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记事起，父母的言行开始潜移默化地渗入到我的骨髓。成长中我逐渐理解，这便是家风：忠党爱国，孝亲敬老，厚道为人，勤俭持家。几代人形成并传承的家风，怎不让人常常迷恋家的味道亲人的味道？
——题记
父亲的味道
父亲的味道是陌生
小的时候，对父亲几乎没有什么印象。据说，1938年至1946年新四军五师北上，父亲都一直在丁家冲一带的根据地。1946年5月，五师突围后，国民党制造了一系列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干部的“白色恐怖”，根据地沦陷。根据上级指示，一部分武装人员上大别山（大洪山）或向卾西北转移坚持斗争，一部分地方主要领导“化妆突围”到外地由党组织安排隐蔽，一部分人员就地隐蔽或化为小分队坚持武装斗争。父亲在姑妈家躲藏隐蔽了一年多，直到形势有所好转，王家吉等领导指示他以“教书先生”身份，在曹武、汉阳等地开展原革命人员的联络工作。同时，引导学生懂得革命道理。1949年初，按王家吉等领导的指示，参加了迎接大军南下、解放京山全境的准备工作。解放初，父亲曾经任县政府督学，在王家吉书记亲自领导下，作为京山一中（初中及全县教师短训）初创的五个主要领导人之一，组织开展了学生招生、教师招聘、教材组织和开课教学等工作。此后，到永漋小学工作过二三年，就到县政府一些部门（局）工作。1960年以后，调京山一中工作，直到“文革”、离休、逝世。
在我的记忆中，在我小学快毕业的那年春天，父亲回过一次家。那天，我放学回家，见墙上挂着一个浅黄色的细帆布挎包，屋里有个人，正和左邻右舍的叔叔伯伯们说着话。母亲见我回家，忙说：“儿啊，这是你父亲”。我一声不吭，怔怔地站在那儿。父亲第一次摸着我的头笑着说：“哎呀，长这麽大，才认识我这个父亲哦”。这次，父亲在家里住了几天，还特地带了猪肉、猪油、红糖、糖果等当时还比较紧缺的东西。这也是我童年记忆中父亲唯一一次回家。父亲给予我的，是陌生的味道。就这次，他就开始了第一次家庭教育。他说:“小学语文不难，读熟会背好做到。但是，要真正做到爱祖国，爱劳动，爱科学，团结同学、尊敬老师不容易。要一辈子都做好更不容易”。还说了一些具体的道理。这给了我深刻的记忆。
父亲的味道是大爱无痕
随着年龄增长，我慢慢懂得了一些事情。知道了父亲和我为什麽陌生。父亲不是共产党员，他是由他的恩师王东明先生教育、介绍参加抗战和革命的。他能够到武汉读完初中，全靠王东明先生的资助。他有一批很要好的党员领导朋友。如王家吉、彭友德、谢威、李有为、屈萼、张先浩、张执一、黄定陆、吴传一等。在父亲逝世时，王家吉同志送了花圈，李有为同志从荆州地委赶来吊唁。还有些老战友发来了唁电。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土地革命时期，以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年代，或者有家不能回，或者想回没有家。历史，没有给予父亲陪伴家人和孩子的机会和条件。因为，他选择了跟共产党走的信仰，选择了抗日和革命的道路，选择了一切交给党安排。他干什麽都全心全意，都努力干好。他做过抗日工作，做过教育工作，做过商业工作，做过工业工作。他经历了战火的洗礼，经过了历次政治运动的考验，经历了许许多多艰难困苦和心灵折磨。但是，父亲从来没有怀疑过党，抱怨过党。
