝敬、贤惠的味道。这味道,铭刻在了我的生命之中。
子女的味道
子女的味道是香甜
我和妻子于1972年10月结婚。1976年冬,我们的女儿诞生了。三年的等待,早就盼望这个宝贝了。我由父亲的儿子,升级成了女儿的爸爸。有新奇,有兴奋,有甜蜜。女儿圆圆的小脸蛋,圆圆的眼睛滴溜溜地看人,有时手舞足蹈,十分可爱。女儿出生时,正逢小雪节气,天也有意下了一场小雪,要爷爷取个名,爷爷就给女儿取名雪莉,大家都说这个名好听。其实,这个名,不只好听,也有挺好的含义:雪是结晶,雪是祥瑞。莉是芳香,莉是呵护。1979年夏初,我已经到京山一中工作。我们的儿子诞生了。应该说,儿子出生得正是时候。那时,机关已经开始宣传计划生育了,农村还没开始。一家人当然都甚是高兴。按中国文化传统,我家已经一子单传三代,现在又生了孙儿子,当然更是多了一些喜悦。儿女双全,爸爸的体味更是甜蜜。也乐得洗尿布,做杂务。说到洗尿布,觉得小事也挺有意思。开始没经验,像搓衣服一样,结果洗时沥乎乎的,大便入纱,难洗干净。后来,摸索了一套经验,先在清水中摆动,大便就自动脱落,再就很容易洗干净了。儿子取个什么名儿好呢?还是请爷爷定夺。爷爷想去想来,闹腾了一番,“就叫吉利吧!要是农村,叫个狗儿什么的,说无病无灾好长大。我们也图个好长大,能成器”。其实呢,这时期,父亲心情好。我已经从民办教师招到了京山一中,父亲在五师突围后的相关问题也得以澄清,确认了老干部“离休”身份。年底,母亲和妻子也接到京山,一家人算第一次有了团聚,六口之家,三代同堂,抚今追昔,高兴是自然的。而我,做了一双儿女的爸爸,看着儿女一天天长大,只觉得爸爸的味道是甜的,是香的。连孩子皮肤的味儿,也是甜甜的,是香香的。
子女的味道是责任
由于刚到京山一中不久,工作压力较大。那时,担任四个初中班教学,备教辅改考。同时,一中教学要求各方面都比民办要求高,特别是在正确性、规范化方面。这样,我就得自强不息,加强学习,干好工作。我的一家能有儿孙满堂的团聚,是粉碎“四人帮”后的新时代给予的,是党的好政策给予的,也是京山县县委政府诸多领导关怀的结果。一个做了爸爸的男人,最大的责任,首先是“忠”,忠于时代,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事业。回头看,我是努力的,工作态度,工作能力,教学业绩等也得到了领导和群众的认可,并逐步担任了一中中层管理工作。到1994年,担任副校长。1996年,担任了一中主要领导职务(直到2004年离开校长岗位,2007年离开书记岗位)。一个做了爸爸的男人,在事业上,要担当责任,担好责任,为孩子们做出榜样。在家里,也要有所表现。女儿上学前,由爷爷或者奶奶带的时间多,我没多管护。儿子1982年三岁上幼儿园时,主要由我接送了两年多,直到1984年暑期我离岗进修。为了接送方便,特意请时任副县长的周克强叔叔,“开后门”买了一辆“凤凰牌”自行车。每天八点上班前,我送儿子到县幼儿园去,顺路在三角洲的小摊上买两个小橘子,免得儿子看别的孩子吃零食,自己没有。下午去接儿子,又在那小摊上买一个橘子、两个小地瓜。回到家,给女儿一个橘子,给儿女每人一个小地瓜。小橘子一毛钱一个,小地瓜五分钱一个。到儿子也上小学,女儿九岁了。为了保证安全,又不特别需要接送,我们把儿女都送到了新市二小。后来,把儿女都送到了实验中学。高中,都进入了一中学习。由于我自己一直忙,忙工作,忙学习,忙自强不息,少有时间悉心辅导孩子们。我辅导学生很有耐心,可辅导孩子就不那么耐心了。记得有一次,女儿问我一道数学题,我一看,是不难的一个问题,心里有点发燥,一边说着解答方法,一边说“这麽简单的问题,上课听好就行啊”,“我们读书,有谁辅导过,都是自己学”。这几句话,可成了一道万里长城,从此,女儿,以至于儿子,后来都不问我了。每想起这事儿,就后悔不迭。为了弥补,后来,儿女们考大学,找工作,我都竭尽全力。现在,女儿在外地某高中学校工作,儿子在武汉某医院做医生,儿女们都结婚生子,我又升级做外公、爷爷了,他(她)们生活也不错,心里多了一些安慰。在某种意义上,子女的味道就是责任。似乎,尽了一些做爸爸的教育责任、生活责任,心里爽一些。回味子女们对爸爸的味道,是苦的,是辣的,也是甜甜的。
子女的味道是幸福
妻子是个“小世界”。子女们读书也好,工作也好,都希望近一点,在省内,在武汉。儿子到外地读了研究生,也有在外地就业的机会,妻子还是要求儿子回到了武汉。现在想想,这“小世界”也好,除了逢年过节都可以回家团聚外,儿女们周末,想回家看看,几十元的火车,来去方便。我们有事,或想孩子们了,随时可以去住几天。有人算了一个帐,一年和远方子女团聚一次,每次一个月,十二年才团聚一年。人一生,就只有那么几年时间与子女相聚。如此看来,还是妻子想得对。我们生病了,子女们抢着回来,嘘寒问暖,扶医买药。每年,冬衣夏衣,总要这样那样买回来。回到家里,他(她)们还买肉买鱼,炒菜做饭。一晃,儿女已经都过了“而立”,生活也算顺利。我们也赶上了好时代、好政策,国家繁荣富强,安定和谐,生活无忧,家庭幸福,子女的味道也是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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