记得在“文革”最艰难的日子里，有近二年的时间，每月只发给他25元的生活费，加上瘫痪在床，日子十分艰难。有一次，我带了点炒米（米泡）去看他，他说“我很喜欢吃炒米，以后，每月给我送点来”。他说：“人，要学会经得起艰苦的考验，要能够依靠自己的意志克服艰难困苦”。当时，我还信以为真他爱吃炒米。后来才明白，那是赖以度日。1980年初，在党中央的关怀下，京山的“五师问题”得以全面落实政策。父亲也正式办理了离休，恢复了各种老干部离休待遇，还以高龄抱病之身，又做了县政协常委。几届县委主要领导都多次到家里看望他，问他有什麽困难。他总是说，“谢谢，谢谢，没什麽困难”。有领导提出，可以把扣了的工资补回来，他说：“像刘少奇主席这样的大领导，有多少人命都没了，能补回来吗？我要补这点钱干什麽呢？日子已经过来了嘛，就不添麻烦了”。父亲还告诉我：“人的一生，就几十年，过得出日子就行，为人做事，一定要清廉为本；还有一条重要的，是要教育后代跟上革命，成人自立”。听他的一些学生说，父亲一生从教私塾起，就好做善事，好多学生都得到过他的免费学习和一些资助。在曹武、源泉一带，父亲是小有名气的“教书先生”。有人还说，他是京山“八大才子”之一。这或许和他一生仗义疏财有关。革命以忠，做人重德，助人行善，这是父亲教育我的。他也以其一生做了典范。他也教育很多学生参加了革命。父亲给予我的，是大爱无痕的味道。
父亲的味道是高山仰止
“文革”初期，父亲受到冲击，被派到刘畈水库指挥部，任副指挥长。实际上，这只是一个名义了，基本上是离开京山一中副校长岗位，挂起来了。后来，我才知道，对父亲来说，也是一个保护措施。住房也调到老“人委会”（即县政府）大院靠西墙出西侧门就是大礼堂的一个小房子里，算是一个临时住所。有一天晚上，我去看他，他很高兴（也许，是弄来了收音机）。一边摆弄着一个矿石收音机，一边和我聊着他近期的生活。他告诉我：别看这个东西简单，却能收听到广播电台的新闻。想听中央首长的讲话和指示都很方便。他说：“这个运动可能还要有一些时间。要相信，有党中央在，有毛主席在，就有希望在。”他还要我加强时事政治学习，提高觉悟，跟上形势。他喜欢古典诗词，其中有一本《陆游诗选》，还是195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版本。这本书是这个时期他看得最多的文学著作。他摘录了不少，可惜后来弄丢了。后来，我在清理他的遗物时，在这本书中，意外发现一页卡片，上面就是一首父亲摘录的陆游《秋晚登城北门》诗：“幅巾藜杖北城头，卷地西风满眼愁，一点烽传散关信，两行雁带杜陵秋。山河兴废供搔首，身世安危人倚楼。横槊赋诗非复昔，梦魂犹绕古梁州”。陆游这首诗，表达了南宋主战派雄心空在，壮志难酬，忧国忧民的感怀。也许引起了父亲对“文革”时局某种忧国情怀的共鸣吧。
1969年10月以后，我们“老三届”都要“上山下乡”了。由于大姐夫李化春是国营总口农场的主要领导，已经“靠边站”，我只好选择回曹武同兴潘家场老家，我的小姐一家也在那儿。临行，我去看父亲，他叮咛说：“下了农村，就要一心一意做一个好农民。要吃苦，要勤劳。还要照顾好妈妈”。那时，妈妈已从大姐那里回到了老家小姐家。谁也没有想到，“文革”会持续十年！不久，父亲严重中风，右侧瘫痪。当时，我们也无法照顾他。父亲自己硬撑着，用左侧癫着爬着，努力做到生活自理。他那时已经回一中。住在离厕所约20多米远的一间不足6平方米的小房子里。白天人多，他就夜深后一点一点爬着到厕所去。我到一中后，住在我们隔壁的赵兴祥副校长告诉我说：“你不知道，那真叫惨啊”！当时，正是革命“战斗队”风起云涌，各单位专案组外调的高峰期。父亲瘫痪在床上，也要接待去去来来的各类材料调查者。多数只要口述，也有要书写的。父亲只得学着用左手书写。后来，那“左撇子”字竟然还很像样子了。时任新市镇党委书记的周克强同志(父亲的挚友)来看望父亲，了解情况后，就找到城畈的一个村小队长周伯，每天给父亲送菜来，还帮助收拾吃喝拉撒，时间一长，父亲和周伯成了至交。父亲瘫痪在床二十年，直到因病不治逝世。他饱受政治动乱的凄风苦雨，饱受病痛的长期折磨，但他始终牢记着日本鬼子铁蹄下的国仇家恨，始终坚守着一个抗战老兵的信念和操守，始终在心灵之峰飘扬着党的旗帜！我1978年到京山一中工作时，父亲就要求我写入党申请书。他说：“我是以知名人士参加抗日、参加革命的。其实，我也和王家吉同志们谈过入党的事。但那时他们觉得我在人民委员会工作一样革命，还有很好的影响力。现在，你不同了，你要努力工作，积极争取加入党组织”。在父亲的教育下，我于1984年“七一”前夕，在党旗下宣誓了。父亲很高兴。他说：“我没有实现的愿望，你实现了。你就要更加努力做一个好党员”。父亲的家教是严格的，父亲的身教也是严格的。面对任何困苦，父亲都是那样，爱国忠党，淡泊宁静，自强不息，像山一样挺立，像山一样坚定。这也是父亲给予我的高山仰止的味道。
母亲的味道
母亲的味道是甜蜜
在襁褓中的时候，这种甜蜜是天性使然。就是现在，偶尔看到婴儿安然地躺在母亲的怀抱，摸着奶儿，蹬着腿儿，咂着嘴儿，唬着声儿，享受着无言的甜蜜，也仿佛看到了自己儿时的影子，不免从心底涌起阵阵甜甜蜜蜜的涟漪。到二三岁的时候，依稀有了一些记忆，母亲从外面劳作回来，第一件事，就是一边抱起自己的宝贝儿子，亲上几口，一边解开胸衣，让鼓胀的乳头塞进小嘴巴。刹（霎）时，在欢乐的吮吸声中，甜滋滋的奶味儿向四周弥漫，麻麻细雾般，至今那股依稀的甜蜜依然在心海缭绕------到了四五岁，母亲的记忆清晰了许多。由于父亲自从1939年参加抗战开始，长期在外工作，我在母亲怀抱里长大，直到小学毕业。母亲没有文化，入夜，就讲着一些十分通俗的故事，如牛郎织女的故事，嫦娥和吴刚砍树的故事，还有本土徐狗山的故事。从什么时候开始断奶的？已经记不清楚了。只记得，边听故事边吃奶，慢慢就入睡了。梦中，母亲的味道也是香香的，甜甜的。
母亲的味道是苦涩
这要从父亲说起。我的父亲黄国振，1938年，经他的老师王东明先生和他的学生王家吉介绍，参加了中共京山县委领导下的抗日队伍。1941年任京北抗日民主政府副县长。主要以丁家冲、八字门等为根据地。也因此，我的家经常受到日本鬼子和伪军的搜刮、监视、骚扰。母亲的身上常常伤痕累累，并留下了枪托打出的伤疤。有时，家里的米粮被日僞枪光，只得向亲友们借粮度日。为了杀鸡吓猴，日伪军组织了强拆住房。把我家房子上的檩子、瓦条和部分能用的木料，统统搬到九岭岗修碉堡炮楼，残余部分，一把火烧了个精光，一个家成了一堆废墟。母亲当时有没有泪，我不知道，也没有问过。但我知道，也许正是这种磨难，让她学会了坚强，学会了忍耐，学会了无尤无怨吞折齿。在那个六十年代的困难时期，粮食十分紧张。我已经上永兴初中了。时兴背米去上学，自己下米蒸钵饭。为了让我吃饱，母亲总是让我多带些米上学，而她自己却尽可能找些瓜菜煮粥吃。隔壁大妈告诉我，在瓜菜不接的季节，母亲还把野菜弄回来，煮着吃。于是，我以后就偷偷地把装在袋子里的米弄出来一些。心想着，让母亲少吃点苦野菜。有时，我可以到县城父亲那里吃饭。我没有看到过母亲遭受日伪和国民党土匪打击的眼泪，但我知道，母亲的苦涩是深重的。我至今最难忘的，就是母亲苦涩的味道。
母亲的味道是幸福
回忆我的成长，有两点深刻地影响我的人生。父亲教育我，人生需要正义、睿智。母亲教育我，人生需要宽厚、善良。正是善良，母亲一生一切为着儿女，自己吃尽苦头，无怨无悔。正是善良，母亲满足于儿女成长，满足于粗茶淡饭，满足于逆来顺受、大苦无怨，满足于没有鬼子、没有烧杀抢掠，一家人围着桌子太太平平吃饭。在粉碎“四人帮”、改革开放后，我们一家人才第一次团聚在一起。母亲一生近80年，只有最后10年是儿孙绕膝、一家团聚。母亲脸上也常常带着幸福的笑。虽然，这期间我特别忙，忙工作，忙学习提高，忙学历考试进修。我有点理想主义，干事追求完美，有点工作狂。很少精心照料父母亲，一家的内务都交给妻子了。没想到，1987年春，母亲到武汉大姐那儿小住，意外摔断了大腿骨，由于年近八十，部位又不便手术，只好采取保守疗法。不料，在十个月后因肌体功能衰退而不治。记得，临终那天，我到床前看母亲，父亲用左手抱着她。她说，想吃红薯。于是，赶快买来红薯，蒸了几个，选了个细长点的，喂到她嘴边，她慢慢咽了几口，看样子也吃不下去了，我们赶紧喂了点水。她长舒了一口气，抬起一只手，紧紧拽着我的手说：“儿啊，我吃好了”。我也紧拽着母亲的手。我知道，这一松开，将永远拽不上了。母亲的手慢慢松下了，眼角带着安祥的笑意。我的眼泪刷地冒出来，可我深深记住了母亲临终用她的安详告诉我的，她晚年幸福的味道，虽然，这幸福饱含着母亲几乎一生的苦难与辛酸。我也没有想到，母亲临终想吃的竟然是红薯。这使我记起了在乡下成天吃红薯、吃南瓜、吃菜糊糊的时光。于是，任泪水静静流淌，也不知道有多少是辛酸，多少是悲痛，多少是一个忙忙忙，忙得不孝的儿子的悔恨。
妻子的味道
文静、内向、传统的味道
我应于1966年由京山一中高中毕业，没想到，因“文革”滞留二年后才以“老三届”的“大哥大”“上山下乡”，大学梦真成飞泡泡了。听说武汉的知青也到曹武下乡来了，我也就回到了小姐姐所在的我的老家，同兴潘家场。开始几年，我就如父亲告诫的，一心一意做一个好农民。见什么学什么，学什么会什么。栽秧割谷上水库，什么苦活累活都干过。我还能拉琴、吹笛子、编演节目。也组织过村里的公演，参加公社会演，到水利工地慰问演出。在地方，我也小有名气。一时间，也有不少好心人想为我介绍“对象”。我心存侥幸，想着不太久，有机会到什么单位干点事。也从没和哪个“相过亲”，倒也乐得轻松。一晃又几年过去，我到25岁了。队里有个老贫农找到我，想给我介绍。也许，老天有意，我看到母亲年纪一年年大了，成个家，生个孩子，可以让她不再到外面劳作。不是寻找爱情，而是寻找婚姻和家庭。这也是那个时代的某种特点。于是，约好在一个下午，老贫农陈伯带着我，走了约五里路，来到了花台山下的石桥村见面。听说，这女孩叫邹和平，比我小一岁，祖上家境不错，是有点教育与文化背景的“闺秀”。父母都是老师。见面是在她哥嫂家，一个简单的晚餐，几个简单的问答，好像双方都认可了。我的第一印象，女孩文静，话不多，两条齐胸的辫子，有点热眼。约好了一同到京山，我拜见她的父母，她见我的父亲。第二天，起了个早，又见面了。走到永兴，我东扯西拉找话说说，一路无多语。我想牵牵手，竟被冷落了，心中有点不悦。从永兴乘车到了京山，双方长者都还满意，“相亲”就这样定下来了。以后，我们有了一些互相往来，见见面，吃吃饭，计划了我要做栋过得去的房子。一年后，花了几千元，新房落成，我们结婚了。婚前，我再没有动过牵手的念头。这就是妻子给予我的，文静、内向、传统的味道。
勤劳、能干、吃苦的味道
结婚时，我都26岁了，我和妻子都是大龄晚婚。一下子，家里三个人过日子，三个劳动力，年终生产队“分红”，还有一千多元，在当时，这就是不错的了。那时，生产队实行“记工分”，上一天工，就记你的等级工分值。最好的工分值是10分，以下有9分、8分，直到5分。年终，按全年累计工分核实“分红”。每十分价值才几毛钱。一个壮劳力，一年才落下几百元。负担重的家庭都“超支”，年终还欠集体的钱。我和妻子都是最高等级。妻子做事特别“麻利”，栽秧割谷的速度是全队数一数二的“高手”，我也是顶尖的好手，但在这两件农活上拼不过她。七十年代中期以后，没有搞“割资本主义尾巴”了，农户可以养猪养鸡、割柴卖草，农闲时还放点休息日。那些靠山的超支户，就多养点鸡，拿鸡蛋到街上换些生活用品，日子好过多了。多数家庭都养年猪了，过年时，可以免税杀猪。当时难的是猪饲料。我三五天就弄一担水草，妻子切细，拌上谷糠，每年可以卖一头，年终还杀一头。多数农户都可以杀年猪，生活大为改善，大家都很高兴，从内心里感谢党的政策好。七十年代后期，每家还分了“自留地”，少的也要收几百斤稻子，农民开始过好日子了。妻子的能干、吃苦，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我们想用休息日去割一天柴草，卖到石灰窑上，弄点买小猪的钱。休息那天，我们早起出发，到三四里路的北山去，寻了个有茅草、有灌木丛的山坡，以草带棘，全力“拼搏”，我挑了九担柴草，到坡上坡下来回约三里的山下石灰窑卖了38元钱。这可是当时一个壮劳力一个半月的“分红”钱。这些柴草，少说也有一千多斤，几乎都是妻子割下来的，半个山坡上的草，割光了，中间还要协助我打捆。过了几天我到曹武街买了三只小猪，花了24元钱。好多好多事情，都告诉我，妻子不讲吃喝，不讲穿戴，不比繁华。她的似乎与生俱来的劳动天赋、干事能力，让我折服。她给予我勤劳、能干、吃苦的味道。
善良、孝敬、贤惠的味道
我的岳父岳母都是教师，也许，是一种教育环境和文化传统的影响，妻子为人善良，对老孝敬，对幼慈爱，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到城关工作，其为人广受好评。我们一家都到城关后，上有两个高龄老人，下有两个还小的子女，我父亲还长期瘫痪在床，繁重家务可想而知。妻子每天烧火打杂事事操劳，过日子精打细算。父亲活动不便，妻子每餐单独准备饭菜送到床上，被子床单常洗常晒，还定期为父亲擦背洗脚，几乎家庭所有脏活累活，全是妻子担当。她以自己的尽心尽力，忙忙碌碌，把一个六口之家打理得妥妥帖帖，温馨和谐。父亲的一些老战友常常当着父亲夸奖说：“黄老啊，你这个儿媳妇真不赖呀，打着灯笼都难找哦”。是啊！俗话说：久病无孝子，可我家是久病有孝媳。在一次全县评选“好媳妇”活动中，妻子经推荐和评选，荣登红榜。1978年，我从民办招工刚到一中工作时，工资很低，为了节约用钱，妻子坚持每月到银行存入15元，每周买点肉鱼，改善生活，在平房的后院，种了些小菜，养了几只鸡下蛋，生活上也精打细算。为了节约开支，孩子们的鞋子、衣服都是妻子动手做。妻还买回一台缝纫机，便于随时缝缝补补。有一次，儿子的两个裤膝处破了，儿子不愿补，妻子想法补成了二朵花，儿子很高兴继续穿。至今，这台缝纫机还放在房间里，像家庭文物一样，舍不得丢掉。也许，妻子是要存留一份曾经的付出和曾经的收获，存留一份可供记取的历史情感吧。为了买台电视机，妻子趁着暑假，托人从外面买来一车西瓜，在街上顶着暑热，卖了快一个星期，凑齐了几百元买电视机的钱，一家人看上了电视。最令我难忘的，是我考取全日制专科脱产两年进修和接着继续两年的本科函授学习。脱产进修不用说，家里一摊子事，全撂给妻子了。函授学习二年，我四个寒暑假都得到外地上课，平时，就更得忙于工作，没空顾家务事。记得有一年在宜昌莲沱学习，准备腊月二十八日课程结束后就赶回家，没想到，夜晚一个大雪，交通封闭，只好等大年三十，往家里赶。那时还只能走沙洋，在沙洋又要转车，到家已是晚上了，要指望我准备过年的什么，那可都不成了。是妻子，把一切都准备了。就是这样，妻子从1979年来到城关，到1989年左右父母亲相继逝世，妻子悉心照料四个老人和一双儿女，还要上班工作，却无怨无悔，默默奉献着。妻子给了我善良、孝敬、贤惠的味道。这味道，铭刻在了我的生命之中。
子女的味道
子女的味道是香甜
我和妻子于1972年10月结婚。1976年冬，我们的女儿诞生了。三年的等待，早就盼望这个宝贝了。我由父亲的儿子，升级成了女儿的爸爸。有新奇，有兴奋，有甜蜜。女儿圆圆的小脸蛋，圆圆的眼睛滴溜溜地看人，有时手舞足蹈，十分可爱。女儿出生时，正逢小雪节气，天也有意下了一场小雪，要爷爷取个名，爷爷就给女儿取名雪莉，大家都说这个名好听。其实，这个名，不只好听，也有挺好的含义：雪是结晶，雪是祥瑞。莉是芳香，莉是呵护。1979年夏初，我已经到京山一中工作。我们的儿子诞生了。应该说，儿子出生得正是时候。那时，机关已经开始宣传计划生育了，农村还没开始。一家人当然都甚是高兴。按中国文化传统，我家已经一子单传三代，现在又生了孙儿子，当然更是多了一些喜悦。儿女双全，爸爸的体味更是甜蜜。也乐得洗尿布，做杂务。说到洗尿布，觉得小事也挺有意思。开始没经验，像搓衣服一样，结果洗时沥乎乎的，大便入纱，难洗干净。后来，摸索了一套经验，先在清水中摆动，大便就自动脱落，再就很容易洗干净了。儿子取个什么名儿好呢？还是请爷爷定夺。爷爷想去想来，闹腾了一番，“就叫吉利吧！要是农村，叫个狗儿什么的，说无病无灾好长大。我们也图个好长大，能成器”。其实呢，这时期，父亲心情好。我已经从民办教师招到了京山一中，父亲在五师突围后的相关问题也得以澄清，确认了老干部“离休”身份。年底，母亲和妻子也接到京山，一家人算第一次有了团聚，六口之家，三代同堂，抚今追昔，高兴是自然的。而我，做了一双儿女的爸爸，看着儿女一天天长大，只觉得爸爸的味道是甜的，是香的。连孩子皮肤的味儿，也是甜甜的，是香香的。
子女的味道是责任
由于刚到京山一中不久，工作压力较大。那时，担任四个初中班教学，备教辅改考。同时，一中教学要求各方面都比民办要求高，特别是在正确性、规范化方面。这样，我就得自强不息，加强学习，干好工作。我的一家能有儿孙满堂的团聚，是粉碎“四人帮”后的新时代给予的，是党的好政策给予的，也是京山县县委政府诸多领导关怀的结果。一个做了爸爸的男人，最大的责任，首先是“忠”，忠于时代，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事业。回头看，我是努力的，工作态度，工作能力，教学业绩等也得到了领导和群众的认可，并逐步担任了一中中层管理工作。到1994年，担任副校长。1996年，担任了一中主要领导职务（直到2004年离开校长岗位，2007年离开书记岗位）。一个做了爸爸的男人，在事业上，要担当责任，担好责任，为孩子们做出榜样。在家里，也要有所表现。女儿上学前，由爷爷或者奶奶带的时间多，我没多管护。儿子1982年三岁上幼儿园时，主要由我接送了两年多，直到1984年暑期我离岗进修。为了接送方便，特意请时任副县长的周克强叔叔，“开后门”买了一辆“凤凰牌”自行车。每天八点上班前，我送儿子到县幼儿园去，顺路在三角洲的小摊上买两个小橘子，免得儿子看别的孩子吃零食，自己没有。下午去接儿子，又在那小摊上买一个橘子、两个小地瓜。回到家，给女儿一个橘子，给儿女每人一个小地瓜。小橘子一毛钱一个，小地瓜五分钱一个。到儿子也上小学，女儿九岁了。为了保证安全，又不特别需要接送，我们把儿女都送到了新市二小。后来，把儿女都送到了实验中学。高中，都进入了一中学习。由于我自己一直忙，忙工作，忙学习，忙自强不息，少有时间悉心辅导孩子们。我辅导学生很有耐心，可辅导孩子就不那么耐心了。记得有一次，女儿问我一道数学题，我一看，是不难的一个问题，心里有点发燥，一边说着解答方法，一边说“这麽简单的问题，上课听好就行啊”，“我们读书，有谁辅导过，都是自己学”。这几句话，可成了一道万里长城，从此，女儿，以至于儿子，后来都不问我了。每想起这事儿，就后悔不迭。为了弥补，后来，儿女们考大学，找工作，我都竭尽全力。现在，女儿在外地某高中学校工作，儿子在武汉某医院做医生，儿女们都结婚生子，我又升级做外公、爷爷了，他（她）们生活也不错，心里多了一些安慰。在某种意义上，子女的味道就是责任。似乎，尽了一些做爸爸的教育责任、生活责任，心里爽一些。回味子女们对爸爸的味道，是苦的，是辣的，也是甜甜的。
子女的味道是幸福
妻子是个“小世界”。子女们读书也好，工作也好，都希望近一点，在省内，在武汉。儿子到外地读了研究生，也有在外地就业的机会，妻子还是要求儿子回到了武汉。现在想想，这“小世界”也好，除了逢年过节都可以回家团聚外，儿女们周末，想回家看看，几十元的火车，来去方便。我们有事，或想孩子们了，随时可以去住几天。有人算了一个帐，一年和远方子女团聚一次，每次一个月，十二年才团聚一年。人一生，就只有那么几年时间与子女相聚。如此看来，还是妻子想得对。我们生病了，子女们抢着回来，嘘寒问暖，扶医买药。每年，冬衣夏衣，总要这样那样买回来。回到家里，他（她）们还买肉买鱼，炒菜做饭。一晃，儿女已经都过了“而立”，生活也算顺利。我们也赶上了好时代、好政策，国家繁荣富强，安定和谐，生活无忧，家庭幸福，子女的味道也是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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